距长安三百里处右冯翊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县界之内，有一座风景秀丽、林深草茂的甘泉山，这本是秦朝离宫林光宫所在之地，或因山为名，故又称为甘泉宫。经过武帝建元年间大规模的修治，形成了周回十九里，宫馆台榭众多、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甘泉宫由于建筑于甘泉山中，周围林遮木掩，气候清爽宜人，武帝尤喜在每年五月至八月酷热袭人之时，到甘泉宫避暑休息，处理政务，接见郡国上计吏，接受诸侯王每年春正月的朝贺，宴飨外国来客，使甘泉宫成为除未央宫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到了武帝的晚年，更是喜欢长驻甘泉宫，而此时经常伴随武帝至甘泉宫者，自然是宠姬钩弋夫人了。
征和二年（前91）夏，武帝又一次离开暑热笼罩下的长安城到甘泉宫避暑。然而，这一次与以往却大不同，气候清爽宜人的甘泉宫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刚刚老年得子的喜悦心情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紧锁的眉头舒展。武帝如此心绪不定、烦躁不安是事出有因的。
多年以来，凭借文景时期积蓄的巨额财富，武帝奉行的是一条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有为”的治国之道，在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之后，同时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痛代价。到了武帝统治晚期天汉年间（前100-前97），国内政治局势已经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势，百姓大量破产流亡，聚众起事，呼啸山林湖泽的现象日趋严重，几乎遍及全国。史载是时“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群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者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面对着如此严峻的事态，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武帝一面派遣“直指绣衣使者”分赴郡国，督察地方大员严酷镇压；一面也思索着如何变革政治，施以仁政，给百姓以喘息休养之机。不过，武帝最初并没有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弦易辙，亲自实行政策的变革，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温谨”的卫太子的身上。尽管武帝嫌卫太子“材能少，不类己”，卫太子与卫皇后为此而常惶惶不安，但尚没有萌生更易太子的想法。武帝曾明确地向卫太子之舅、太将军卫青明示过这种愿望与设想，亦是为了安抚太子与皇后说：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与安排，因此，当卫太子“每谏征伐四夷”时，武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遣汝，不亦可乎！”然而，征和年间巫蛊之祸的突然爆发，彻底打乱了武帝的这一部署。
在巫风盛行的西汉社会，时人认为以巫术诅咒或以木偶人埋于地下则可以害人，即是所谓的“巫蛊”之术。最初，巫蛊之术只是流行于民间，后来传入宫中，成为后宫美人争宠相倾的工具。到了征和年间，“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结果由于后宫美人们“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而是时武帝正值年老多病，疑心颇重，忌讳甚多，曾昼寐时梦见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之，遂“疑左右皆为蛊祝诅”，于是穷治其事。
征和元年（前90），丞相公孙贺与其子太仆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次年春正月，公孙贺父子皆死于狱中，宗族尽灭。闰四月，卫皇后之女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因巫蛊之事被诛杀，成为达宦显贵之中巫蛊之祸的第一批牺牲者。自此，长安城、三辅乃至全国都陷入了疯狂追查所谓巫蛊之术的浪潮之中。武帝任命为人刻深的赵国人江充为专治巫蛊之事的使者，在江充的指使下，“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追治所谓巫蛊之事，其初始既是针对着卫氏外戚集团而来的。在巫蛊之祸的首批牺牲者中，丞相公孙贺是大将军卫青多年的挚友，曾数次随卫青出击匈奴，其妻即卫皇后之姊子孺，无疑是卫氏集团中一位重要的成员，至于阳石、诸邑两公主及长平侯卫伉与卫氏集团的关系则无需多言。而江充早就与卫太子结下了私怨，对此武帝本是十分清楚，却偏偏任命江充主治巫蛊之事，自己却在这一非常时期赴甘泉宫避暑，对于太子及皇后遣使请问一概不予回报，这对于卫太子及卫氏外戚集团而言，似乎都是某些不祥的征兆，客观上也为江充任意所为、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果然，在武帝离开长安后，江充更是无所顾忌，借口宫中有“蛊气”，率胡巫入宫大肆掘蛊，“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在这种形势下，卫太子既为江充所挟持，又无法亲赴甘泉宫见武帝自明心迹，情急之下，只好采纳了太子少傅石德的计策，收斩江充，焚烧胡巫，被迫发动兵变，与丞相刘屈氂指挥的汉兵激战数日后兵败，逃出长安后自杀身亡。卫皇后随即被废，凄惨地自杀，曾经声名显赫的卫氏外戚集团“悉灭”，从此彻底败亡。
经过这一巨大的变故之后，武帝痛定思痛，追悔往事，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亲自实行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三月，武帝表示：“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于是应大鸿胪田千秋之请，尽数斥逐为他求仙寻药而靡费无数财富的方士，显示出即将实行重大政治变革的消息。同年六月，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奏，请在西域轮台地区增派士卒，扩展原有屯田规模，继续修建亭障。尽管屯田与修筑亭障所需费用与士卒远不能与调集大军远征所相比，但是武帝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还是断然否定了桑弘羊的奏请，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罢轮台屯田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武帝在“轮台诏”中沉痛自责多年来连续对匈奴用兵，尤其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匈奴之后，“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有司又请增益民赋、士卒，“远田轮台，欲起亭障，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表示今后再也不忍听到这类建议。申明从今以后，不再出兵征伐；当今政务要严禁苛暴，擅自征赋，大力推行本农政策，制定“马复令”（一种优待民间养马者的法令），保持一定的常备武力以应付事变。武帝为了保证政策的转变，特意擢升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以表示思富养民之诚意；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推广一种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轮台诏”的颁布，很快使遍于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初步得到缓和。同时也表明，一个旨在稳定政局的重大转变终于由武帝亲自实施了，尽管这是在付出了巫蛊之祸的巨大代价之后。“轮台诏”所体现的“与民休息”的基本宗旨，作为“先帝遗制”，为昭帝、宣帝所继承，亦为日后“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