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遂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一百三十三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将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据整理者分析，这篇诏书就是武帝后元二年（前87）临终遗诏的抄写本，虽然抄录得不甚完全，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武帝临终前的真实心态。
这篇遗诏，语气沉重而感伤，“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绝矣！”统驭宇内长达五十四年的一代英雄之主，以如此伤感的口气道出生命末途的真实感言，不免令人深感悲切。然而，政治家本色在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帝在遗诏中谆谆告诫皇太子要善待百姓，赋敛有度，亲近贤圣，集聚良才，奉行名教，遵从祖制，忠实履行天子的职责。秦二世自取灭亡，断送祖先基业，应当时刻汲取这一教训。
这篇遗诏是武帝留下的最后政治遗产，寄希望于昭帝及辅弼大臣霍光等能够遵行遗诏，谨慎行事，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武帝这一希望并没有落空，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汉室中兴的新时代。
在战国时赵国故地的东北部，即今河北省的东北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设置一个河间郡。文帝十五年（前165），河间国复改为郡。景帝即位后，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在众多的诸侯国中，河间国只是一个不甚引人注意的小国，然而却因为河间王刘德“好学修古，实事求是”而一时间美名远播。刘德孜孜于收藏善书古籍，不惜以金帛重赏献书之人，以至“四方道术之人不远万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刘德谥号）”，一个小小的河间国所藏的先秦古文旧书，竟然能与中央朝廷相媲美。
不过，赵地终究不像齐、鲁地一样有着悠久浓郁的学术传统，在河间王刘德死后，继位的诸王多沉湎于酒色而碌碌无为，所精心培育的学术氛围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在历史上，赵地却是以盛出美女艳妇而闻名遐迩，所谓“赵女”与“郑姬”一样，则成为天下美女一个优雅的代称，是各国诸侯垂涎追逐的尤物。入秦为客的李斯，在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时上书秦王嬴政，即著名的《谏逐客书》说：“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将“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与“宛珠之簪、傅玑之珥”等同样令人心动的宝物相提并论，打动了喜好犬马声色的秦王嬴政之心，不仅使自己免于被驱逐的厄运，反而从此平步青云，进入秦国统治集团上层，得以尽情地实展自己的政治才华。
李斯所说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据说秦始皇的生母，原本是“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班固记述赵地风俗时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后宫”。入汉之后，美艳的赵女同样充斥着诸帝的后宫。文帝窦皇后、宠姬慎夫人、尹姬，武帝的宠姬王夫人、李夫人等均是出自于赵地的美女。
武帝十六岁即位，上天似乎对这位少年天子格外垂青，不仅给予他一个健壮的体魄，也赐予他一副多欲的情感，这与性格节俭谨慎的祖父文帝，行为中规守矩的父亲景帝大相异趣。早在武帝年幼之时，就曾留下了一段“金屋藏娇”的佳话，即位之后，对美女的追逐则更为炽烈。而在武帝美女如云、翡颤翠摇的后宫之中，出于赵地的王夫人和李夫人堪称宠中之最。王夫人之子刘闳于元狩六年（前117）封为齐王。在刘闳尚未封王之时，王夫人病重将死，武帝亲临探视。王夫人希望将爱子封在大都雒阳（今河南洛阳），但自从有汉以来，关中地区不分封诸侯王已成制度，武帝无法破坏祖制，遂以“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为由婉绝，并表示“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将刘闳封为齐王，满足了宠姬王夫人最后的心愿。王夫人卒后，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自称能降其神，于是“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使武帝居于他帐，遥望王夫人之貌。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境，更是勾起了武帝满腹相思悲戚之情。少翁也因为降王夫人之神有功，竟然由一个以鼓舌为生的方士，转瞬之间竟被封为文成将军。
王夫人、李夫人如此得宠，表明武帝对美艳的赵女情有独钟。在王夫人、李夫人去世之后，武帝虽然已经步入老年，鬓生华发，但对“北方佳人”的喜爱之心，并没有随着身体的衰老而稍有减退，反而似乎更加郁烈，于是，一个据说颇具奇异特征的美丽的河间少女又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之内。
武帝天性喜动厌静，对禁卫森严、礼仪周备的宫廷生活颇为厌倦，即位不久就与亲信近臣微行出游，走马南山，驰骋射猎，其乐融融。一生之中曾经多次巡行天下，周视郡国，遍览山川之秀美，探悉民间之风情，更是武帝乐此不倦之事。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武帝最为喜欢的则是东巡，那山势巍峨秀丽、一直被帝王视为封禅宝地的东岳泰山，与那据说为群仙所居，充满了芳草奇药的神秘的海上世界，是最为吸引武帝注意的一个地方。自从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在壮健之时首次登泰山封禅，直到征和四年（前89）以衰老之躯最后一次东巡的近三十余年间，曾经八次御驾亲临泰山封修，数次至海滨候仙，可见神奇的东方之地，对于热衷于求仙寻药的武帝充满巨大的吸引与诱惑。
在武帝每次巡行之时，除了侍从的文武百官及禁卫部队之外，一批据说具有奇异之方、可与神灵交通的方士，或是通晓占卜之术、能够预言凶吉的所谓望气者，则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善于揣摩人主之意，又巧舌如簧的方士及望气者，或是进献祠灶致福、辟谷却老之方，或是大言不惭地自称“常往来海中”，数与神仙“安期、羡门之属”相见，尽管其中许多人屡屡因骗局事败而身首异地，但是许多方士及望气者还是纷至沓来，“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以谋求高官与财富。或许就在太始三年（前94）之前，武帝又一次东巡路过河间国的时候，这些方士与望气者或是揣摩到了武帝对美艳的赵女的偏爱之心，或许是出于事先的某种精心安排以讨取武帝的欢心，一位善于观测星云变化而能预知凶吉的所谓“望气者”，断言在河间国的东北处有一位“养在深闺无人识”，前途贵不可言的“奇女子”。果然，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武帝的极大兴趣，急忙派出使者召“奇女子”前来晋见。
这位姓赵的河间“奇女子”，据说从小就喜欢“清静”，或云“少好学沉静”，曾经卧病六年，虽然日常饮食甚少，然而身态姿色却是“甚佳”，不过那双隽秀的小手（一说为右手）却从此紧紧拳握起来，再也没有舒展开来，似乎表明这位“奇女子”果然是与芸芸众生大不相同。当这位亭亭玉立的赵地少女奉命随使者来到武帝面前的时候，武帝伸出手出去抚摸这双紧紧拳握的小手，谁知奇迹顷刻之间出现，多年来那双始终紧握的小手立刻舒展开来，原来在这位“奇女子”的右手中紧握着一个玉钩。因为奇女子两手皆拳的缘故，故而得到一个“拳夫人”的美称。
这些见诸史籍、颇具传奇与美艳色彩的记载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与可靠性，今日已经无法得知。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幕武帝东巡巧逢“奇女子”的喜剧，或许是由一些扈从武帝巡行的大臣与“望气者”共同谋划，由赵氏女精心配合而共同完成的。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为武帝举荐美女，自然是一种聪明之举，不仅能博得武帝“龙颜一粲”，或许也包含着“即贵，愿无相忘”的冀望在内。其实，“拳夫人”除了这些出自于“望气者”口中的经历之外，其身世并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反而倒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苦伶仃的苦涩意味：“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除了这位身受被时人视为“诟莫大于宫刑”的父亲外，母亲及同胞兄弟姊妹均不见史籍记载。昭帝即位之后，只能追尊外祖父为顺成侯，外戚赵氏再无在位者。
在西汉都城长安城中，有一片“千门万户，不可记其名”巍峨壮丽的宫殿建筑群，这就是武帝晚年时宠姬拳夫人所居住的“钩弋宫”。由于拳夫人居住在钩弋宫，故又号曰钩弋夫人，亦作钩翼夫人。关于钩弋宫的得名，据说也与这位“奇女子”的经历有密切关系。《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引《列仙传》曰：“钩翼夫人，齐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东方有贵人气’。及到，姿色甚伟。帝披其手，得一钩，手寻下不拳，故名其宫曰钩翼宫。”《太平御览》卷173《居处部一》引文与此同。若据是说，钩翼宫之得名应与赵氏女初见武帝时手据玉钩有关，故命其所居之宫为名钩翼宫。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是为了强调钩弋夫人之得宠而多有附会。据《汉书·外戚传上》载：“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表明赵氏女初号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后才居住在钩弋宫，始号为“钩弋夫人”。《三辅黄图》卷三述未央宫诸殿时亦云其中有“钩弋殿”。似应先有钩弋宫，后有钩弋夫人之号。
按汉制，夫人是皇帝众多侍妾的通称，婕妤则是武帝时始置的称号，其地位仅次于皇后，“常从婕妤迁为皇后”。《汉书·外戚传上》曰：“婕妤视上卿，比列侯。”颜师古注：“婕，言接于上也；妤，美称也。”婕妤始置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出现于武帝中晚年似属无疑。武帝的宠姬王夫人、李夫人至死都用“夫人”的名号，显然此时婕妤尚未设置。见诸《史记·外戚世家》及《汉书·外戚传上》，始用婕妤之号的是在王夫人、李夫人死后，武帝的另一位宠姬尹婕妤，此外就是赵婕妤。拳夫人进宫后即被赐予婕妤的称号，显然是得宠于武帝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在佳丽云集后宫之中，以色事人者光凭着年轻美貌，就幻想长期得到皇帝的宠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能为皇帝奉献上一个天生贵胄的“龙子”，则是后宫诸佳丽固宠保位的最佳途径。出身微贱的卫子夫能够夺走“擅宠骄贵”陈阿娇皇后的宝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陈皇后“十余年而无子”，而卫子夫却在元朔元年（前128）为武帝生下长子刘据。刘据被立为太子后，卫子夫母以子贵，登上皇后的宝座。王夫人与李夫人之所以能够得到武帝如此的宠爱，除了自身美貌妩媚之外，她们分别为武帝生下了两位皇子，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钩弋夫人或许真有些“奇异”，据说在“任（通妊）身十四个月”之后，于太始三年（前94）为武帝生下了一子，是年，武帝已逾六十，在垂暮之年又喜得一“龙子”，自然是喜出望外。况且其母与十月怀胎分娩的凡女大不相同，妊娠竟长达十四月，武帝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高兴地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于是“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少子名弗陵，号曰“钩弋子”。尧帝十四个月而生的传说不见于先秦典籍之记载，可能是较为晚起的一种传闻。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述尧帝事迹时亦不载其事，恐怕是将这一传闻归为“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一类。直至魏晋时人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或从母姓伊祁氏。”才将这一传闻故事串缀得首尾俱全。
武帝是否真的相信少子是妊娠十四个月而生，或许这又是那些“望气者”编造的所谓“奇女子”故事的续编，这一点已不可得知，其实也并不重要。因为至少到了武帝晚年、昭帝出生之时，西汉的各种礼仪制度的设置已相当完备，后宫制度亦应如此。东汉卫宏《汉旧仪》卷下“中宫及位号”载：“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掖庭，访白录所录，所当推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罢，即留。女御长入，扶以出。御幸赐银环，令书得环数，计月日无子，罢废不得复御。”这是婕妤以下的嫔妃得皇帝御幸时的制度。钩弋夫人贵为可与皇后抗礼的婕妤，自然不在此制之列，其礼制可能更为尊贵，但也更为严格，尤其在涉及皇子出生时辰这样重要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搞错或误记。而武帝却坚持宣称“钩弋子”十四月而生，不过是反映出老父对少子一种尤为强烈的舐犊之情。这种感情对于所有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常情，武帝自然也不能超脱。但是，武帝终究是莅临天下的一国之君，父子亲情不可能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高祖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姬及少子如意，多次欲废除太子刘盈而改立如意，但由于群臣的激烈反对而未果，即为一显例。此时嗣君卫太子的地位已经确立多年，武帝又将刚刚出生的少子比之为古之圣王尧帝，将其母比之尧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慎之举。司马光为此而评论说：
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羔，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其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若是从“正名”的角度讲，在皇后、太子俱在的情况下而命名钩弋宫之门为“尧母门”，无论武帝出自于何种考虑，事实上必然会对皇后、太子的地位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确实如司马光所言“非其名”；但若将三年后发生的，从而导致卫太子之死、外戚卫氏集团彻底诛灭的巫蛊之祸，完全归于江充一类的“奸人”窥察到武帝“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之意，于是而产生“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则不尽然。事实上，巫蛊之祸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江充一类的“奸人”固然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却不是由他们所能决定和左右得了的，司马光此论似乎又有夸大武帝命名“尧母门”的过失之嫌疑。
然而无论如何，此时卫太子因与武帝政见存在分歧而产生罅隙，其嗣君地位已经出现某些不稳的征兆。史称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武帝“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当武帝每次外出巡视时，“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武帝）还，白其最”。而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特别是在大将军卫青死后，卫太子在朝臣之中失去了一位最为坚决、亦是最有权势的支持者，处境更为困难，“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在这种形势下，卫太子行事更加谨慎，常以“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以自慰；而卫皇后则“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已有的地位。是时武帝诸子之中，除了齐王刘闳已卒之外，其余三子似乎都存在着窥视太子之位的机遇。恰逢此时，“尧母门”中又走出了一位既深得武帝之宠、又同其母一样“奇异”的“钩弋子”，为武帝晚年的继嗣明争暗斗再增添上一笔浓重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