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把“加强中央集权制”列为了首要目标。他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把实权牢牢控制在内阁手中。他又罢免了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人才准备。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亦非常显着。他任用着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着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上述的一系列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
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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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封建社会，官员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回家守孝三年，称“丁忧”，服满后再回到朝廷任职。如果政务需要，无法离职，那么朝廷可以命令他素服办公，不必去职，移孝作忠，此为“夺情”。因古代中国讲求孝道，故“夺情”一般会引起严重的伦理问题，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逝，按规定他应回家守丧，但张居正认为此时变法正在展开，如回乡服丧，恐生变化。户部侍郎李幼孜为讨好张居正，上疏提出张居正不去职以素服办公。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等人亦先后上疏附和。明神宗和李太后也不愿张居正离职，遂决定让张居正遵旨“夺情”。
神宗怠政——曹署多空，政治腐败的年代
明朝国力的衰退始于明武宗，至明世宗、明穆宗时期进一步加剧。明神宗时期，因张居正辅政，励行革新，政治上一时颇有起色，国力也有所增强。张居正死后，明神宗长期怠政，朝政不举，国力进一步衰退。
公元1582年，明神宗开始亲政。他一度颇思振作，不仅勤于政事，而且还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事，对臣下的批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他便以种种借口拒不上朝，开始了长期怠政。
公元1586年9月，明神宗以病为由，连日免朝。他在给内阁的谕旨中称：“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暂免朝讲数日，静摄服药。兹当孟冬时享太庙，暂遣公徐文壁恭代。”
是年10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提出疑问，被责以悖妄，廷杖六十斥为民。直至11月13日神宗才出宫，在天坛祭祀天地，回来后在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此后，明神宗便一发不可收拾，怠政现象日甚一日。
神宗为什么怠政？
神宗怠政的原因有三。后宫生活过度，身体虚弱，此为其一；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此为其二；贪杯、吸食鸦片，此为其三。
公元1588年6月，神宗以“心肝二经之火屡动，头眩目烦”为由，传谕内阁罢经筵日讲。为免朝臣责难，他称：“奏进讲章，可不拘日期，每日写进，以备温览，待秋凉朕疾稍愈，仍赴讲筵。”此前已有卢洪春“廷杖、被贬”的例子在先，遂群臣虽有异议，但谁也不敢违背神宗的意旨。有的大臣沉默不语，有的大臣则表现出迎合之态。自此以后，罢经筵日讲就形成了惯例。
神宗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但是他怠政竟然长达二十八年。公元1560年以后，神宗彻底身居后宫，不仅不上朝，而且几年才见个别大臣一面。当时，如果有哪位大臣能面见皇帝，竟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若国家突遇大事，神宗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处理。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神宗怠政期间，政府“曹署多空”，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神宗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由此可以想见。
公元1620年8月，神宗于后宫驾崩，其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神宗一生逍遥自在，二十八年不理朝政，而明朝亦在这二十八年里走向了衰败，再无复兴的可能。明光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锦绣河山，而是老爹留给他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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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帝王大多暴虐、好色。说到暴虐，神宗绝对不及太祖朱元璋以及成祖朱棣，但在好色方面，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公元1582年的3月，他在民间大选嫔妃，仅一天就娶了“九嫔”。可能是因为神宗前半生享尽了“天下美色”的缘故吧，后期时，他对女色一点兴趣也无，竟转而玩弄起了小太监。当时神宗从宫中挑选出了十名长相俊美的小太监，被他封为“十俊”，专门供他淫乐。荒唐程度堪比当年的武宗。
魏忠贤专权——宦官为政，大明王朝苟延残喘
公元1620年，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就因病服用“红丸”而死，终年三十六岁。其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
纵观明朝历史，各种“奇才”皇帝层出不穷。朱元璋、朱棣父子以暴虐扬名古今；朱厚照的荒唐至今被人诟病；而对于朱翊钧的“怠政”至今依然争议不断……当历史的车轮驶至17世纪时，明朝又出现了“木匠皇帝明熹宗”。看来，明朝还真是一个盛产“奇葩帝王”的朝代。
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然而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仅对贤臣的劝谏充耳不闻，还把朝权交给了宦官魏忠贤。他自己则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仅喜欢当“木匠”，而且还当得很有“水平”，其作品很具有艺术特色。
据说，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够做出来。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且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
当“木匠皇帝”沉迷于他的“艺术”时，宦官魏忠贤勾结内外，将朝权尽揽手中，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谀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魏忠贤的丑恶行径，激起了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公元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大胆揭发魏忠贤的奸恶。无耻的魏忠贤立即向熹宗哭诉，大臣王体乾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然信以为真，反而下旨痛斥杨涟。
魏忠贤自此以后气焰更加嚣张，大兴冤狱，对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公元1625年，魏忠贤诬告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等六名东林党贪污腐败。此六人中，除一人自杀外，包括杨涟在内的其余五人皆在狱中被各种酷刑折磨致死。
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以同样的罪名、方式捕杀了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历史上称这两次大狱受难的东林党人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公元1627年8月，“木匠皇帝”明熹宗病逝，其异母弟朱由检即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朱由检素来对魏忠贤十分嫌恶，而东林党亦想趁权力更替之际，弹劾魏忠贤。遂东林党联合众多贤良之臣，列举魏忠贤十罪状，纷纷上书弹劾。思宗亦借机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全部逮捕治罪。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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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进宫前是个无赖混混，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有一次，他输得精光，最后把裤子都押上了，结果还是输。他不想光着屁股回家，就耍赖逃跑，被债主紧追不舍。魏忠贤穷途末路，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老子进宫做太监还你们钱还不行吗？”回到家，他就把当太监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竟得到了妻子与哥哥等人的支持。因为在当时的明朝，太监是十分吃香的“行当”。也因此，进宫需要关系、需要送礼，而魏忠贤家里很穷，最后他把女儿卖作童养媳，哥哥魏钊把地卖了，好不容易才进了宫。
清朝
后金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境内）女真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中。十岁时，他的母亲去世。由于努尔哈赤的父亲对继母宠爱有加，努尔哈赤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他便带着弟弟舒尔哈齐来到建州卫都指挥使王杲那里。
然而，王杲常常起兵作乱，明政府派李成梁发兵讨伐之。公元1574年，努尔哈赤与十岁的舒尔哈齐，在战乱中被当作王杲的家奴，成为李成梁军队的俘虏。努尔哈赤在明军中做事，渐渐得到李成梁的赏识，甚至被视为养子一般。
但是，努尔哈赤不想长久地在李家生活。公元1577年，努尔哈赤脱离李成梁，回到建州自立门户。
公元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正在寨中做客，也被乱军杀死。为了安抚努尔哈赤，明政府为其祖父和父亲的冤死平反，并赠送努尔哈赤马匹三十匹、敕书三十道，还让他世袭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之职。努尔哈赤虽然多了复仇的资本，但其实力仍不足以与明朝抗衡，便转而先攻打自己的仇敌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带着祖父和父亲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以追杀仇人尼堪外兰为借口起兵，攻打所有尼堪外兰所逃往的地方。同时，他的势力不断壮大，并在几年内征服了董鄂部、浑河部、苏克苏浒部、哲陈部和完颜部，统一了建州女真。但努尔哈赤深知时机未到，因此对明政府一直恭敬有加。明政府对他的军事行为也不加干涉，甚至在他统一女真之后任命他为建州卫都督佥事。公元1591年，努尔哈赤被提拔为建州左都督，同年，征服位于长白山的鸭绿江部。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叛。公元1619年3月，明政府派十四万军队讨伐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掌握战机，歼灭明军六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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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把战略重点从原先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反明上。公元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谓“七大恨”是：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闯王进京——攻陷大明都城的农民起义军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赋税沉重，土地集中于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之处，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公元1628年，山西发生灾荒，但官府仍向贫民催逼租税，最终激起民变。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人纷纷起义。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反，投靠由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号称“八队闯将”。
公元1633年，农民领袖王自用病逝。李自成收其遗部两万余人，后与张献忠联手将明将邓玘击败。次年，又于甘肃乾州（今甘肃乾县）将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公元1635年，明朝分兵陕西、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战败的起义军受到教训，决定联合彼此的力量。公元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其后，起义军于宁州（今甘肃宁县）、真宁（今正宁西南）等地先后击败明军。次年，高迎祥被俘杀害，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之后，李自成转战多地，攻取多座城池，并深得民众支持。
公元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自封为“新顺王”。3月，将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杀害。4月，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攻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陕西省。次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为“大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