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种境地：穿一件衣服，害怕不合潮流，说一句话，害怕说错而遭人笑话。在事情还没开始做之时，我们的思想便想到了事后，也许我们有想到事后欢庆成功的情景，然而我们似乎更“愿意”去想想失败后的悲惨境地：周围是人们那永远也改不了的嘲笑。我们因而恐惧，因而退缩。当时间的车轮飞快的驶过，我们为自己终于没有撞上“失败”的悲惨而庆幸，更为自己缺乏勇气而感到羞愧。我们似乎忘了，虽没有遭受“那件事”的失败，我们却已遭受了更大的“失败”。当下一次挑战来临时，我们仍旧只会选择“恐惧”与逃避。
失败者睡不着，因为他们担心会这样，而他们所以担心，正因为他们不睡觉；我们在那件事中失败，因为我们担心会这样，而我们所以担心，正因为我们“失败”。我们因看不到这一更本质的“失败”，所以根本谈不上将这一本质的与“那件事”上的失败加以衡量，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其中有个抉择的问题。我们就那么轻率的让一个还没发生的“失败”轻易地将自己击溃。我们向人们叙述那只是“可能”的失败，来为自己的逃避开脱，实际上，却在向人们证明着你更大的失败。我们缺乏勇气，缺乏信念，我们在害怕着一个不一定出现的事物。可笑中，我们一生平庸，碌碌无为。
如果我们对自己严厉一点，便会发现“恐惧”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缺乏自信和勇气。每一次的恐惧，我们都能将之消灭，为何？因为我们可羞地逃避了！我们为什么能逃避呢？
因为我们有路可选择，有地可避！
因为我们慈悲的心总能谅解自己无能的退却！
因为我们时刻都在为逃避作准备！
这就是我们，“恐惧”的懦弱者，在我们的背后有舒适的处所让我们依靠，“哪里好也好不过家里。”屈原“穷极”才思家，而我们，些许的恐惧，便让我们找到了缩头的借口。
记住，我们最大的荣光并非绝不殒落，却是在于每次我们陷落时重新站起。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当失败已不重要，我们便重拾了丢失的勇气，满怀着信念，我们追逐人生的“经历”。
当人们问贝利：你对自己进的哪个球最满意时？贝利回答说：“下一个球。”没有人称其狂妄，人们看到的只有他的大将风度。贝利没有恐惧，他甚至没将以前的成功放在眼里，对多少人而言，那是多好的“避风港”，然而对他而言，那只是“过去”。他说出这句话时，已经切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往前冲；他既然已经“夸下了海口”，就已表明他并不在乎别人将如何看待他“可能”的失败。而事实上，他想到更多的是“我能成功”——即是“成功，更不是“失败”。他心里只有勇气和信念，而不是装的幻想式的欣喜或沮丧。
这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球王贝利。
卡耐基说：“只要下定决心克服恐惧，便几乎能克服任何恐惧。因为，请记住，除了在脑海中，恐惧无处存身。”
“害怕时，把心思放在必须做的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
至此，我们已经听了很大一堆的“教条”，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勇气，象贝利这种人的“狂傲”，是有其实力为基础的，而我们……，我们害怕，并不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窝囊，我们只是深知自己就只有那么一些斤两。这叫“善自量力”。
如此，我们便真是太可悲了。艾琳诺·罗斯福曾说：
“不经你的同意，没有人能使你自觉低劣。”
而我们竟然就同意了。想想吧，我们是如何得知自己“缺乏足够的实力”的呢？我们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事，然而我们竟知道了自己与这事“不配”。当我们对“不可以貌取人”大点其头时，却不知是在嘲笑自己。我们的实力在实践中体现，也在实践中得以加强。以一个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判断，来作为自己逃避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不负责任。
“失去金钱的人损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损失极多，而失去勇气与信念的人损失一切。”信不过自己的实力，你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童。
医学家证明：人脑的潜能只被开发了百分之一左右。潜能的开发，只能是对大脑的不断磨炼，这就是俗语所说的“脑筋越使越活”、“脑瓜越转越灵”。
最后，我们将致力于“逃避余地”的消灭。“余地”的存在，给了我们一种坚实的“后盾”感，人类的惰性便有可能勾结“恐惧”以达到其目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无处藏身，无可躲避，只有一条路，就是前进的路。而后面，只剩下悬崖。我们无路可退。我们是在冒险？没错。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常是愿意去做，并愿意去冒险的人。稳妥之船，从未能从岸边走远。
我们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在最后一刻，却想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能”恐惧，还在于我们“有时间”去恐惧。
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如何击溃恐惧，却偏偏身在其中而忘记了它，这一得力的“帮凶”。
然而，“时间”并不可怕，元凶已就擒，帮凶就简单了。我们只需：决定好行为的方向，然后遵循它；保持忙碌，使自己没空“恐惧”。
我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奔放。
22.为何一定要成方圆
为人处事，是不能拘泥形式的，该圆时圆，该方时方，需要有任意形状时，也无不可，这样才能做到圆润通达。
方圆的意思，就是中规中矩，它们是在圆规和矩形板的限制下画成的图形，代表着做人行事的基本规则。但同进，由于世事的千变万化，人的多样面孔，一个人为人处事总要能与外界相适应才成，一个面孔对外，完全的规规矩矩，一成不变，就会拘泥不化，作茧自缚。
孙武呕心沥血，着成《孙子兵法》，然而每次作战却都要脱离兵书，注意权变。赵括用兵，依葫芦画瓢，死守兵法规则，不知融会权变，20万大军战败被活埋，是势在必然了。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二者是相互统一的。必然性是本质，构成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规则和趋势，而偶然性则是事物发展中某一时空的具体行为，具备千变万化、灵活多样的特性，忽视偶然性的存在也就忽视了事物的个性，世界就会停止。孙武的用兵，能将规则的必然性与战术运用的偶然性灵活地结合起来，因而百战不殆。赵括的用兵则死守规则的必然性，因而只能纸上谈兵，一战而殁。
可惜，新时期仍然有那么多人在教条主义这些规则上大作文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集马列主义之大成，凝炼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文革”十年，愚忠的人们把他神化起来，把他的每一句话都作为行事的规则，利用作为“文革”斗争的工具，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80年代初，首钢开始第一例实行了承包制，前期给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很大的活力，于是企业界竞相效仿，许多国有企业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将承包制规则一成不变地搬过来，不做灵活的结合和深入地了解。13年后，首钢承包制以其一定程度的失败宣告结束了。一些企业却仍抱着这个不变的规则死撑着经济效益日趋滑坡的局面，而不知对承包制做一些自我发展。
规则的运用是灵活的，规则本身的发展也是不断变化的。新的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制定就是对规则发展变化的反映。同样随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对世事的洞察明朗，以前所订立的规则和遵循的规则也是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思维规则已远不够人类的行事需要，只能持之以恒，专注于“磨针”的事情，却不知道动动脑筋，采取别的更为快捷的方式。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做事象“磨针”那般，不知会误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我正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问题，如果我仍按照死守的原有政策规则，鼓励采用“磨针”的规则办法，那么等到磨成“针”时，那种高新技术早成旧石器时代了，何有它的产业市场，那真是贻笑万世了。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即指能够把握事情发展的规则，能够洞察当时的情势，并能据此结合自己所处的境地，采取权变之策，集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义无返顾地投入到社会发展潮流中开创一个崭新的天地，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俊杰。
规则源于生活，生活的多姿多彩也要求采取规则行事的灵活性。
小平同志创造了“三个有利于”，突破了原有的方圆框框，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大发展。我们为人处世不是也应该突破传统的束缚，只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成事、有利于人性的完善，我们又何尝要死守着方圆来蒙昧自己呢，为什么不懂得去放弃？
23.选择今天
失去了今天，你就永远不会拥有未来。
“理想者”立刻就拍案而起，怒斥“现实者”的目光短浅，人生目标的缺乏。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对未来的“自我设计”。在心的未来，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清晰，连最感人的细节都丝丝入目，所有的喜怒哀乐，他们在今天提前体验。而他们坚信，目标与理想给了他们今天的“坚定”，这些在他们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活灵活现，现实中他们却是活得最累，拥有最多牢骚的典型。
我们并非反理想者，因为我们是那么的热爱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们，他们那崇高的理想激励了多少青春年少的热血人儿。
然而，我们已经走到了九十年代，已经走到了世纪之交的路口，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改革之潮，市场经济逐步被确认和确立，“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不可避免的相应在心中兴起。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前两年报纸上连续开展了关于道德问题的大讨论，其本身便在暗示了新时期社会道德标准的混乱。当我们听到北京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80年代的大学生，我还佩服，现在的大学生，啥玩意儿呀？”
我们能不深思：社会的精英——大学生——都已到了这一境地了，更何况校园净土之外的人士？”
所以，我们的“理想者”已不再是我们所敬佩的“理想者”。大部分人想的是：我将如何达到一个显赫的位置。因而人们对未来的“自我设计”往往就是：从政与经商。记得以前大学时的一次英语讨论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在教师与经理之间作一选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经理，因为大家都认为经理不仅可拥有较多的金钱，还可拥有权力。而唯一的一位选择教师的同学则是这样阐述理由的：
“我认为，在未来的时间里，教师的待遇将会大大改善，其所能取得的金钱将越来越高。”
确实，当经济在世界范围取得其统治的地位，“赚钱”就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不是自命清高的蔑视这一无可非议的行为。我们只是关注拥有这一理想后，人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如何的逆转。
和平时期往往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为自己的未来设计。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观望着未来时，此时却已成为过去，而未来却成了今天。
“目的论”在古希腊时期便被提出并得以确立，一度取得统治地位。然而几百年前它便遭到了否定，在哲学界这是一件大事，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却仍然无法脱离“目的”的狭隘。我们为了寻找那个目的，苦苦地对未来思索着，康德对时间的结论似乎在此时显示了其合理性，他认为：
“时间只是一种主观的内在表现形式”。
因此，我们才能超越现在，步入未来，设计好自己的形象。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今天，遥遥地观望着未来的自己的形象，我们在今天为着那个形象苦苦奋斗，我们在因害怕无法与那个形象重合而深深忧虑，于是在奋斗中，我们多了几许挣扎的无奈。我们不时慨叹活得太累了，却没明白之所以太累是因为那个标志着个体对社会妥协的理想，是多么的与我们内心最底处，最本能的渴望发生冲突：无论金钱、地位、还是权力，都是社会表层的符号，而我们本能的要求远不是世俗的符号。
所以，我们活得太累，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并非我们所愿的，我们自以为成熟的目标，却是个体对社会的妥协标志。更何况，在成长的历程中，有多少不同的外界事物在影响着我们思想的轨迹，小时候曾做的科学梦，往往因资质所限，家庭之难而成为自己可笑的幼稚，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在世界上也不是鲜有其事。从幼小步向成熟，从校园步向社会，这中间社会人生经历的缺乏，本身就已注定了形象设计时的粗糙与脆弱。在被称为可塑造的年龄中，我们的思想是容易被外界所左右。即使当我们已经步入成熟，随着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世俗追求与崇高超越的碰撞，我们的理想也将不断的发生变化。于是在观望中，我们的目光游离不定，在观望时，我们的烦恼随之而来。
艾伯特·爱因斯坦毫不忌讳地在世人面前坦言：“我从不去想未来，因为它来得太快了。”而中国道家宣扬“无为以求心净”，这也是有其生活依据的。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强调的不去思考未来，尽力做好眼前的事。
乔治·麦克唐纳也说：“有道是，无人曾经陷沉于每日重负之下。惟有把明天的重负加在今天的重负之上时，那个重量才超过一个人所能忍受的限度。”
亨利·华兹华新·朗费罗在诗中写道：
“切勿信任将来，不论多美好”。
且让已逝的过去，埋葬它的死者；
要行动——在这鲜活的“现在”行动。
良心在内，上帝在上。
未来已不再受到关注，我们的要务不是望着远方模糊的事物，而是做手边清楚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未来迈去。我们深知：
“现在未能把握的生命是没有把握的；现在未能享受的生命是无法享受的；而现在未能明智地度过的生命是难以过得明智的；因为过去的已去，而无人得知未来。”
我们需要理想，但我们不能沉浸于理想，如果让未来占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生便葬送在对未来的幻想上了。歌德说：
“抓紧现在的时刻。每一种情况的忍耐，每一秒钟的忍耐，都价值无限。我们象一个在一张牌上押大笔赌注的人，一直在“现在”上押赌注，而且这不是夸张，我总是设法把赌注尽可能的押高。”
我们只要顾着那一分一秒；因为“小时”已经足够大了，它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所以我们不再观望未来，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选择今天，把握今天，走向成功。
我们以奥玛·卡亚姆的诗作为对自己的告诫：
“明日的命运，纵然你聪明，你却无法预言，也无法揣测；因此，莫虚度今天，因为它再不回来。”
24.学会舍弃烦恼
对生命而言，烦恼微不足道；砒霜过量，就是致命毒药。
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与烦恼结上了生死之缘，不死不休。或许，人生之所以多姿多彩，绮丽曲折；或平静如湖，或汹涌如海，正是因之有了紧张，因之有了烦恼。情感犹如画家手中的画笔，将枯燥苍白的理性世界涂抹得艳丽多姿，丰韵迷人。然而，这终归还是理性统治的时代，情感虽然狂野，却也只能长时间的充当理智的奴隶。这就是人们内心的等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