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的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的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
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战胜致病挫折的途径
动机概念包含着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挫折和冲突的概念促进了精神病病因的引发以及持续理论的揭示。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并非如此；某种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错误地将人分割开。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搞清楚这一点，就理所当然明白了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重要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基本需要——他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类似于一般意义上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让人反感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延伸的、象征性的价值意义。这样，某个被剥夺了想要吃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受到同样待遇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自然物质上的价值，而且还可能承载着心理价值。
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所谓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其他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有待探讨。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各类的动物中能清楚地证明这种个体的双重意义。例如，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支配地位。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顺从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甘愿服从你的支配。”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类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但另一类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对他的排斥，而是友爱的帮助，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心存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许多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忽略这一区别就会造成精神病学界很多意外的混乱。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不会带来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幼儿时期经常遭受的剥夺往往也具有挫折性，例如，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提醒我们小心对待。观察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可知，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看得无足轻重。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利用这个观点会顺利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例如，创伤，冲突，身体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印证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对于人格剥夺，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而威胁是。威胁性冲突仍然是一个选择问题，但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
客观解决威胁生存的冲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同样与威胁的概念交错。单纯的选择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
例如，一位妇女参加一个社交晚会时，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因为这一社交场合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做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一般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女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而是在两个人之中选择一个来做自己的丈夫，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仍然是一个选择问题，但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威胁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就很容易导致病态。
灾难性冲突是一种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也只有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他必须面对明知带有灾难性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