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暴易暴不可取
同情洪秀全，而对曾国藩明确表示不满的史学家朱东安先生，在其《曾国藩传》中，提及湘军攻破天京时是这样叙述的：
湘军一冲入城内，残忍的大屠杀就开始了。他们首先要杀害的是进行坚决抵抗的太平军将士，甚至连已经去世并秘密掩埋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遗体，也要挖掘出来加以污辱，以发泄其反革命仇恨。但据目击者观察，当时被杀害的人中，太平军战士所占人数并不多，而更多的却是天京城内的老百姓。
在这里，朱东安先生所提及的现场目击者，就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而朱东安先生所引述的文献，就是赵烈文之《能静居日记》中的下面这段：
计城破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军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如女四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
目前尚无史家对赵烈文的记述有过丝毫疑问。要知道，赵烈文在这段记述中，提及了诸多湘军将领的名字，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并指控这些人奸淫劫掠，其中尤以对萧孚泗的指控最为严重。
赵烈文为此甚至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先是要求曾国荃亲自出面，制止部下的暴行，被曾国荃断然拒绝。赵烈文悲愤已极，亲拟制止滥杀、保护妇女的四条规定，要求曾国荃榜示街头，以为禁令。曾国荃却拒绝其止杀令，导致其余各条皆流为空文。
赵烈文气急败坏，径直去找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出面制止。可万万没想到，憨厚的圣者曾国藩，却对赵烈文极为反感，和赵烈文的关系一度弄得很僵。可以确信的是，赵烈文真的不理解，曾国荃怎么可以这样？曾国藩又怎么可以那样？往日里他们口口声声说爱民，怎么临到了这时候，却一个个比虎狼还要凶残？
不唯是赵烈文搞不明白，史学家同样也弄不懂，何以湘军入城，杀太平军少而杀百姓多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这是因为曾国藩比赵烈文更清楚，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实际上都是一码事。军队是一种暴力武装，没有政治属性，只有经济属性。
什么叫军队没有政治属性？就是说，虽然太平军和湘军分处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参加湘军者，并非是存了报效君父的观念。被裹胁入太平军者，对洪秀全也没有什么感情。这些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动乱时代宛如风中浮萍，随波逐流，全然不能自主。太平军来了就被太平军裹胁着走，湘军来了就跟着湘军走，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一碗饭而已。
什么叫军队只有经济属性？就是说，太平军或湘军，既不认得什么咸丰同治，也不认得洪秀全杨秀清，为这些陌生人去死，委实是个莫名其妙的要求。若非是曾国荃、李秀成这样的统御高手，以强制性手段把他们逼上战场，他们才不会厮杀成一团。处于被强制状态，他们确是无法自主，但一旦从这种强制的控制中挣脱出来，他们就立即恢复了经济人的本色，所思所想，无非是趋利避害，无非是为财死、为食谋而已。
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杀戮固然残暴血腥，但这些事情太平军也同样干过，甚至比湘军更残暴、更血腥。
如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兰溪，《兰溪县志》载：
是时民力艰难，稍欠薄，即令散贼来搜，搜出食物，始犹分半取之，既而一栗一麦，虽瓮底磨头，亦皆倾刷而去。搜索油盐，既间有一匙一滴，穴地窝藏者，亦拷掠而勒取之。数数勒民输饷无餍足，故苦迫自栽与受刑冤死者不计。又守卡贼日夕探近处人民，或稍有银钱蓄匿，即拿其家属，肆用飞弔、火烙、割肉、钻肤、备极酷刑，必令和盘托出而后已。追不出，至撞腹抽肠，牵之以号于众，或悬于树，用枪火打之，或用棉裹，灌以油，倒竖点燃，名为点蜡烛。种种惨毒，诚令目不忍睹，口不忍言，而贼且聚观嬉笑自若，谓非此不足（以）嚇制斯民也。
这就是太平军，这就是所谓的太平天国的所行所为，尤以抽肠之刑最是酷毒，将肠子从受害者的小腹中抽出来，牵着游走，让受害人发出惨厉的号叫。不唯如此，女性落入太平军之手，下场更是可怕。
如咸丰十年二月，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乘胜席卷苏南，有落入太平军之手后逃出者撰述《虎窟纪略》，记录了太平军的残暴罪行：
贼入城，先放狱中囚犯，使其引之劫库，逐户搜索。城内民房，大者作贼馆，小者多烧毁。不论男女，见之即掳。强壮者，使之运米、挑水、搬移物件。稍通文墨者，使之教小长毛识字。或为之书记。老羸无用者，则逐出城，不服者杀之。遇医生及裁缝俱留养馆中，裁缝使之改衣服，医生使之诊病，兼有与之钱开药铺者。妇女美者，贼目占为己妻。稍有姿色者，驱入女馆中以便拣选，余他不论妍媸，一任长毛奸淫，虽老妪以及童稚亦所难免。
看看这两段记载，再对比一下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所行所为，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同一批人所为，只是他们有时候出现在太平军阵营中，有时候出现在湘军阵营里，但其行为模式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行为模式，就叫暴力。
这就是天京城破时所发生的事，以一种暴力取代另一种暴力，正所谓以暴易暴，得到的仍然是可怕的暴力。曾国藩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失控的暴力就如同丧失理性的疯狗，绝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
现在曾国藩要考虑的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将湘军裁撤，彻底取消这一暴力集团。
2.财宝失踪之谜
攻克天京城，曾国藩上奏，缴获伪玉玺两方、伪金印一枚，除此别无所获。曾国藩的奏折如下：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傣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粮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曾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这个奏折递上去，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谁不知道天京城中堆满了金山银山？谁不知道洪秀全有一座圣库，内藏太平军历年劫掠的财宝。可曾国藩竟然敢说一无所获，瞪大俩眼珠子说瞎话，这胆未免太大了点吧？
没人相信曾国藩的话，大名士王恺运写了首怪诗，曰：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
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驼。
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
在这首莫名其妙的怪诗下面，王恺运自行加了注解，曰：“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蜡笺一捆，费三千金。”
有了这个注释，这首怪诗，大概意思就能够弄懂了。这首诗说的是：
脸皮最厚曾国藩，瞪眼撒谎不一般。
敢说天京无宝物，买捆废纸花三千。
正告曾家蟒蛇娃，说点实话有何难？
天京宝物扛回家，大发横财乐翻天。
总之，王恺运这首诗是明确对曾国藩提出指控，指曾国藩盗走了天京城中堆积如山的财宝，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着。
朝中君臣更是不相信曾国藩这番话，为此下旨严诘：
上谕：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个上谕，给曾国藩留足了面子，但其间的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却流露无余。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曾国藩不能够做好弟弟曾国荃的工作，让曾老九把从天京城扛走的金银财宝快点扛到朝廷来，曾国藩可就不能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朝廷生气了，天威难测呀，现在他曾国藩，应该放明白点了吧？老老实实地把赃银吐出来，说不定还可能保住脑壳。
却不料，曾国藩竟然把手一缩，两眼一闭，摆出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瞎猫不怕老鼠胖的架势，此心耿耿可对君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大家看着办吧！
嘿，曾国藩这一手，还真把朝廷弄傻眼了。惩罚他吧，你手里还没有扎实可靠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这证据照例是要先行抄家，以抄出来的赃银为证。可曾国藩这厮手里握有湘军，而且他在奏折上说得明白，他没有追究从太平军尸体上劫掠金银的湘军，如果拣这时候对曾国藩下手，曾国藩卖给湘军士兵的人情，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回报。
不能动手，那怎么办呢？
要不，干脆咱们认怂吧。朝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一道批谕，在曾国藩奏折上传七日后下达。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这个批谕很有意思，朝廷竟然一推六二五，把事情全都推到了御史贾铎身上，都怪贾铎上本参曾国藩盗走了天京金银山，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嘛，老曾你受委屈了……诸如此类。
那么朝廷何以突然间转变了态度？曾国藩是否盗走了洪秀全的宝藏呢？
有关这件事，史学界也存在着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流派。
一种是同情洪秀全，认为曾国藩盗走天京宝藏的学术流派，如朱东安、易孟醇等。
如朱东安之《曾国藩传》，指控曾国藩称：“当时清政府（那时候还没有清政府，只有朝廷，这是朱东安先生的笔误）曾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只好以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实出意外四字虚语搪塞……曾国藩无论如何煞费苦心地为其掩饰都是枉然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湘军攻陷天京，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是谁都无法掩盖的。”
易孟醇先生也有本《曾国藩传》，对曾国藩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称：“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见曾氏奏折），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解了围。”
总之，无论曾国藩如何铁齿钢牙，史学家认准了他是个大坏蛋，人家洪秀全好端端地在天京城里拥享美女金帛，快乐逍遥，曾国藩竟然敢于断送人家的幸福美梦，如此行为，必是金陵大盗，不是才怪了。
但如果有谁更愿意较真，计算一下曾国藩和曾国荃的年薪收入，以及他们家族的财产，则更有利于作出明晰的判断。
于是，有关洪秀全宝藏之谜，又出现了第二个史家学派——数字控。
3.湘军都是老劳模
据统计，曾国荃死后，留给子孙田产六千亩、长沙房屋两所。这些财产按当时的物价来算，大致接近百万两银子，是小民百姓苦一辈子也不敢想的。
那么，曾国荃的这百万两纹银的巨款，又是打哪儿弄来的呢？
先来看曾国荃的薪资收入。他统兵打仗七年，全部薪水大概是十二万两，这是根据湘军的饷章规定计算出来的。曾国荃的营官月薪五十两，办公费一百五十两，这就是二百两。此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银三百两。曾国荃统五万人，每月加一千五百两，每月实收一千五百两，总计一千七百两。一千七百两乘以每年十二个月，再乘以六年，所以估算为十二万两。
然后曾国荃又当了七年的两江总督，每年实入三十万两，单这笔收入，总计就是二百一十万两，再加上当兵打仗时的卖命钱，曾国荃这辈子大致赚了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
可他最后留下来的家底，却不足一百万两，咦，那一百多万两哪儿去了？
曾国荃是要养幕僚的，养门客、手下办公人员，都要从他的年薪中扣除，这样算起来，他收入的一半用来养幕僚了，可见这家伙是个吝啬鬼。
只不过，这么一计算，却得出来一个让人郁闷的结论。曾老九曾国荃竟然不是贪官，而是一个两袖清风、勤政爱民的好干部，这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说曾国荃的收入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曾国藩则以不可思议的贫寒，勇夺穷官榜上头一名。曾国藩临死时，全部私蓄不过一所房屋、几万两银子，在任期间的无数金银，都给幕僚发奖金了。
还有一个左宗棠，其人留下的家底，堪可与曾国藩一拼。他死时留给四个儿子二万两银子，以及一幢价值五千两银子的房屋，这与他们的地位严重不相吻合。
其收入能与曾国荃比画一下的，大概算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了，此人总领水师三十多年，所得薪酬及各项收入超过百万两。但是彭玉麟跟钱有仇，但凡遇朋友有事，必慷慨解囊，你不收他的钱他跟你急，如此一番折腾，彭玉麟终于被打回原形，临死时又是个穷书生。
起于穷书生，终于穷书生，彭玉麟感觉很幸福。他两眼一闭往棺材里一躺，感觉自己对得起世上所有喘气的动物。
而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就陷入了家人患病却无钱医治的窘地，幸亏湘军老友急忙相助，这才渡过难关。
把湘军这些人的财务状况一分析，曾国荃曾老九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愤怒批判：“咦，大家都把千金散尽，你曾老九家里怎么还屯了百来万？你为什么不学学大家，把银子都送给朋友呢？不把银子送给朋友的历史名人，不是好名人。”
批判过后，大家再心平气和地看看天京城宝藏失踪案，就有点醒过神来了，敢情这天京城真是空空如也呀，根本就没多少银子。洪秀全这厮是怎么搞的呢？圣库里的如山财宝，都弄哪儿去了呢？
其实，洪秀全圣库里的金银财宝，大概或许可能，都被洋人拿走了。
想一想，自打洪秀全在天京城里趴了窝，绿营兵和湘军赶来攻打，东南四省，处处战火，交战的双方，最经常采用的武器是西洋火枪火炮。这些火枪火炮，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都是双方花了大价钱，从洋人的军火商那里购买来的。战争是最赚钱的营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最花钱的消费。洪秀全的圣库是有的，金山银山也是有的，但都已换成了军械火药，打向湘军听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