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抗生素种类已达几千种。在临床上常用的亦有几百种。虽然新的抗生素层出不穷，但是，抗生素奈何不了的耐药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病毒和细菌向人类发起了严峻的挑战。
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出现了故障，而这种故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于抵御细菌和病毒袭击的抗生素。正是由于滥用抗生素，一些原本容易治疗的细菌感染性疾病有了新的变化，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已经不能再有效地控制感染了。
抗生素的使用看似简单而又普遍，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后果非常严重、急需人们给予重视的问题。正是由于它具有抗菌作用性强、过滥使用副作用大的双重性，所以我们在治疗疾病应用抗生素时一定要掌握抗生素的用法、用量、适应症和禁忌症，避免过滥使用，做到有的放矢。只有慎用抗生素，它才会造福于人类。
抗生素在用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时，会引起种种不良反应。如：链霉素、卡那霉素可引起眩晕、耳鸣、耳聋；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多粘菌素、万古霉素、杆菌肽可损害肾脏；红霉素、林可霉素、强力霉素可引起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反应；环丙沙星有轻度的胃肠道副作用；氯霉素可引起白细胞减少甚至再生障碍性贫血。
干扰素的发现
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此后，科学家们又陆续发现了很多类似青霉素的物质，如链霉素、氯霉素等，人们将它们合称为“抗生素”。抗生素是征服病菌、控制传染疾病的“杀手锏”，它的出现，使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10年！但是，在病菌领域内纵横驰骋八面威风的抗生素，却对病毒引起的疾病诸如感冒、肝炎、脑炎、麻疹等束手无策。它是比病菌更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病原体。因为它小得能通过滤菌器，所以又叫“滤过性病毒”。通俗地说，如果将病菌比作篮球的话，那么病毒比一颗绿豆还小。因此，征服病毒成了继抗生素出现以后医学界面临的一大挑战。
1957年，科学家艾萨克斯和林登曼发现，一旦任何一种病毒感染生物体时，生物的组织细胞都会产生一种“法宝”来干扰病毒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抵抗病毒和消灭病毒的目的，因此，艾萨克斯和林登曼将它取名为“干扰素”。
那么，干扰素是些什么样的物质？它是如何抵抗病毒的呢？这些谜一样的问题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更多的人开始了对干扰素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才初步弄清楚这些问题。原来，生物体内的干扰素是一种蛋白质，它由不同氨基酸按一定数目和排列次序组成。科学家使用一种特殊的“手术刀”——切割酶，将它切成一段一段，并用蛋白质分析序列器测定它的氨基酸联结方式，由此证明它的分子量在l万到3万之间，由约500个氨基酸分子组成。
为什么干扰素能置病毒于死地呢？科学家发现，当人体细胞接到病毒入侵告急信息时，细胞就发出紧急命令，施放出干扰素，依附到病毒身上，在病毒体内产生两种对病毒不利的酶。一种酶会将磷酸盐引入病毒，使病毒无法进行自身蛋白质的合成；另一种酶会对病毒核酸起瓦解作用，使病毒失去传宗接代的能力。这样，在干扰素的两面夹击之下，病毒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这一发现，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的科学界。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不惜资金投入研究，先后证明，用干扰素治疗病毒引起的感冒、水痘、角膜炎、肝炎、麻疹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干扰素对癌细胞也有抑制作用，治疗部分由病毒引起的癌症和非病毒癌症，也都展现了良好的前景。有些科学工作者还探明，干扰素对人体的免疫能力也有刺激作用，能唤起整个机体的防御系统，提高它们的机能和作用，警觉地进入“战备状态”，从而大大地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有人预言，未来年代里药品的新秀可能将是干扰素的“天下”。
干扰素虽有如此神效，但是它的提取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干扰素只有在受到病毒入侵的细胞中才能产生，而且数量极少。1979年芬兰红十字会和赫尔辛基卫生实验所用了45万升人血，才煞费苦心地提炼了04克干扰素。据法国医疗单位计算，治疗一个感冒病患者要花费1万法郎，而医治一位癌症病人，那就需要花费5万多法郎。可谓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药品之一了。那么，能不能从别的动物血液中提取呢？也不行！因为干扰素有很强的专一性，人体用的干扰素只能从人体细胞中取得。把从别的动物身上取得的干扰素用到人身上，数量再多也没有效果。
直到今天，干扰素在医学上的运用仍然不很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价格和提纯方法等原因造成的。为了得到更多的质优价廉的干扰素，人们正在做不懈的努力。
干扰素的蛋白质结构成分已被科学家掌握，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尝试生物工程技术，想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制造干扰素：把极微量的干扰素基因提取出来，并经过一系列的基因操作，把重组的干扰素基因放回到一种名叫大肠杆菌的细菌体上，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微生物又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慢性疼痛是疾病
疼痛是机体对各种外源性和内源性伤害性刺激通过神经系统的传递在大脑中产生的复杂的感觉体验。在医学界，疼痛已被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2002年8月，在国际疼痛学会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召开的第十届世界疼痛大会上，与会专家达成了基本共识：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
疼痛分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急性疼痛是一种症状，是机体损伤的警报，随着原发损伤的解除而缓解；慢性疼痛则是一种独立的疾病，指的是持续长于三个月，或持续长于原发病理的生理过程，或反复间断发作的疼痛。包括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反射性交感神经萎缩症、癌症痛以及偏头痛、腰背痛、关节痛等。
慢性疼痛有别于心血管疾病等“致命”疾病，它不危及生命而且缺乏确切的衡量指标。可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讲慢性疼痛无异于无止境的噩梦，能导致抑郁、焦虑、暴躁甚至自杀。如果没有妥善的治疗，病人不仅身心受到巨大折磨，而且会因无法工作引发家庭负担，甚至会间接影响到家属的生活及心情，可以说“一人疼痛，全家不宁”。
人类针对慢性疼痛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据统计，大约30％的成年人患有慢性疼痛，我国至少有一亿的疼痛患者。每3个门诊病人中，就有2个是伴有各种疼痛病症或症状的病人，多数疼痛患者均经过不止一个专科的诊断或治疗。
根据疼痛的病因，在传统的治疗上主要有外科治疗、内科治疗和中医的综合治疗，这几种治疗手段对一部分可以做出明确诊断的疼痛性疾病，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然而就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还有许多疼痛性疾病无法对其做出明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疼痛医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医学边缘学科。它是在现代麻醉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内、外、骨伤、神经、康复、中医等临床各学科的理论和技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的临床学科，涉及了各类慢性疼痛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神经、内分泌、免疫、骨关节、肿瘤以及心身疾病等广泛的医学领域。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疼痛医学的治疗手段已从单纯药物治疗，转向多学科治疗。经过综合治疗，90％以上的疼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关于“安乐死”的大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就在于晚期癌症病人不得不面对剧烈的疼痛，可谓“痛不欲生”。随着疼痛医学的飞速发展，这个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得到专业合理的治疗，绝大多数晚期癌症病人完全可以无痛安详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疼痛医学也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疼痛的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新方法将被应用于临床，为广大疼痛患者带来福音！
疼痛医学中最常用的诊疗手段——“神经阻滞”疗法被誉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医学技术。专业医生将药物注射到病变或病变相关部位的神经周围，其中的局麻药可阻断伤害性刺激的神经传递，使神经处于半休眠状态，从而激活了神经系统内部及其支配区域的积极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再加上其中的一些神经营养药物的作用，即可达到治疗目的。
催眠疗法
催眠术一直给人神秘、魔术般的印象，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就会知道，催眠并不是像魔术、占卜那样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它有着非常严密、完整的理论，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在中国，“催眠”历史悠久，古代的“祝由术”，宗教中的一些仪式，如“跳大神”等都含有催眠的成分。古代欧洲，催眠术被神职人员用作传教或布道的工具，也用于为人算命问卜，消灾祛疾。古罗马寺庙中，虔诚的教徒以类似集体催眠的方式祈祷，他们用意念凝视自己的肚脐，在单调重复的诵经声中，疲乏地闭上双眼，呈现出催眠状态，在主持者或自我的暗示下，可出现看到“神灵的影像”或听到“神灵的声音”等现象，以此获得心灵的宽慰或摆脱忧虑和烦恼。公元2世纪，希腊神庙中一些经过训练的传教司，专为教徒占卜，他们在地上挖一个洞，里面放置升腾淡烟的硫黄，施术的僧侣经过数日禁食，体虚无力地缓缓走到洞窟边，深吸硫黄蒸汽，不久呈现神志恍惚的自我催眠状态，并以仙人附体之语言，为人占卜，指点迷津。
尽管催眠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但是，公认的现代催眠治疗创始者是18世纪时的维也纳内科医生麦斯麦尔。他认为，人体中有一种看不到的磁性液体，人的健康依赖于这种“磁液”在体内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人就会生病，同样，这种平衡的修复则会带来康复。起初，麦斯麦尔用磁铁为人治疗，他制造了一种“磁气桶”，在盛满磁铁屑的水桶中央插上一根发亮的铜棒，让病人们坐在周围，每人接上一根通向铜棒的铜线，让磁气通过铜线进入体内，麦斯麦尔则身着黑色的“催眠服”，手持铜棒，低声念着单调重复的治疗性暗示词语。后来，他又认为，健康人的体内充满了健康的“生物磁”，“生物磁”也可以用于调节病人体内失衡的磁液。进而，麦斯麦尔改变了治疗方法，用双手轻轻接触或稍离患者躯体，自头至足，如此往复施行，使病人体内的“磁流”畅通，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麦斯麦尔曾在巴黎用“通磁术”治愈了大量病人，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然而，他的工作却遭到当时法国科学院的质疑，科学院认为麦斯麦尔的“磁液说”无法证实，因而被宣布为伪科学，他本人也被认为是江湖骗子，从此名声扫地弃医还乡，最后郁郁而终。
麦斯麦尔的“磁液说”现在仍被认为是错误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还不可能对自己所从事的治疗提出更合理的解释，但他诱导出的催眠现象和疗效却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疗效来自于暗示，不过，在那时这个概念根本还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尽管麦斯麦尔的解释在现代人看来是荒谬的，但正因为他，催眠术这种古老的治疗才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而恍惚状态和催眠的联系却是被皮伊塞居尔发现的，皮伊塞居尔是麦斯麦尔的学生，1784年，他在对一位年轻人治疗时，惊奇地发现这个病人竟然“睡着了”，而且这个“睡着的人”却对皮伊塞居尔的语言仍有反应。当皮伊塞居尔命令年轻人站起来时，他竟真得站了起来，并能闭着眼睛走路，虽然他仍在“睡眠”，但又像一个完全的清醒者，动作敏捷并能清楚地回答问题，皮伊塞居尔为此兴奋不已。经过多次试验，他发现很多人都能进入这种清醒的“睡眠”中，在“睡眠状态”下，他对被催眠者发出的命令，会被催眠者执行，醒来却一无所知。皮伊塞居尔发现了催眠现象，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仍局限于麦斯麦尔的磁液说。在一个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催眠的同时，却又因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而陷于尴尬之中。
18世纪后期，伴随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发展，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患神经症的战士经催眠治疗得到康复，催眠治疗重新得到重视，催眠的生理学理论开始萌芽。
1841年，英国眼科及内科医生布雷德在观看一位瑞士医师表演催眠术时，以挑剔的眼光企图从中找出骗局，结果却未发现任何破绽。病人被治愈了，布雷德则被奇异的效果所震撼，从此对催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反复观察与思考，他推翻了麦斯麦尔的“磁液说”，提出了“视神经疲劳说”，他发现被催眠者出现的“似睡非睡”状态总是从视觉疲劳开始，与磁气毫无关系，那是一种类似生理性睡眠样的状态。布雷德出版了一本叫《神经催眠术》的书，在此书中，他正式提出“催眠”一词。布雷德不仅证实了催眠现象的真实存在，还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认为催眠现象是过度注意的结果，催眠状态是一种注意力专注于某个观念时的特定心理状态，即催眠状态是人的视神经疲劳后产生的一种“类睡眠状态”。
作为催眠史上的重要人物，布雷德发展了暗示技术，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对催眠术的解释转向了心理学领域，他还将催眠技术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英国医生约翰·伊斯德应用这种“催眠麻醉术”在印度施行手术前麻醉，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在前苏联生物科学家巴甫洛夫带领一班人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下，催眠有了长足的发展，催眠真正成为一门有理有用的应用科学。现在，在很多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医院都设有催眠研究室，并积极开展着把催眠应用于医学、教学、产业等领域的可行性研究。
催眠治疗不仅可以用于治疗焦虑、抑郁、人格障碍、心理创伤、进食障碍和身心疾病，还可以用于疼痛治疗、戒烟、减肥和部分皮肤病。总之，一切由心理因素造成的疾病都有可能在催眠治疗中获益。但催眠治疗并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对所有适应症的病人都有效。个人的心理状态、性格、生活经历以及对催眠治疗的理解等很多因素决定着最终的疗效。
激光治病
激光是由受辐射的光放大而产生的光。具有单色性好、高亮度、辐射方向性强等特点。这些特点非常适用于疾病的诊断、监测和高精度定位治疗。1963年，激光被用于治疗皮肤病，从而揭开了激光医疗的序幕。此后，激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成为一门运用激光新技术去研究、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新兴的边缘医学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