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也就是1923年10月8日，第一部正式《中华民国宪法》，也即“双十”宪法全文通过。讨论了十年的宪法，这一次竟在七天之内，连闯三次宪法会议，顺利得到通过，真可谓奇迹。在一些人看来，《中华民国宪法》的出台，标志着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满句号。后来有人评价说，相比这部正式的宪法，以前的《十九信条》、《临时约法》，只能称为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而“双十宪法”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也是一部相当先进的宪法。“双十宪法”共十三章：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这部宪法注重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制度实践经验的汲取，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循联邦制度原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尝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体现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
“双十宪法”明确了责任内阁制，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进行了细分，加大了责任内阁的权力。另一个最大特点是在保护“国民权利”的规定上，宪法都全面、具体，如“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居住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着作及刊行之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请愿及陈诉之权等。
1923年10月9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手捧新总统的当选证书，兴高采烈地乘坐专车去了保定，面交新“当选”总统曹锟。保定城内家家商铺悬挂着国旗，像节日一样热闹非凡。见到曹锟后，吴景濂按程序说了一番“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套话，激动的曹锟信誓旦旦地表达了对国民厚爱的感谢。
1923年10月22日，《时代》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可以作为补充的是——曹锟在高凌尉、顾维钧、冯玉祥等一干人的陪同下到达议会大厅春颐园大楼，吴景濂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然后，曹锟一行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曹锟的就职宣言全文如下：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吴景濂宣读新宪法在前，曹锟正式就职总统在后，这是事先定好的。这一部宪法的颁布，是国会和曹锟之间在选举中达成的协议——国会支持曹锟当总统，曹锟正式宣布颁行宪法。这一项行为，在于表明这一届总统与前四届总统的区别，那就是“宪法”大于“总统”。后来，从曹锟的种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截然不同。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独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式相对比较温和，也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
1923年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924年1月9日通过，12日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命年过六十的孙宝琦为国务总理。曹锟之所以看中孙宝琦，大约是因为孙宝琦性情恬淡，各方面关系较好。孙宝琦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当他乘车到南方路过天津时，曹锟派人把他追回，让他组织内阁。
1924年1月15日，孙宝琦宣布就职。孙宝琦自信地表示自己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提出“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孙宝琦打算先到江浙一带消弥齐燮元和卢永祥之争，再到南方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没料到这个想法一提出，即遭否决。出巡各省的计划不能实现，孙宝琦又提出了一个名为“宪政统一计划”的方案，准备召开“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吴佩孚、齐燮元参加，以求实现统一。当孙宝琦将计划递给曹锟要求签署发布时，遭到曹锟的拒绝。孙宝琦只好私下请吴佩孚和齐燮元通电赞成。吴佩孚对宪法根本没有好感，尤其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实行民选的规定。对于孙宝琦的提议，吴佩孚斥之为“荒谬绝伦”，也不予支持。
上任伊始举措被连连否决，孙宝绮这位“高龄总理”很是心灰意冷。至7月1日，孙宝琦干脆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曹锟政府的外交事务值得一提。曹锟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历经五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王正廷未经北京政府同意，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款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曹锟在获悉草案内容后非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授权，属于严重失职。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反对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同意内阁意见，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招致苏方强烈反对，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原先的协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曹锟不为所动，坚定支持顾维钧的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苏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虽然目前的史书对曹锟的评价一直不高，不过曹锟时代先任外长、后又任代理内阁总理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却给他很高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尤其是对于专业人才的尊重，曹锟做得相当好。另一位受曹锟重用的代总理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胡适也曾表达过对曹锟的看法，说“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
孙中山和苏联携手
在很多时候，显露于历史书中的，不是最优秀、最有智慧的，而只是幸存的——一个深入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慨。对于1923年的中国来说，心怀理想的人已无奈后退，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制度改变中国不再抱有信心，认识到中国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积跬步至千里的过程。投机和功利主义者拼命挤上前台，北京的政坛充斥着野心家和功利主义者，充斥着有奶便是娘的旧军人。政治已越来越多地扭曲变形，沦为流氓和无赖的游戏。稍为清醒一些的中国人，已变得灰心丧气，直至敬而远之了。
1922年年底，“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落魄地回到了上海。经历了广州的一系列变故之后，孙中山感到气愤和失望。蛰伏在上海租界绿荫笼罩的别墅中，孙中山一方面整理思绪，另一方面，像头渴望东山再起的狼一样，寻觅着可能的机会。孙中山甚至试图放弃他企图长期作为根据地的广州，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1922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到达上海，孙中山向他陈述了打算用俄国军火在新疆或外蒙古建立革命武装的计划。10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表示希望由苏俄派出一个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占领新疆，成立新政府，甚至是一个苏维埃政府。12月，孙中山又给苏俄代表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后来，美国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写道：“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苏俄频频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届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绝，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意识到他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于是响应苏联人的建议。”在此之前的1922年8月，苏联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越飞使团，先是抵达北京，与北京政府交涉，企图恢复中苏（俄）邦交，以打破新成立的苏联在外交上的困境。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在此期间，苏联还寻找适合的中国力量加以培育和合作，张作霖、吴佩孚都曾是他们试图合作的重点对象。1922年8月1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越飞满纸溢美致函吴佩孚：“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随后，越飞派他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去洛阳吴佩孚处商谈合作。当格克尔从洛阳回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向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不过苏俄很快发现，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吴佩孚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与那些“有奶便是娘”的草根军阀不一样，富有儒家思想的吴佩孚一直想在列强争夺中保持尊严和独立，无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这使得他在任何问题上都显出自己的坚持和不苟且。
1923年1月26日，在经过外滩汇中饭店的多轮会谈之后，越飞终于确定了与孙中山在中国的紧密合作关系。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从越飞与孙中山发表的联合宣言来看，苏俄在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内容包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孙中山从苏联那里得到的，除了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外，还有大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转给孙中山一封苏联政府的电报，主要有四点：第一,革命军事行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机构不可以须臾离开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第二,苏联政府准备提供两百万金卢布，作为孙中山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之用；第三,苏联政府准备协助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和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计步枪八千支、机枪十五挺、炮四门、装甲车二辆,如孙中山同意，可利用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兵种的内部军校；第四,严守机密,在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苏方只能表示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意向的积极同情。
孙中山积极让步，让正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顿和尴尬。接下来的谈判中，北京政府谈判代表不得不在很多方面作出妥协。王正廷因草签的协议带来一片反对之声，被迫去职，最后只得由顾维钧来签订协议。于是，在孙中山与越飞签订协议一年后，北京政府也跟苏联签订了外交协议。北京政府协议有一个明确规定加于苏俄，即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教义。
虽然跟苏俄的交往已进入实质阶段，但孙中山仍不忘向英美抛去最后期望。在公开联俄立场，签订与俄结盟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同时，孙中山发表了《和平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与越飞会晤期间，孙中山还两次派遣外事顾问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尔敦会晤，一来转达孙中山愿与英国交好，与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来暗示孙如果继续受到英国的敌视，将不得不“联俄”。《联合宣言》发表第二天，陈友仁仍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即使是国民党召开一大前后，孙中山仍两次致电英国首相未果。正如鲍罗廷所评价的，“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孙中山的真实想法，在欧美列强不屑的眼神里，成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