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双休日。王彪本来答应妻子,陪她去看病。张丽平今年五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女人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长期以来,由于王彪一直忙于工作,把所有家务全都一古脑儿推给了她。她就象一头永远也卸不了套的老牛,累出一身病来。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更年期综合症。王彪预约了一个全县最有名气、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中医,让给妻子好好治疗治疗。吃过早饭,张丽平换了一身平时很少穿的浅灰色三件套裙,又把自己认真的梳洗打扮一番。王彪戏虞道:“咱们是去看病,又不是去相亲,你值得这样认真吗”?妻子也不回答,只是看着王彪甜甜的笑。笑靥中洋溢着不易觉察的满足和幸福。王彪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你今天是怎么了?像个大姑娘似的扭扭捏捏。”张丽平仍笑着说:“我心里高兴。”王彪:“你真把我搞糊涂了,咱们又不是出国旅游,高的哪门子兴?”张丽平:“知道吗,三年了,你还是头一回陪我上街。”“不对吧,我以前还能没陪过你?”“当然没有。”王彪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有点隐隐作疼。妻子说得没错,的确三年了,他只顾忙了工作,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利用节假日陪着老婆孩子上公园,逛商店,甚至都没有陪她回过娘家。他心里升腾起一股深深的内疚。正要出门,电话响了。是姐姐王波打来的,说有要紧事,马上要见他。放下听筒,他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对妻子说:“姐让我过去一趟。”张丽平:“现在?”王彪:“对,就现在。而且听姐姐在电话上的口气,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张丽平:“那你就赶快过去看看吧。”王彪挠了挠头,带着几分歉意说:“那你怎么办?我今天可是真心实意要陪你去看病的。”张丽平神秘地笑了笑:“我就知道,你开给我的,肯定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不过没什么,反正也不是啥大病。改天再看也可以。”王彪:“要不这样吧,我先去姐家看一下,不多呆,回来后咱们再去也不迟。”张丽平:“好,我听你的。”王彪一进门,就看见王波一个人呆呆的坐在沙发上,两只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珠。”王彪有点吃惊,担心的问:“姐,出什么事了?”王波用餐巾纸擦了擦腮边的泪,示意让弟弟坐下,说:“王彪呀,你说啥也得好好管教管教东东。这孩子越来越不象话。再这样下去,非摔大跟头不可。”王彪:“姐,你别着急,东东怎么了?慢慢说。”王波:“这孩子越来越不象话,过去,他抽烟、喝酒、打架、参与流氓斗殴,我总认为他年龄小,不懂事,你姐夫去世后又缺乏管教。也许大一些就好了。谁知,这小子越大越混帐,简直能把人气死。”王彪:“东东又怎么了?”王波:“他居然参与赌博,不但赌,而且还赌得很大,竟然欠下十几万元的赌债。”这一回轮到王彪吃惊了。他瞪着两只铜铃般的眼睛问:“不可能吧,他从哪来那么多钱?”王波:“全是借的。”王彪:“谁能借给他这么多?”王波:“他的一帮虎朋狗友,如果不是人家上门来要帐,我至今还蒙在鼓里。”王彪的心被紧紧揪住了。在安宁县,他们再无亲人,父母去世得早,他和姐姐从小就相依为命。三年前姐夫去世时,把外甥陈东东托付给了他。但他近几年只顾忙工作,忽略了对外甥的管教,内心充满了自责和不安。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孩子中了什么邪,咋能变成这样?”他停了一下又问:“姐,你计划咋办?”王波无可奈何的说:“还能咋办,欠债还钱呗。况且债主都是他的朋友,咱总不能和人家耍赖吧。”王彪:“姐,你手头肯定很紧,我家里还有七八万块钱,明天给你送过来。”王波忧豫了一下:“也好。”王彪把拳头猛然砸在自己的掌心上,狠狠地说:“这孩子,看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他!”回到自家门口时,王彪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八分,心想,陪妻子看病还来得及。谁知进门后,不禁暗暗叫苦。家里坐着两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年龄稍大一些的他认识,是赵家坪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朱光哑。一见王彪,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王检察长,实在不好意思,星期天还要来打扰你。”王彪摆了摆手,示意让他坐下道:“没关系,没关系。”接着指了指另一个老汉:“你们是一起的”!朱光哑:“他是我弟弟,叫朱光富。我弟兄俩今天是专门来向你反映赵家坪三号矿洞塌方的。”王彪冲他点了点头。
朱光富含着泪说:“王检察长,你可要给我做主呀!赵玉虎他欺人太甚。我儿子才三十多岁就没啦,他先说赔十万,我因为不同意,他就改成八万啦,还说,再不同意,过几天就成五万啦,这不是骑在人脖子里拉屎吗。”“有这种事?”王彪不大相信地问。朱光富:“王检察长,我今年六十六岁啦,刚才说的要有半句假话,出门就让车碰死。”王彪:“我相信。”朱光哑:“王检察长,我来是向你反映一个重要情况,三号矿死的根本就不是两个人,而是十六个。”“十六个?”王彪瞪大眼睛问。“对,确实是十六个。”朱光哑回答。“准确吗?”朱光哑:“准确,你听我说。一开始我就不相信只死了两个人。因为在赵家坪一百多家企业,五千多个工人中,外省的就占四千多人。特别是矿山上,外地人更多。因为活重,不见太阳,太危险,本村人都不愿意干。三号矿总共八十多人,光外省的就占七十多个。我侄子上的这个班,工作面上是二十五个人,本村的只有两个,可偏偏这两个就全砸死啦,外地的就一个人也没死,会有这么巧吗?”
“等等,刚才你说三号矿出事那天工作面上是二十五个人?”王彪问。“对,是二十五个人。”朱光哑答。“那他们怎么说是十一个人,”王彪自言自语的说。“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朱光哑道。“你说二十五个人有证据吗?”“有。”这时,朱光富从身上掏出一个又脏又烂的小本本,递给王彪:“证据全在这上面。”王彪拿起本子翻了翻道:“你说说详细情况。”朱光哑:“我侄子在三号矿是带班的,带班的负责考勤,每天这个班上几个人,都叫什么名字,挖多少吨矿,都由他负责统计。因此,他每天上班时都带着这个小本本,把当天的情况记在这上面,下班回到家里后,再把小本本上的东西抄到家中大本本上,月底总汇,根据每个人的出勤天数和挖矿的吨数,发工资和奖金。你看,这小本本上记得很清楚。”他拿起小本本翻到某一页,接着说:“出事这天是六月六号,上班的是二十五个人,都有具体名字。”“这个小本本,你们是怎么找到的?”王彪问。朱光富:“我儿子尸体拉回来后,给他换衣服时发现的。”王彪:“你儿子出事后,这个小本本还有人见过没有?”朱光富:“除了我和老婆,再就是我哥。”“这个小本本能交给我保存吗?我给你打个收条”王彪问。“只要有用,你就留着,啥收条不收条的。”朱光富答。王彪:“这事千万要保密,从现在开始,就咱三个人知道,再不要对任何人讲。”朱光哑:“王检察长,你就放心吧。”朱光哑兄弟走后,王彪拿着这个沾满血迹的小本本反复看了两遍,心头像压上一块大石头,格外沉重。作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他深知遇到这种草菅人命的事情该怎么办。但同时他又非常清楚,如果真要操作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阵苦苦思索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王小娟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