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封建社会里各府衙大堂上一般有“秦镜高悬”或“明镜高悬”的匾额，但我们仅凭此便说铜镜是封建社会统治的绳索也的确太牵强了些，不过一些有关铜镜流传的铭文却更能说明问题。封建统治说穿了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铜镜的流传也正有这方面的内容。
唐代帝王经常把铜镜赏赐给群臣，以显示龙恩浩荡，以调节君臣关系。或者也有“明镜高悬”的意思，即你们的心思我如明镜般清楚，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背地里搞小名堂，同时也希望你们为政清廉，不徇私不贪财。否则皇帝为何特别重视赏赐铜镜呢？《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八年）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这里的“金镜”应该是背面贴金的特种工艺铜镜。唐太宗为了表彰大臣高季铺的清正廉洁，曾御赐“金背景”（《旧唐书·高季辅传》），也是贴金铜镜。唐玄宗本人曾有《千秋节赐群臣镜》诗：“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臣，遇象见清心……”考古发掘品见盘龙镜边缘铸有“千秋”二字者，说明“千秋镜”应该就是盘龙镜，而席豫《奉和敕赐公主镜》中“令节颁龙镜，仙辉下凤台”的诗句证明了御赐铜镜多在千秋节时，赐品全是铜镜中的精品，其中以盘龙镜最多，另外还有贴金镜等特种工艺铜镜。铜镜还可以作为家训之物而世代相传，铭文中就有“质烂而清，光皎而浩，惟我子孙，永保清白”、“清素传家，永用宝鉴”。在这里，铜镜以其清亮光洁而成了传家立世之宝物。
既然铜镜可以寄托圣意祖训，可以调节君臣父子关系，那么我们说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绳索似乎也不算言过其实。
国际交往的使者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劳动人民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几千年里一直傲然耸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一个东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铜镜的海外流传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虽然也有不和谐的旋律，但经济文化的传播却始终没有停顿。对于中国古代铜镜及制作技术的输出，日本也一直是最大主顾。三国两晋时期，不仅有中国的魏镜、吴镜输往日本，也有中国工匠直接到日本，甚至自中国运送大批铸镜原料去日本制造铜镜，传授技术。日本古坟（主要是公元四世纪的前期古坟）中大量被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的出土，就是很好的证明。（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当时在首都长安集中了许多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等，中外交往异常频繁，无论是海上航船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旅及使节不绝于缕，中国以丝织品为主的多种物品通过各条渠道向外输出，铜镜也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铜镜在海外多有发现（不包括近代流失国外的），其中以日本最多，这些铜镜有的是在当时便被收藏而流传至今，同时地下出土的也为数不少。除日本外，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原苏联诸国、伊朗等也发现有一些唐镜，说明当时中国铜镜的输出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唐代铜镜上的葡萄纹、狩猎纹、对鸟纹等图案，具有与波斯丝织品上图案近似的风格，可以看出中国铜镜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在吸收外来图案丰富自己的纹饰内容。
总之，铜镜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通过贸易或赠送的形式，曾经在海外广为流传，既传播和交流了文化与技术，又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架起了中外交往的桥梁。
铜镜的商品性能
铜镜固然可以相互赠送以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但在私有制社会里，其制造者在饱受烟熏火燎之后，当然不会将之平白任意送人。当铜镜的使用日益普及后，其市场买卖自然也就随之兴旺起来，商品竞争也随之日趋激烈。西汉早期的铭文中常有夸耀镜子质量的句子，如“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冶炼铜镜清且明”等等。这一类铭文到了西汉末期，又加上了铸造单位及名号，以显示其为正宗名牌产品，如“尚方作竟真大好”、“三羊作竟大毋伤”、“李氏作竟自有纪”、“朱氏明竟快人意”等等，可见当时肯定有大量伪劣产品的存在，才会有这么多纪姓氏铭文的出现，作用如同现在剪刀上下打印的“张小泉”、“王麻子”一样。但在工商行政及质量监督不健全的古代，这些名号到底又会有什么作用呢？反而给伪劣产品的制造者提供了假冒名牌的机会，如著名的“尚方”镜，其中质量较高的才是真正的官设“尚方”机构铸造的，同时却存在着大量劣质产品，后者显然是一些私营作坊冒名生产的。这种情况到了宋代更有发展，所以名号商标之类的铭文中又增添了“真”、“真正”、“祖传”等字样，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等。另外，宋代的铜镜销售似乎有些是自己开店，所以铭文出现了许多标出字号所在地点的，如“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铜镜子记”、“湖州仪凤桥酒楼相对石念二叔男念七郎镜”等，就是为大量购置者提供了联系地址。
因为镜子的铸造原料与主要流通货币的原料都是青铜，所以为了保证货币的信誉，稳定物价，对铜镜的铸造和买卖便不能不加以控制。汉代情况还好，由于当时最大的铜镜铸造机构是官家的“尚方”，其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占主导地位，所以价格控制便比较容易。唐代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例如“开元通宝”与粮食的购价在整个唐代没有多大变化，基本没有通货膨胀的困扰，铜镜的生产与销售当然也不需要特意控制。但是到了宋金时期，战火连绵，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官府稳定物价的一个手段便是控制铜镜生产与销售。南宋庆元年间诏令禁止私铸，旧有铜镜全部送官府，按量给价，每两三十文。当时一些铜镜铭文上都有明码标价，如“湖州石家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可见官方收购价格只有私营价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难怪当时私铸成风，屡禁不止。因为通货膨胀导致人们熔钱铸镜，“销熔十钱获精铜一两，用作器用，获利五倍”（《宋史·食货志》），使官府出现钱荒，只好大量印制纸币。纸币的发行使物价更加飞涨，囤积铜钱和销钱铸镜也就愈演愈烈，陷入了恶性循环。同样的情况也困扰着金朝统治者，所以对铜镜的控制逐渐严厉，凡欲销售铜镜必须经官府检验，当然也会同时课以重税。我们发现的金代铜镜上的许多阴文刻记如“上京宜春县”、“定州录事司验记官（押）”等等，就是官府点验的明证。经济凋零与对铜镜产销的控制，使铜镜质量下降，明清时又遭玻璃镜冲击，铜镜的黄金时期便宣告结束了。
三、铜镜的制造
铜镜发明的传说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这样的传说：
黄帝是一位有很大作为的人物，他不仅战功卓著，养育了众多称王称帝的子孙，并且还考虑到子民的生活方便，发明了许多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铜镜便是其中的一种。他共造了十五面镜子，第一个直径一尺五寸，“法月满之数”，其余依次递减，最后一个直径恰好一寸，都是“神镜宝镜也”（《轩辕黄帝传》）。
《述异志》甚至连黄帝发明铜镜的地点也有记述：“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但这与前面情况不合，前面所说黄帝铸十五面宝镜是会见西王母时在王屋山上的即兴之作，而西王母又怎会住在饶州呢？黄帝这样的大人物是不会经常铸镜的，看来“饶州说”似乎不可靠。反正都是传说，既然无“真”，又何必辨“伪”呢？
另有一种说法，黄帝在王屋山与西王母相会时，命令尹寿铸造了十二面大镜子，来照见华堂盛宴的宏大场面，并规定在一年的十二个月里，每月使用其中不同的镜子（《绎史》卷五引《黄帝内经》）。这就是说黄帝忙于征战、饮宴等大事，顾不上或不屑于亲自发明这铜镜一类的小东西，便命令臣子尹寿动手铸造。因为尹寿是臣子，也许在发明时得到过黄帝的技术指导，所以把铜镜的荣誉发明权让给了无所不能的黄帝，似乎也合情理。
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齐家文化铜镜距今四千年左右，由于含锡量太低，质地粗糙，根本就不能磨得光亮照人，只能是件装饰品。黄帝远在五千年以前，当时他是否造出了铜镜仍然是一个疑点。所以，黄帝造镜也只好是一个传说了。
铜镜发明的过程
在铜镜出现以前，人们曾有过以水照容的阶段，并且这一阶段还相当长。《庄子·德充符》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说明战国时仍有人以水作为镜子。发明铜镜的动机是人类的爱美之心和认识自我的愿望。
十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便知道以鱼骨串挂起来作装饰品，之后的装饰品如项链、臂环、笄钗等更是多见，但人们苦于不知道自己本来是啥样子，也不清楚打扮起来到底能美到什么程度。设想有一天某个古人突然在河边或井边的水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影子，并认识到这就是他本人的容貌，该是何等的惊喜！人们知道了用水可以照容以后，当然也不能总是往河边跑或去井口旁，于是便以器物盛水来照容，这又是一个进步（或者人们以水照容本来便是从盆中的水里发现的，无需这一转移）。盛水的陶盆叫“监”，铜盆叫“鉴”，正是一个人趴在水盆边上照容的象形文字。但由水盆到铜镜毕竟还有一段距离。
一代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以其天才的想像力，把水盆到铜镜的过程作了这样的描述：“……普通人用陶器盛水，贵族用铜器盛水，铜器如果打磨得很洁净，即无水也可以鉴容。故进一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铜镜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乳，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痕迹，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乳是器足的根蒂。”（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文物》1959年第1期。）我们说郭老推测中的前面还合理，最后一步似属臆测了。人们既然已经知道光洁的铜鉴也可以照容，则尽可以按此道理制出光亮的铜片，为什么非要坚持水鉴的样子而使之扁平化呢？况且对镜钮的解释更缺少说服力，铜镜已经完全没有了水鉴的样子，为何偏要留下这一进化的尾巴呢？再说水鉴也没有穿孔的满足。根据人们使用铜镜的方式来看，镜钮是为了便于穿系而特意制造的，绝非像人的阑尾一样是进化的痕迹。相比起来，梁上椿先生的推测便合理多了，他把铜镜发明的过程归纳为：“止水→鉴盆中静水→无水光鉴→光面铜片→铜片背面加钮→素背镜→素地加彩绘→改彩绘加铸图纹→加铸字铭”（参见梁上椿：《古镜研究总论》、《大陆杂志》5卷5期，1952年）
他们的观点出现比较早，没能见到齐家文化的铜镜，所以发明过程便显得繁琐。我们说齐家文化的铜镜虽然尚不能照容，但作为一件装饰品，在形状上已具备了铜镜的全部特征：圆形，正面光洁，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有了它，铜镜发明的过程便简明多了——人们只要把无水光鉴照容的原理用在这种圆板具钮佩饰上，就是典型的铜镜了。这一过程具体为：止水→盆鉴中静水→无水光鉴→圆板具钮佩饰（齐家文化铜镜）→铜镜。
这种结合既是用途上的结合，即照容与装饰品功能并存；也是形式上的结合——正面光亮照人来自无水光鉴，圆板具钮来自佩饰形体。尤其是圆板具钮形式，是与西方流形圆板具柄镜的最大区别，显示了其佩饰功能。
铜镜发明的时间
我们确定铜镜起源的时间，不能以现在发现的铜镜时代为准，而是要考察古人以铜镜照容的时间，例如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我们便不能确定它们是可以照容的。史籍中关于铜镜照容的记载战国时便有很多，如屈原“令修饰以窥镜兮”（《楚辞·九辨》），韩非“夫摇镜则不得为明”（《韩非子·饰邪》）。较此为早的有不少以鉴照容的句子，但鉴是以鉴盛水还是无水光鉴甚至是铜镜，就有点说不清了，然而我们从春秋战届时期铜镜的质量和数量来推测，铜镜发明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
当最初一面殷商铜镜于一九三四年在安阳出土的时候，许多学者不承认其能照容，所以只称其为“圆板具钮器”。但梁恩永、高去寻、梅原末治等中外学者则从它的大小、厚度、外缘、纹饰、正面、钮等几个方面与战国铜镜做比较后认为它没有一点不符合铜镜的条件，确认这是真正的铜镜。我们认为只凭这些比较还嫌不够，因为战国铜镜至今也已不能照人了，从正面比较并不能确定它是装饰品还是可以照容的铜镜。我们说，铜镜的发明必须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为基础，即只有人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制造技术，才有可能做出用以照人的铜镜。从这一标准来看，齐家文化显然不够，因为这时只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末期，青铜铸造业尚在萌芽之中。但殷商则不同，自盘庚迁殷之后，奴隶制经济与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手工业中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极大提高，铸造的青铜器种类多，花纹繁缛细密，如号称青铜器之王的“司母戊大方鼎”便是殷商产物。现今已发现商代青铜容器数千件，兵器、车马器、工具等铜器更是数以万计。在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基础上，铸造出用以照容的铜镜是完全可能的。况且至今殷商铜镜已有五面，不再只是以前那面用途尚有争议的“圆板具钮器”了，所以说“铜镜殷商始照人”应该不能算是过激的结论。
当然，照容铜镜发明以后，水鉴仍旧沿用了很长时间。春秋时仍有许多以水鉴容的记载，如“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王其盍亦鉴于水，无鉴于人”（《国语·吴语》）等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那时铜镜已经使用，只是由于当时的铜镜使用可能还不普遍。
铜镜的铸造技术
因为铜镜正面要光亮照人，背面又要刻铸花纹、加铸镜钮，所以对技术的要求就比较高，起码比铸造一般的刀剑兵器更加艰难。古代传说中有许多关于铸剑的或精美或悲惨的故事，名扬四海的干将、莫邪、鱼肠等神兵利器，无不凝结着铸工的心血与汗水，甚至生命。想来一面造型精巧、光亮如洗的铜镜也应该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历吧！但也许是备受艰辛的铸工们不愿再听到在“干将”、“莫邪”宝剑上的凄惨故事，有关铜镜的神奇传闻竟然很少。不过我们可以相象，历代铸工们因终日劳累而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浓浊乌黑的汗水，眉毛胡子烧烤殆尽，那会是番什么景象呢？正是这种辛勤的劳作，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技艺，从而制出了众多堪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