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则是一具北周时的石刻造像，约高70厘米、宽35厘米，石质坚固细润，是千年前民间工匠精雕细刻的艺术珍品；法像庄严，表现了释迦牟尼悲天悯人的情怀。造像者为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四月三日道民马落子”；虽是宗教文物，却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具造像的红木底座上，镌有朱屺瞻1952年夏天所写的跋语：此造像原系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激“得于汴梁（今开封），后归吴门画家陆廉父收藏”。继后才为朱屺瞻所得。这具石刻造像在大革文化命中遭查抄，被扔在上海画院一间小屋的一个破柜子底下，有好心人来通风报信说：“你家有一块石头，被掼在画院里。”朱屺瞻夫人趁夜色的掩护悄悄把它抱回来，才使这件文物得以在浩劫中侥幸留存。
二十九、废纸堆中觅得“梅兰芳”
1962年9月15日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一直被“邮迷”们视为珍品。它的总面值虽仅3元，但在90年代的邮市上每套已炒到13000元以上。在天津某厂工作的集邮爱好者韩先生一向对这套珍贵邮票垂涎三尺，只因囊中羞涩，未能如愿。不料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梦想成真，居然不花一文就获得了一套“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
那天，从邮局拉来一汽车过期的废旧资料，准备重新打浆，回炉造纸。韩先生参加搬运堆码后，忽然内急，想入厕解手；瞥见这堆废旧纸张中有张折成几折的旧报纸，就随手带进厕所浏览。韩先生打开报纸，哎呀！一阵狂喜使他的心脏差点停止跳动：这张旧报上居然贴有全套“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
韩先生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邮票怎么会贴在报纸上呢？后来，他请教了很多集邮界的朋友，经大家反复分析后一致认为：“文革”开始后，邮电部曾通令“封资修”题材的邮票停止使用，持有者可到邮局换取相等面值的新票；大约当时的经办人因散票不好保存，便随手找了张报纸贴在上面。不料多年后被阴差阳错地当做废料送进了造纸厂，归于韩先生之手，总算是“人如所愿，物得其所”。
三十、从纺车上发现的珍稀古币
一位醉心于古币收藏的朋友，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途经西安市郊区农村时，从一架被老年农妇当做废物弃置的纺车上，发现了一枚古代钱币。这枚古币是农妇夹在纺车的木架上当做转轴用的，已经遭到严重磨损。取下来后，经过小心翼翼的拭擦，竟是一枚战国时期的秦钱“重一两十四铢”。后来，另一位古币收藏家愿出价8000元购藏这枚珍稀古钱，被发现者微笑着婉言谢绝。
三十一、识货眼力改变了娇妻脸色
三年前，某厂青年职工小A从拍卖会上购得一幅残损而颜色晦暗斑驳的旧画，为此花去了1000多元的积蓄，遭到娇妻絮絮叨叨的埋怨。后经装裱、修复，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亭台楼榭，小桥流水，苍松翠柏，尽收眼底。被行家认定为明代名家郑千里（即郑重）手迹，一位广东来的收藏家说尽好话以7万元求购而去。从此，他的娇妻再也不反对他逛古玩、艺术品市场了。
三十二、藏购名人书信的吉光片羽
20世纪80年代，藏书家凌先生在购藏旧书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封周作人致朋友的短简，经行家鉴别后，确认系周作人的手迹。不久，凌先生趁赴京出差之便，向琉璃厂一家文物商店出示了这封周作人的短简真迹；若能“善价而沽”，他是情愿用这封名人手迹换取其所钟情的其他藏书的。
就在该店负责收购工作的老先生捧着短简仔细端详时，凌先生突然感觉到有人在用脚轻轻地碰自己。他起先还以为是别人不小心误触了自己的脚，就缩脚一让，不料身旁那人亦步亦趋，又继续用脚碰他。这一来，凌先生就禁不住向对方“刮目相看”了。他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意欲求购这封周作人的真迹。正巧，那位老先生不知是怀疑短简的真伪，还是出于经营习惯，先是摇摇头，继而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信价值不大，收购价不高。”随即信口报了个令凌先生大倒胃口的价位，凌懒得多说，拿过短简就走。这时，那位“不速之客”已经恭候在门外，开口就向凌报了一个比店里的出价足足高出30倍的求购价。
凌先生忍不住问他：“你就吃得准这封信不会是赝品？”“不瞒您说，我是研究周氏兄弟的，他们的信我藏有不少，一看就知道你这封短简不会有假。”话一投机，他俩居然就成了朋友，生意当然也就成交了。
三十三、险被湮没的重郭五铢钱
1992年仲秋的一天，西安市泉友王君在旧货市场的地摊上购买了一枚普通钱币，摊主因无钱找零，便顺手抓了一把五铢钱作为补偿。因汉代的五铢钱存世较多，在古币收藏者的眼里属于极普通的低档钱币，所以，王君也毫不在意。回家后，便将这把五铢钱搁置床下。放了很久后，被王君的孩子翻出来玩耍，因其上面沾满尘土，十分肮脏，王君便将这些五铢钱用水冲洗。涮洗中，偶然发现了内有一枚特殊的西汉五铢钱，其与众不同的稀罕处在于钱面外郭有里外两层，除部分被硬锈覆盖外，纤细的双郭清晰可辨，而且品相极好。这枚罕见古钱原先因泥尘遮盖未露真面目，险些被当成普通的五铢钱丢弃湮没。这枚重郭五铢钱的出现，无可辩驳地将我国重郭钱币铸造史由王莽时代向前推移了120多年。
三十四、陈福新发现“伯明翰”孤币
198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上海市的“泉痴”陈福耕从旧货市场上，花7元钱买回一罐旧钱币。清理中，发现一枚色泽灰白、满是油腻的硬币，拭擦干净后，这硬币现出了“庐山真面目”：这是一枚5分镍币，正面中间镌刻着阿拉伯数字“5”，环以珠圈，上下两端皆为英文；背面正中赫然一条蟠龙，上下两端也是英文。陈福耕搬出《英汉词典》仔细对照，正面上端为“伯明翰造币厂”，下端为“英格兰”；背面上端为“镍币样板”，下端为“克”。莫非是被称为“中国镍币鼻祖”的“伯明翰”？！他立即跑去找中国钱币考古界泰斗马定祥。马老反复审视后，证实了陈的推断，并拍案叫绝：“国外只有‘伯明翰’的10分币拓本，你是国内第一个发现这5分币珍品的人，真乃钱币界一大盛事！”
原来，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曾代表清廷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铸3枚镍币样板，准备实行币改，后因保守派在慈禧面前竭力反对而作罢，3枚象征着币改宏图的样板镍币被深深埋进了历史的尘埃。
陈福耕拥有了“伯明翰”之后，声播海外。1984年12月，从美国回沪探亲的许先生，受英国皇家钱币协会委托，持10万美元的现金支票，登门找陈福耕要求割爱相让，被陈谢绝。
198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到上海后，提出想看看民间珍藏，并特别提出想观赏孤币“伯明翰”。陈福耕反复思考，欲待不同意，万一女王不悦，会给友好访问蒙上阴影；如果同意，倘若女王提出要将此币带回英国，如何应付？考虑结果，他落落大方地向女王介绍了“伯明翰”镍币的历史和发现经过，但只向她展示了拓片。
三十五“翡翠王”大意失“荆州”
中国人对翡翠情有独钟。翡翠虽产于缅甸西北部的山区，但在历史上该产地曾属我国云南永昌府所管辖。据清代檀萃所著的《滇海虞衡志》记载：“玉出南金沙江，江昔为腾越所属，距州两千余里，中多玉。夷人采之，撇出江岸各成堆，粗矿外获，大小如鹅卵石状，不知其中有玉、并玉之美恶与否？估客随意买之，运至大理及滇省，皆有作玉坊，解之见翡翠，平地暴富矣！”这就是现今中缅和缅泰边境“赌石”交易的历史渊源。
吴某是东南亚一家珠宝公司的老板，他从10多岁起就随叔父到缅甸采玉贩玉，对翡翠堪称了如指掌。任何一块没有“开窗”的毛料，只要他拿在手上掂一掂，便知其中有没有绿，有多少绿，翠色如何，水头怎样，值多少钱，简直十拿九稳。所以，人们称他为“翡翠大王”。
20世纪80年代初，吴老板获悉中缅边境上的“赌石”生意又红火起来，就带了几名下手赶来淘金。初入市场就旗开得胜，连战皆捷，所购毛料，解开后块块见绿。但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能人自有能人仇”，吴老板接受香港、新加坡几家大公司订货，需购大批高档翡翠毛料，他携带巨资，从瑞丽到木姐两边来回奔波，都未看见所需的好料。正在焦急之际，听说几位巴基斯坦的玉石商带来了一批“赌石”，吴连忙主动与他们联系，经仔细掂量、审视后，认定这是一批上等的翡翠毛料。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终于“敲定”了上亿元的“赌石”交易。
吴老板亲自押货到香港，委托一家玉雕厂剖皮解玉，不料块块都是无绿干燥的白杆玉石，面对耗费整个身家买来的一大堆“白魔”，吴老板不禁冷汗淋漓，双眼昏瞀，一头栽倒在地……据事后了解，使“翡翠大王”栽斤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曾跟随他多年、而现已分手的一名业务主管。此人深知吴老板的“相玉”门道，便买通几位巴基斯坦客商，用高科技手段变造毛料外壳，使其在色泽、纹理、石质粗细等方面，都与吴老板一贯奉行不悖的“相玉”标准完全一致，投其所好，蓄意误导，诱使其上当受骗。
三十六、价值121万港币的倒印邮票
1992年9月30日，香港太古·佳士德公司举办邮品拍卖，一件纽约版2元中心倒印十方连新票，从底价90万元港币起拍，叫价至110万元港币落槌。竟投成功者是一位台湾商人，连同10％的佣金，他实际付出港币121万元。
这件拍品的来历颇不寻常：1945年初冬的一天下午，重庆市南温泉立人中学学生郑晴初到东川邮局购买集邮邮票。集邮柜台系预先将邮票卷成500元一卷出售——那时“法币”已经贬值，500元并非大数目。郑晴初发现所购得的一卷中有一整张纽约版2元中心倒印票。共计50枚；当即将其拿到南温泉照相馆拍照留念。在渝期间，郑晴初将这50枚中心倒印邮票转让或交换了10多枚出去。1946年春，他随全家迁至上海，并把剩余的30多枚倒印票交给了专营进出口生意的父亲。郑父门槛极精，虽有多位邮商上门求购，均未谈妥条件。后来，上海国宝邮票公司老板吴乐园找到郑父，表示愿以200美元买下这30多枚中心倒印邮票。但提出了两项附加条件：一是必须全部卖给他，不能再卖给其他人；二是若少卖给他一枚，则将来一旦被发现，需付给50美元的补偿金。吴进一步解释说：“我付给你200美元是我投入的成本，将本求利，要卖250美元。假如你少给我一枚，又拿到市场上去卖，就会影响我的利益。所以，你一定要先将所收藏的全部纽约版中心倒印邮票给我过目。”
那时的200美元是笔大数目。吴乐园采取分期付款方式，付一笔款，拿一部分邮票；直到上海解放，这桩交易也未做完。此后，吴到了台湾，郑父到了香港，他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也就停止执行。郑父初到香港时，手边尚有纽约版2元中心倒印邮票方连一件，计20枚。后又陆续卖掉10枚。最后留存的十方连即为佳士德公司的上述拍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