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剑：西汉中期玉器，1977年山东省巨野县红土汉墓出土，山东省巨野县文物管理所藏。玉剑又称工剑鼻或王剑卫，是佩剑时通过孔道结扎的绳索穿挂于腰带上用的。此玉为长方形，长9厘米，宽3厘米，厚2厘米，正面两端下弯如拱桥，表面浮雕两只螭虎，一大一小，形象生动，背面有一长方形穿孔。玉剑互表面的纹饰题材也较为丰富，主要有谷纹、涡纹、螭虎纹、卷云纹和兽面卷云纹等，其中卷云纹和兽面卷云纹出现的时间较晚，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直至魏晋时期。玉剑一般长4至12厘米，宽2至3厘米，厚1.5厘米至2.5厘米之间，从其演变情况来看，早期略呈细长，中期呈宽长，后期呈短宽，唐、宋时期，已无玉剑出土，但在明、清乃至民国期间，仿制之精几乎可以乱真。
玉蝉：西汉后期玉器，1974年江苏省呼胎县东阳7辱墓中出土，南京博物院藏。长4.7厘米，以羊脂玉琢成，滑润晶亮，蝉体扁宽，头部双目外凸，尾和双翼呈三角形，正反两面均以阴线刻饰，玉含是一种专门用来送葬的玉器，放在死者口中。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玉含的形制逐渐定型，作扁平声穿孔的蝉形。玉蝉无穿孔，亦说明了它并非佩饰。一些学者对含作蝉形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取其清高之意。古人认为蝉饮而不食，以饮露为生，是一种清洁而高雅的昆虫；二是取其蜕脱之意。汉代人从蝉蜕转生而悟再生、即含蝉寓暂死之意，象征变形和复活。
玉舞人：西汉玉器，1986年河南省永城县芒山镇僖山汉墓出土，河南省商丘市博物馆藏。高4.65厘米，宽2.55厘米，双面透雕成舞人形象，以阴线刻出面部表情及服饰细部。上下各有一个小孔，方牌形舞人是西汉晚期流行的一种样式，即在方牌形玉片上用阴线条刻画出舞人的上身或头部、袖部，雕刻较为简单。
透雕玉舞人以透雕镂空技法制成，舞人姿态优美，雕刻精细，线条流畅，充分展现了汉代舞蹈“长袖”和“细腰”的特点。
玉舞人
王仙人奔马：西汉玉器，1966年陕西省咸阳市新庄汉元帝渭陵西北汉代遗址出土，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藏。长8.9厘米，通高7厘米，玉质洁白无瑕，王马昂首挺胸，张口露齿，双耳竖立；两眼前视，马身用阴线琢出飞翼，马足遒劲有力踏在刻有云纹的长方形托板上，作奔腾嘶鸣状。
马背骑士头系方巾，身着短衣，手执马髭鬣，神态威严倨傲。
这件玉雕构思新颖，雕琢极为精美，是楚汉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它不仅反映了汉代玉雕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玉器中可以数得上的艺术精品之一。仙人奔马的造型反映的是汉代时颇为流行的羽化登仙的思想。
玉铺首：西汉玉器，1975年陕西省兴平县茂陵附近出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10.6公斤，铺首为青玉，略作长方形，兽面形象，中部浮雕大眼和长鼻，并雕刻一排整齐的外露的牙齿，两侧为透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顶部为卷云纹，细部点缀纤细的阴刻线。铺首是镶嵌在门上的装饰。此铺首的背面有突起的长方形钮，中间有方孔，可以插榫，孔内还留存有经过切削的金属，应是原在门扉上镶嵌的遗迹，它可能是藏陵地宫墓门上的装饰，茂陵遭毁时被弃至陵外。工铺首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称为“四神”，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神化了的禽兽，其产生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战争的布阵有关。汉代“四神纹”非常盛行，人们迷信它是消灾免祸的化身。在汉代文献中，把它们同木、火、土、金、水联系起来，并配上各种颜色，分别镇守四方，成为拱卫上帝的四方之神，后来又经神学者们的美化，把它们装饰成天神的形象，它们在天上是保卫上帝的，在人间是保卫帝王的，在陵墓中则是为保卫墓主灵魂的安全。这件玉铺首是目前为止惟一一件经鉴定近似于蓝田玉的汉代玉器，为研究蓝田玉的开采历史及汉代王料的来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玉铺首
五座屏：东汉玉器，1969年河北省定县汉墓出土，河北省定州博物馆藏。高16.5厘米，长15.3厘米，由4块透雕玉片拼成，两侧支架略呈长方形，上刻螭虎纹双联璧，中间两屏片呈半月形，透雕人物鸟兽纹饰，上屏片正中为“东王公”，凭几端坐，旁有风鸟、狐狸、豹等禽兽；下屏片正中为“西王母”，发后梳戴胜，亦凭几端坐，旁有跪坐侍者二人，以及熊、龟、蛇等动物形象。王座屏上透雕的“东王公”、“西王母”及奇禽怪兽等主题纹饰，是汉代最常见的神话故事画，在汉代画像石上可常见到。
玉剑：汉代玉器，19对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墓出土，西安市文物局藏。宽8.5厘米，高6.5厘米，玉剑呈不规则状，采用透雕、浮雕和线刻等技法琢成，雕出群螭嬉戏于云间的图像，造型奇巧，构图新颖，画面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王剑必是剑鞘末端的玉饰，汉代玉必一般呈梯形或近似梯形，而这件玉必呈不规则形，为汉代玉班中罕见者。
五、多元化的唐代玉器
唐代玉器评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一个低潮时期，造成玉器衰落的原因很多，一方面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不息，经济萧条，俭葬之风较为盛行；另一方面金银器和瓷器的异军突起以及儒家独尊的地位的丧失等，也对玉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玉器很少，仅在河南洛阳曹魏墓，陕西华阴晋墓，江苏南京象山、郭家山；宝贵山等地东晋墓，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及江西南昌市郊和安徽芜湖地区的南北朝时期墓葬中有少量出土，主要种类有高柄王杯、玉耳杯、玉盏、蝉形玲、玉辟邪、玉猪、浮雕凤纹带钩、鸡心佩、珩形佩，其造型、工艺和艺术风格大多是继承汉代传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教信仰与传统艺术的不断融合，东晋以后以玉石造像的习俗颇为盛行，据文献记载，东晋建立瓦棺寺，三绝之一就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玉人像（观音像）。总之，东汉以后中国古代玉器虽跌入低谷，但就发现的玉器来看，仍可说明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礼玉和葬玉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装饰玉器渐渐成为玉器的主流。
统一的隋王朝在南北朝废墟上仅仅统治了三十七年，文化艺术方面基本保持着前代的传统。隋代墓葬目前发现较少，玉器发现更为少见。1957年发掘的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出上有数件玉器，使我们能一窥隋代玉制品的风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件镶金玉盏，白玉质，卷唇敛腹假圈足，内外口沿镶一周金边，通体光素无纹，形制简朴，抛光细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另外，还有玉免和玉钗各一件，均为白玉质，玉兔尖嘴大耳，昂首挺胸，四肢前趴作卧伏状，腹部横穿一孔可供佩系；王钗双股，剖面圆形，下端尖细，是当时妇女的发髻装饰。总之，就目前发现的玉材来看，隋代玉器尚徘徊在魏晋以来的低谷之中，未有多少创新。
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玉器较少，在河南僵师杏园村李存墓中出土有两件象生玉器和四件玉石器皿，陕西礼泉县兴隆村越王李贞墓中出土有十件工饰，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有玉册和山形玉饰等，广东韶关罗源洞张九龄墓和张九泉墓出有玉猪、玉棒等，另在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吉林敦化县六顶山渤海国贞惠公主墓也有少量玉器出土。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文物窖藏中出土的一批精美玉器，是目前一次性出土唐代玉器数量最多的，计有玉带十副，镶金白玉镯两对，八瓣花形王杯、王橇、方玉各一件，另外还有兽首玛瑙杯、玛瑙臼、水晶杯、玻璃碗及蓝宝石、黄晶等制品。然而轰动一时的并非这些玉石精品，而是该窖藏出土的二百七十多件玲珑剔透、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唐代金银细工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玉雕工艺的更新，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也在许多领域取代了原先玉器的地位，这可能是唐代玉器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唐代传世玉器在民间多有流传，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有大量的收藏。
唐代玉器使用的玉料以白玉为主，此外还有一部分是青玉、玛瑙等玉料。
根据唐代出土玉器与传世玉器的情况，唐代玉器可划分为装饰玉器、玉器器皿、象生玉器、礼玉、刻字玉册等主要品种。
唐代装饰玉器中较为多见的是玉步摇，这是一种头饰玉片，玉片上有镂雕精细的花鸟纹饰。另一类常见的是玉带，又称王带板，为革带上的玉饰片。一条完整的革带应由鞋、锛、铊尾和带扣四部分组成，最初用途是受环以悬物，后来逐渐演变成纯粹的装饰品。唐代有严格的用玉制度，以玉为最贵，只有皇帝。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佩带玉，其中佩带的数量从七至十三不等，等级愈高，数量也愈多。《新唐书·车服志》载：“以紫为三品之服，服金玉带十三；深绿色为四品之服，金带十三；浅排为五品之服，金带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江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瑜石带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带七。”这项记载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极为辉煌的时期，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唐代艺术一方面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优良传统，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将中国文化广泛传播的同时，融合了外来文化之长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创造出一幅全新的面貌。这一点除了在唐代金银器的造型。纹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外，在唐代玉器器皿上也有充分的表现，例如兽首玛瑙杯等。
唐代的象生玉器开始呈现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生活气息的逐渐渗入，写实性强，不掺杂有夸张色彩，这与汉代象生玉器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情调有了明显的区别。
传统的礼玉在唐代史料上虽偶有记载，但也已彻底失去了以往辉煌的地位，成为一种象征品而已。在传世品中有件唐代白玉浅浮雕云龙纹璧，直径9.6厘米，孔径3.7厘米，两面内外缘各有一周阴刻弦纹，正面琢一盘旋的龙纹，龙头生有双角，上唇上翘，眼后有髯，下唇有须，龙身遍饰鳞纹，腿部关节处有翼，背上起脊，头尾间雕一火焰宝珠，龙张牙舞爪，毛发飘拂，极其动感，璧背面雕饰对称的四朵如意形云纹，云头中央以阴线刻，各琢一扇形图案。这件玉璧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的云龙纹饰，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至唐代已基本定型，为后世云龙图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高级贵族常以名贵的玉石作哀册或溢册，临潼西泉乡惠昭太子李宁墓中就发现有玉质哀册，在洛阳也曾出土汉白玉质的哀帝王册。出土数量最大的应属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该墓共出土玉册计44册，汉白玉质，包括哀册和溢册各一套，玉册均做长条形，长28.4—28.6厘米，宽2.8—3.2厘米，厚1.2—21厘米，每册均刻字，行书体，字口填金，上下两端有供穿缀的小孔。史思明墓所出土的大量玉册，对我们了解唐代玉册制度有很大的帮助。
唐代近三百年的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流的频繁，从而创造了灿烂辉煌。举世瞩目的唐代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唐代玉器，从数量上来说虽然不多，但从质量上来看却令人不得不发出“件件是精品”的感概。唐代玉器品种、风格都有了新的发展，精湛的雕琢技艺，新颖的设计构思，独特的造型艺术，标志着中国古代玉器已走出魏晋以来的低谷，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在继承传统玉雕的基础上融合同时代金银细工、雕塑绘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并吸收了中亚、西亚等地艺术中的新鲜血液，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一代玉雕新风，对后世玉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玉器主要作品介绍
白玉吹笙人带夸：唐代玉器，1981年陕西省西安市郭家滩出土，西安市文物局藏。4.9厘米，4.6厘米，此带夸为白玉，正方形，夸的正面为奏乐人，其发分梳两髻，双手捧笙吹，腹部隆起，盘腿坐圆形茵席上，两侧披翻卷拂舞的飘带，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特别是两眼，虽简化至三角形状，但全神贯注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用阴刻细线勾勒人物各部位及服饰、茵席。这种用短细阴线作装饰，是唐代流行的技法之一，突出了人物的神韵，并极富装饰趣味。
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高6.5厘米，通长15石厘米，上口为圆形，口沿外有两周凸弦纹，中间一段杯体弯曲作兽角状，弧线和谐优美，下口部作兽首状，兽首肌肉饱满，凸出的双眼神采洋溢，两只兽耳竖挺，似在倾听，头上两只弯角棱节分明，粗壮有力，角尖与上口外璧相接，兽嘴突出，镶戴一笼嘴状金帽，嘴中有流与杯耳相通，卸下金帽，杯中琼浆即可自流中泻出。通观此杯，唐代工匠充分利用玉材的俏色；合理布局，玛瑙的酱红色、橙黄色、乳白色纹理和色泽与兽嘴部的黄色金帽互相映衬，加上杯子的兽角状外形和兽首形装饰生动新颖，使得这件本已精美绝伦的玛瑙杯更添异域风采，给人以无限的艺术瑕想。这种兽首造型艺术在中国古工中极其罕见，但在古代中亚。西亚，特别是古代波斯艺术中却屡见不鲜，因此，何家村出土的这件兽首玛瑙杯，或来自西域，或出自唐代玉匠之手，是唐代中西方古代文明交流融会的产物。
兽首玛瑙杯
玉骑象人：唐代玉器；传世品，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长7厘米，高5.3厘米，青玉质，象大耳垂首作卧伏状，其上侧上生一高鼻深目，身着窄袖束腰长袍，足穿长统靴的胡人形象，一足盘起，一手置于脑后作搔首状，形态生动，生活气息极为浓厚。
玉飞天
飞天：唐代玉器，传世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通长3.9厘米，宽71厘米，厚0.7厘米，青白色玉，局部有浅黄色斑浸，扁平状。镂雕及阴线刻的手法琢制。
飞天头上有高髻，长目小口，面部端庄慈祥，上身半裸，肌体丰腴圆润。下身着裳裙，裙带飘弋。彩带环绕臂，迎风向后飞去，曲折翻卷、跳足、身下有飞渡的祥云三朵，飞天与祥云相接，右手按云头，左手呈舞蹈状。人物体态娇美，形象生动逼真，与同时代的壁画作品极为相似。魏晋以来广泛流行的佛教，在隋唐达到一个高峰，寺院塔庙鳞次栉比，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形成一股热潮，社会各个领域佛教的影响无处不见，反映在玉雕工艺上就是玉飞天形象的出现。
六、世俗化的宋代玉器
宋代玉器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