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山西省太谷县北汪乡北汪村,有一片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古代风格的宅院,据说是以“福”、“禄”、“寿”、“禧”四字的字形建造的,其中有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现数“寿”宅院保存完好,宅院坐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正是以多福、多寿、多子为内容的“三多堂”。
这就是晋中闻名的曹家大院,它始建于清朝初年,宅院典雅大方,厚重古朴,其中建筑雕梁画栋,楼阁林立,廊庑迂回,可谓是我国北方传统民居建筑的珍品之一。耗巨资兴建这一庞大而精美的宅院的,正是明末清初时的太谷县首富曹三喜及其子孙。
巨商的艰辛创业史
明末乃至有清一朝,山西太谷北汪村的曹氏家族都是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财最多时曾达到一千余万两白银,开设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各大城市,有些产业更远至日本、蒙古、俄国、欧洲等地。
可追溯的曹家祖先名叫曹邦彦,本是山西太原晋祠花塔村人,明朝洪武年间有次全国性的大移民,他也举家迁移到太谷县北汪村,以制售砂锅为业,兼以耕作为生。
曹氏家族在经商上的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为曹邦彦后第14代人曹三喜一手撑起来的,曹三喜是使曹家由一个农民走向一代巨商的关键转折性人物,也是明末清初的大晋商,《清稗类钞》称其家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
青年时代的曹三喜仍只是太谷县的一个农民兼小商贩,但他不满现状,为谋生独闯关东,来到了原东北热河省的三座塔村(今辽宁朝阳市)。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于是他先以种菜、养猪、磨豆腐为生,他很有经商头脑,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兼也卖菜,而用豆腐渣养猪。开始时其生活十分艰辛,但他勤劳踏实,日子越做越好。略有积蓄后,他开始与人合伙利用当地盛产的高梁酿酒,酿酒业是他发展的第一个行业。
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曹三喜不愿受人欺侮,便开始独立经营。由于经营有道,他的酿酒生意越做越大,以至竟垄断当地酒类销售,但他没有因之自满,而是把它投入到其它行业的发展中,所以他的经营范围很快又发展到杂货业、典当业等,产业规模也就越做越大,并且开始以三座塔为中心向外扩展。
三座塔村地理位置重要,人口日益增多,经济也日趋繁荣,这其中曹三喜的产业就有很大贡献。后明朝政府在这里建立朝阳县制,所以至今当地还流传有这么一句话: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
朝阳县建立后,这里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也飞速发展,曹三喜生意不断扩大,由朝阳逐步向沈阳、四平、锦州、朝鲜、日本等地扩展,最终于明末在东北地区创建了其雄厚的商业基地。
曹三喜生活的时代是明清两朝政权变更的时代,双方在关内外打了不少仗,曹三喜曾利用关系和商业渠道在其间为清军供应不少军需物质,捞了不少战争财,遂成为关外官民通吃的巨商。
1664年清兵入关,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曹三喜也开始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商号,以太谷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辐射,继而又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并开始向国外发展。其经营范围也很广,如:布匹、绸缎、呢绒、茶叶、颜料、药材、皮革、杂货、洋货、典当、钱庄、酿酒、粮店等,可谓是全才的生意大王。
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这给他在经商上带来很多不便。家业兴起后,他非常重视对弟子的教育。为使弟子们走升官之路,或提高经商才能,他在家中设有专馆家塾名为“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这种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儒商,渊博的才学使他们在商场上如鱼得水,为曹家开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举措也使致曹三喜以下十几代人都可谓是商场上的杰出之辈。
曹三喜年老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大家虽在资产上独立,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他便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此六家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西安、张家口、榆次、乌鲁木齐等,其商号遍布中国各地。不仅如此,他们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近到日本东京、朝鲜平壤、蒙古乌兰巴托,远到俄国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最远还跨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可谓纵横欧亚大陆几万里,,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1000多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多人。这不仅仅在山西人的经商史上、就是整个中国的经商史上都是不朽的辉煌。
到清末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经营方式已有些落伍,道光年间开始衰落,不过还有“三多堂”兴旺发达,但也没有撑多久。辛亥革命后,政府将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使曹氏商号的资本折损数十万两银。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也因银钞折算而损30余万两白银,并负外债80余万两。而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100多万银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日军将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政府所有,这样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终致曹氏商号无不亏损巨大。而这时的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终致曹氏的商业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倒闭,共历24世,创造了一个家族的辉煌商业史,曹三喜及其家族的兴盛与衰落,也体现了晋商的兴盛与衰落,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因利制权的经营之道
曹三喜之所以成为巨富,自有他独特的经营之道,这里总结出以下几点:
严格而有效的管理
曹三喜的产业之所以发展得很快很大,与他订有一套严格而有效的管理办法是分不开的。曹家商号都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打牌、嫖妓、抽大烟;应酬方面也有指定的专管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也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但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不准有口袋,以免私自拿钱,但每位伙友都有一小串钱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在管理方式上,一般由由曹家人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设分支号,每个支号又控制着若干小号。总号还派出“钦差”到各地的商号巡查。曹氏通过调度各支号和“钦差”指挥整个集团运作,保证了庞大的曹氏家业的正常运行。
宽严并济的用人之道
曹三喜在用人上讲究宽严并济,其“宽”表现在他能“用人不疑”,所以才使手下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他在沈阳设分号时,该号掌柜领了七万两白银的本钱,不到几年就赔光了。掌柜向他报告了亏损的经过,曹三喜认为他讲的十分有道理,不但不责怪,反而问他是否还敢再干?那掌柜说:“只要东家信任,当然敢干。”于是又领了第二批资本,不料又赔光了,曹三喜又慷慨地付给了第三批资本,掌柜通过前几年积累下的经验认真地经营,结果不仅赢回了前两次的亏损,还赚了一大把。仅由此例就不难看出曹三喜对手下的人是很信任的,且能发挥大家的才智,让人放手去干。
而严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曹三喜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人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选用山西人。其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由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则须已有一定业绩。另外,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文人做掌柜,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
曹三喜在用人上的诸多规矩也体现了他的“严”。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
实行股份制员工激励法
曹三喜对其商号实施了股份制管理。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都可分得股份。其股份制有两种:一种是以白银入股,另一种是“顶身股”。按曹家的号规,业绩突出者,可顶生意,即参与股份利润之意。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当时顶一份生意者,年终可获得利润白银一千两。普通员工上升为顶生意的掌柜以后,便与曹家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盈利的多少与自己的收入有关,因而无不忠心耿耿以致力于商号的发展。
所以,作为创业者,一定要懂得与他人分享。一个不懂得与他人分享的创业者,可以说根本不懂得看得大才有大成功的事业规则,是不可能顺利地将事业做大的。
我们都看过《水浒传》这本书,都知道梁山在宋江的治理下,一派兴旺发达。众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过得好不快活。其实宋江治理梁山全靠两个手段,一是建章立制,自宋江而下,众兄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二是作为领导人,宋江懂得与兄弟分享。每当“买卖”有所获,宋江总是第一个安排下功劳薄,众兄弟论功行赏,按照各人的贡献,将利润进行公平分配。《水浒传》120回,从来没有一个字讲到宋公明瞒着众人多吃多占,中饱私囊。按理说,宋江貌不惊人,武不能马上交战,文章也没好到哪儿去,却将梁山一干强盗治得服服帖帖。原因很简单,因为宋江这样的领导人,不会让大家吃亏。按经济学家的说法,就算是有人不服他,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让宋江当头儿也是个最优选择。
为什么要将创业中的既得利益与人分享呢?这其实也是在满足为自己服务或合作的人的某些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有关人的需要层次的理论,说人按层次一共有五种需要,第一是生存需要,第二是安全需要,第三是社交需要,第四是尊重需要,第五是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具体到企业环境里,具体到公司员工身上,就是需要老板与员工共同分享。当老板舍得付出,舍得与员工分享,员工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就从老板这里都得到了满足。员工出于感激,同时也因为害怕失去眼前所获得的一切,就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自我实现,为老板做更多的事,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贡献以回报老板。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企业的正向循环、良性循环。这应该是马斯洛理论在企业层面的恰当解释。
主营女性用品系列的婷美集团,现在的规模和业绩在美容美体和保健方面可谓是国内老大,其之所以能快速地发展,也在于其老总周枫是个懂得与人分享的人。周枫早已是亿万富翁,但当初坚定不移地跟随着他的员工现在也大都有百万和千万身家,他们都说自己是与老板一起分享了成功果实。不但是这些员工,现在婷美所有的员工都在分享着周枫和婷美的成功。如今在周枫的公司里,只要是时间较长的员工基本都有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都是公司作为奖励送给员工的。它在创业初期就规定,凡在公司工作满3年的员工,就送给小汽车一辆。后来周枫又买了28套“部长级”住房,每套150平方米,只要在公司工作满5年以上的员工,就可以得到这些住房。
周枫这样解释自己的成功:“我觉得我成功的因素里面有这样一条,就是我能够做到与人分享。”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他解释说:“我现在研究很多案例,比如三株、太阳神等等企业是怎么成的?怎么倒的?他们成功以后员工和主要干部都是什么样的福利待遇?(我发现)我们中国有个现象,就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一旦做火了以后,紧接着就会分杈。好像只要做了一个给老板个人带来暴富机会的产品,之后这个企业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比如说一个口服液产品,做火了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同样的口服液,你想一想,做这些口服液的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原来的公司里派生出来的。这里面有高薪挖角的原因,更多是老板自身的原因。老板挣钱了,副总们会想,老板挣大钱了,看看我自己的钱,还是没有涨多少。那好,我宁愿不拿你这几千块钱的月工资了,我也不出去给别人干,因为给别人干,我可能还是拿那点工资。我自己办一个公司,几个人单独拉出去也做这个,因为别的不会做,我就仿照你来做。一旦做成了,我也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所以这样不断地派生,今天果茶大战,明天保暖内衣大战,还有各种的保健品大战,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你看我做的生意,基本上后面没有跟进的人跟着搅和。婷美为什么能够一花独秀?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凝聚力特别强的队伍。”
如此精明的周枫,真是一个掌握了“分享就是共赢”法则的人,所以他做一样东西火一样东西,而且只要是他做过的东西,都做到了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