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了解商帮的历史，体悟传统的商人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中华民族的商业精神，指导自己的商业生涯。
徽商
北宋过后，南宋定都临安（即今杭州），使得全国经济重心转向南方。南方经济一天天繁荣，给商人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于是，徽州人也渐渐开始经商，他们把自己丰富的物产通过新安江运出去，又把自己需要的物资运进来，就在这样的互通有无之下，随着南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的完成，徽州已渐渐地成为商人的活动中心。
从此，徽州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迅速地形成一个个商帮。在宋代，徽商中就有许多大富商，但真正形成帮会，则是在明代。
成化、弘治年间，东南部许多市镇经济大幅度上升，苏州、杭州、南京等一些地方商贾云集，促使许多城镇快速发展，并将这些地区的小生产者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作为身处其中的徽商此时如鱼得水，因地制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他们凭借地理血缘这一地利人和的条件，大规模合伙经商，从而形成了一统东南广袤地区的徽州商帮，徽商从此称雄商界。
盐业一直是徽商所从事的一大行业。徽商早期只是在北方边远地区进行盐业贸易。明代弘治年间，朝廷对盐业放开，商人向盐运公司缴纳银两即可办引行盐。这样一来，给徽商带来莫大的好处，从此盐商可以不必赴边纳粮，所以从事盐业的徽商越来越多。嘉靖、万历年间，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黄、吴、汪诸族拥有的资产就多达数百万。继他们之后，又有江、徐、曹、程、宋诸族，他们有的是运商，有的是场商。场商相当于第一批发商，他们从生产食盐的灶户手里购买食盐卖给运商，并利用压价等各种手段剥削灶户，有的场商还自行生产食盐，牟取暴利。运商则相当于总代理商，他们从场商手里买进食盐后，运到各销售点高价发售，所以他们的利润比场商要高得多。
运商又分为总商和散商，总商由官方指派，各散商都隶属其下，由总商监督，查禁私盐。而朝廷有关盐政方面的事情，也必须同总商共同商讨，总商这种双重身份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敛财机会，所以总商的职位一直是徽商争夺的焦点。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中，徽州人就占了一半。乾隆之际，徽州江春是显赫一时的总商，他任两淮总商达四十余年之久，多次率领散商捐资赈灾、助饷，屡受清廷嘉奖，是一个比胡雪岩更为风光的红顶商人。
当时的典当业是一种高利贷行业，面对厚利，徽商当然不会放过。据载：崇祯时，徽人汪箕在北京有几十处典铺，而河南则有徽州典商二百余家。到了清代，歙州人许某在苏州、浙江地区开设了四十多个典铺。可以说，当时徽商开设的典铺遍及全国。徽商经营典当业十分精明，他们想方设法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顾客，典当物品，发放高利贷，使别的商帮很难插足。其中茶业又是徽州商帮的长项，有许多几代相传的茶商。明代末年，歙州汪伯龄曾携资到四川雅州贩茶，没过多久就成了富豪。
清代康熙时同乡李遴也入四川贩茶，一举成为茶商首领。乾隆时，徽商在北京开了七家茶行，一百六十多家茶商字号，数千家小茶店。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老板几乎全是徽州人。在长江流域的各大城市，都有徽州茶商活动的身影。
除了以上三种行业，徽商还经营文房四宝以、瓷器、丝绸、粮食等等，不胜枚举。
由于宗族的缘故，一旦有一个徽州商人发迹之后，总会带动一大批徽州人也跟着成为富豪，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商业活动使徽商不断壮大。
徽商中有谁发了财，就放贷给他的宗族子弟，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经商。如果子弟们不善经营赔了本，他就大方地宽限还债期限，使子弟们有重整旗鼓的机会；如果赚了钱，他就从中抽取少量利息，使子弟们迅速发展，有利可图。因此只要有一人发了财，他们宗族子弟都会跟着沾光，并为他效命。还有的人因指导有方，使得子弟们所得比自己还要多，这种帮里不帮外的做法在徽商中普遍存在，所以徽州富翁越来越多，徽州理所当然也就越来越富，最后竟使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有的地区。
徽商深受故乡文化的熏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儒家“仁、义、诚、信”贯通于经商过程之中，形成了徽商特有的经商道德。
仁。仁爱之心一直在徽商的经营中产生作用，明代正德年间，桐城、潜山一带发生灾荒，粮价大幅度上涨，徽商汪平山并不乘人之危，而是将自己屯积的粮食不取利息地借给灾民，这一仁爱之举深受人们的称颂。歙县吴也常常告诫子孙经商要“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
义。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十分重视这一点。明代万历时，徽州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他令当铺四面开门，让宗族子弟热情接待顾客，同时他吩咐子弟贷出的银子一定要分量足，不能搞欺瞒顾客的事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使他的典当业赢得了高度的信誉，远近的顾客都愿到他的当铺典当物品。绩溪商人江通也以义获利赢得乡人尊重。清代凌晋在与人做生意时，曾有那些市侩小人蒙骗他，他并不在意，仍以货真价实的态度与之交易，结果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徽商这种以义为利的举措，使他们获益匪浅。
诚。经商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与你交往，否则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诚实，不值得交往，所以徽商一直十分重视信誉，讲究诚实。徽州詹谷在上海崇明为别人主持商务，当时主人年纪大了回家去了，东南又有战乱，使崇明岛与大陆失去联系。可是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苦心经营，终于赚了大钱。后来主人的儿子来到崇明岛，詹谷将多年经营的账本交给主人的儿子，几年的账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这种诚实的态度受到别人的交口称赞。
有一个徽商许宪曾说：“以诚待人，人自怀服。”只有真诚待人，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和尊重，别人也才会和你合作。因此，徽商一直十分重视信誉。
信。商人有一句格言叫：“市不二价。”市不二价是说以信誉为上的经商原则。休宁的程锁在发放高利贷时，利息在一年之内都不超过本钱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举措自然为自己赢得了信誉。明代歙县商人许文才也十分注重信义，一贯地货真价实，童叟不欺，在商业队伍中有口皆碑，同样，生意也越做越大。
徽商中重信守义的人很多，像休宁金赦、婺源洪胜、程焕铨、毕周通等等，都是很重信用的商人。商业道德的重视最终使徽商雄踞商业，这就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妙之一。
徽商成功的另一个奥秘就是依靠宗族势力，只有依靠宗族势力才能进行商业垄断，这一点徽商比谁都清楚。徽州人外出经商，在某地落脚之后，他的宗族子弟也就一块儿赶来，共同在当地经营，这样就容易一步步地垄断市场。如明代的许孟洁在正阳经商二十多年，他的宗族亲友纷纷投靠，后来许孟洁在正阳去逝，有近三千宗族子弟拜挽，围观的有近万人，都惊叹许某有这么多亲友，由此可见徽商的势力。
谁都知道，经商需要随时掌握市场信息，而徽商对信息的掌握十分准确，这一点也是依靠宗族势力的提供。徽商常常利用宗族的族谱来了解子弟们在当地的分布情况，并从他们那儿获得差价、需求等信息，随时进行调整，所以他们总能走在市场前沿，先声夺人。不仅如此，徽商为了扩充势力，还在各要塞布下自己的亲信，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点。休宁的汪福先在江淮经营盐业，总是率宗族子弟进行交易，每个关键环节都由亲信子弟控制，这样一来，在盐业竞争中获益匪浅。有时徽商遇到行价下跌，无人收货的市场变化时，也能从容不迫地找到当地的宗族商人，让他们暂时接收货物，或由他们代销，然后另觅出路，这样就减轻了包袱，易于转轨，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封建社会，宗族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他们的家法，即“族规”。徽商都利用族规来控制宗族子弟。他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用种种手段尊宗敬祖，以此笼络宗族子弟，建立一套套等级森严的宗族制度。徽商吴荣还经常在家中召集宗族子弟，给他们讲解《颜氏家训》，以使子弟们同心同德，增加凝聚力，使自己易于控制。
徽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朝中有人”才好经商。倚靠官僚才能保证经商的长久性，也才能赚大钱。徽商以宗族势力为桥梁，攀附封建政权，寻求官商的双重身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徽商不惜重金贿赂封建权贵。如胡雪岩为了投靠左宗棠，用借捐军款和赈灾来逢迎左宗棠，使左解除了对胡的成见，在皇上面前对胡大加称赏：“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慨。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结果使胡雪岩平步青云，一举成为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二人也因此成为莫逆之交。徽商章必林则对盐务官员随身相待，频献殷勤，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靠山。
然而，仅仅收买投靠权贵并不是上上之策，关键是自己要有宗族亲人在朝为官，才更为保险。于是徽商拿出资金办学校，勉励子弟刻苦读书，换取功名。他们对子弟中有才华者十分重视：“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将来作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结果，清代各省状元安徽就有九个，位居第三，八府五州中仅徽州一府就占四人，这些子弟的官僚身份，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徽商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盐商中的总商，其原因就是鲍志道的次子鲍勋茂是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行走。曹也是总商，是因为他父亲是户部尚书，而弟弟曹振镛又是军机大臣。
徽商正是因此而击败其他商帮，获得在明清商界的主流地位。
任何事物有兴盛就必有衰亡。徽商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乾嘉，称雄商界三百余年，至道光之后则逐渐衰败。
其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资金分散。古人讲究“多子多孙”。徽商也不例外。徽商辛苦一生，经营几十年，一旦病危就将巨额资产瓜分于子孙，变为零散资金，影响了资本在流通中的进一步增殖与扩大，以致于逐渐流失。
（2）奢侈浪费。前面说过，徽商江春仅两个内班一年就要花费三万金，其他诸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则更是耗财无数，大量资金的挥霍也是徽商衰落的原因之一。
（3）赈灾。乾隆三年，扬郡旱灾，众商共捐银十二余万两，而汪应庚一人就捐助四万七千多两。其余徽商捐粮捐资都是家常便饭，这样就对徽商资本产生巨大消耗。
（4）助饷。助饷是指徽商向朝廷捐助军费开支。乾隆三十八年，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捐助饷银四百万两。乾隆五十三年用兵台湾，盐商又一共捐银二百万两。乾隆六十年，湖南苗民起义，盐商又捐二百万两等等，像这样助饷白银都是徽商慑于朝廷淫威而不得不捐助的。
（5）交纳，课税。商人发了财，朝廷的税收也逐年递增。清朝初年盐商税收只有九十余万两，加起其他杂项也不过一百八十余万两。但到乾隆年间，就猛增了四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盐商每年的税收竟达八百余万两。这些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而各地官员私自加收的则更加不计其数。
除了以上所叙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造成徽商资金的流失。封建官府对徽商的打击以及徽商自身与历史的不合流，最终导致了徽商三百余年的称雄局面宣告结束。
晋商
山西地处长城内侧，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曾大规模迁徙山西人以充实北京、山东等省，使山西地少人多的州县的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谋求出路。像潞州、汾州、平阳府、大同等地都有不少优秀的商人。
在山西这种经商风尚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人们对应试升官并不看重，而是挟资奔走四方。因而历史上山西人经商，并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帮派——晋商。
明代初年，政府以盐引诱商人运粮到边境，从此引出了山西商帮，当时的山西商帮粮商兼盐商同时做，他们从北方市场向离山西较近的边镇大量贩运粮食。自从纳粮转为纳银后，晋商更加全力以赴，他们想方设法廉价购进粮食，然后用窖藏的方法保管起来，待到朝廷要粮时，再贩运到边境，从中获取利润。当然，这种囤积居奇的手段实在有赖于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粮食储存在黄土窖里，几十年都不会腐坏。
晋商中经营木材者也不乏其人，嘉靖年间，北直隶真定府官员所采伐的皇木三十余万方，都是由山西商人所经营。
晋商经营棉布大多是从江南贩至北方。仅正统元年六月，运往宣府的布匹就有二十五万匹，除此以外，晋商还将棉布销往晋、鲁、秦等地。
晋商还有许多人放高利贷，他们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津门杂记》载：“印子钱，晋人放债之名目也。”
长途贩运、贱买贵卖是晋商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根据全国各地的商品差价，寻找能够双向贸易的最佳路线，一来一回不跑空。而单向贸易的路线则不太感兴趣，往往留给其他商帮。
晋商还有许多其他的经营项目，如铁器、丝绸、瓜果、书籍等等。而最为知名的，当属票号。
票号又称票庄、汇兑庄，是一种专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之前，晋商在其他地区购货所用的银两主要靠镖局来运送。后来，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这种方式远远不能满足情势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把现银交给本地的分庄，再凭分庄写的信到购货地区的总号拨款，这样一来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后来有人发现这种现款汇兑有利可图，于是便开设票号专营汇兑，果然生意十分兴隆。晋商一看，皆群起而效之，至道光末年，山西的票号就已经有了十一家。票号的产生，表现晋商不同凡响的商业眼光。
接着，票号不仅经营汇兑、存款等业务，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及军饷，收存官款等等。由于晋商与官方打得火热，所以很快就形成一种气候。光绪末年，山西的票号已有33家，分号四百多处，并且在北京等各大城市都有分号，就连日本东京、神户、大阪、俄国莫斯科、新加坡等国外都有分号。在国内，票号最初产生于京晋地区，接着像一张大网覆盖了27个大中城市。至此，山西票号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同治、光绪年间，票号走向极盛。山西票号的总分号共有350多处，遍布全国80多个城市。仅以祁县大德通票号为例，光绪二十六年每股资本分红为4024两，三十年为6850两，至光绪三十四年就一下子达到17000两，翻了近三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