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完电话，靳向东颇觉奇怪，不知丁义川何以一日三变。又想工地上还没有直通电话，要先把电话打到渠口农场，农场的人通知工地上的人再挂过来，颇费周折，还不知能不能挂出来。但他还是照孙铁的话做了。在办公室等电话，看见扁嘴李锦竹和常菊墨双双从窗前走过，他们对视，说笑，很幸福的样子。这使他心里难受了一下。他觉得，李锦竹远不及他能干，常菊墨也不及黎虹漂亮，而他们的幸福却似乎超过他！这使他心里颇不平。特别是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眼看就要当常委了，却偏偏出了这等事。他想象着，自己以常委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很威风地在讲台上讲话，而下面的听众却在窃窃私语，他还有什么威风可言！
他气得用拳砸桌子，对肖宗泉的仇恨也越来越深，竟幻想黎虹和肖宗泉要是能突然消失掉就好了。他并不认为像农村社员那样发现妻子有外遇就严刑拷打是明智的，但是佯装不知也并不聪明。重要的是处理得当，防止新的蠢事再发生。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际一闪：何不把肖宗泉调出去？调到一个交通不便的公社去当一般干部！这念头像洒上煤油的木柴一样燃烧起来。他看一下表，变得烦躁不安，又砸一下桌子：“他妈的，这电话还不来1何玮婉见他坐立不安，说：“靳书记，你要忙你就忙去，电话来我叫你好不好？”靳向东巴不得一声，说：“好。你听着，我到组织部去一下就来。万一找不着我也没关系，没别的事儿，就是让杨常委回来，地区丁常委要找他谈话。”
何玮婉答应了。他去组织部探口气，得到的答复却是办公室秘书的调动要常委会研究。他在心里骂一声，回来问电话还没来，又到黎虹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再来问，电话还没有来。
直到快下班时，杨子厚的电话才回过来，偏又找不到靳向东，何玮婉按他交待的说了，杨子厚问丁常委要谈什么话？何玮婉说不清楚。杨子厚说：“如果是征求对新常委的意见，我就不回去了，意见我在常委会上都谈过了。我这里正在开展‘双追’，有些新情况，还离不开。”何玮婉听着合情合理，也就不说什么。
接完电话，靳向东来了，何玮婉说了，靳向东说：“不行！他一定得回来1急挂过去，那边却没人接了，无奈，只好作罢。
晚上，丁义川回来了，靳向东说：“杨常委那边有新情况，说正开展‘双追’，离不开，不打算回来了。”
丁义川听了摇头，说：“哎——，水利工地上么，尽是些老社员，你抓紧叫干活就行了，搞的啥‘双追’！老社员知道啥嘛，你追啥嘛！你叫他们造个谣他都不会造，追啥嘛！老汉活迂了！迂了！赶快叫退休了叫家里呆着去，还当的啥常委1孙铁笑道：“嗨，丁常委你不知道，老杨那个人，干啥事儿可认真着呢！这次说不定把哪个老社员打成反革命呢！”
丁义川和靳向东听了，哈哈大笑。
6、要败坏人，最好不要挑他工作上的毛病
丁义川是个谨慎的人，年纪轻轻就当了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还没有冲昏头脑，但过多的恭维还是改变了他的习性，以致和文戈见面时，他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接见下级的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他是不自觉的，但对文戈来说，仍然感受强烈。这多少妨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以致丁义川放下所有架子，只跟他谈家常时，他仍感到他是在做作。
丁义川满脑子都是工作，问了几句文戈的个人情况后，不由自主又谈开了水泉县的班子：“水泉县的工作老是搞不上去，你看是啥原因？”文戈想了想，说：“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丁义川说：“那对着呢。具体呢？是曹的问题，还是刘和孙的问题？我听曹说，是刘和孙不配合。孙又说曹是一把手。你看呢？”文戈说：“当然，班子不团结，恐怕他们三个都有责任，但是，从根子上说，是谁把他们弄到一个班子里的？”
这话丁义川不爱听，沉默了一下，又谈吕翠儿。文戈对此事颇有看法，说：“吕翠儿这个人咱们且不说，这种作法到底有多少意义？就说陈永贵吧，到中央去，你说他能起多少作用？吕翠儿就算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给她一个常委，能发挥多少作用？她到底懂些啥？把水泉县几十万人的命运交给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村妇女，是对他们负责吗？”
本能使丁义川严肃起来，他是现行政策的受益者，觉得有责任维护。他面色沉沉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中央的政策么，总有他的道理，如果没道理，中央也不会那么制定。对不对？中央的水平，总比我们高吧！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文戈有股不服人的犟劲，说：“好吧，不争论，比较一下总可以吧？咱们远的不说，就说水泉县，姬建华你知道吧？拿姬建华和吕翠儿比一比，哪个更有能力？哪个提上去对水泉县几十万人民更有好处？这么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不明白上面怎么就一点都不考虑1文戈自己也进入了辩论者的角色。丁义川更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想驳倒他的对手，说：“那好，那咱们就比一比看。你说的姬建华我也清楚，以前报过，没有批，不是没报过！他们两个要比，我觉得吕翠儿更具备条件。第一，吕翠儿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家里到现在连条新被子都没有！她们家里我前天还去过，住的窑洞那个烂，就别提了！这一点，他姬建华能比吗？他瞎好总还是个公社书记吧？每月还有五六十元的工资吧？有那么穷吗？”
文戈说：“如果把穷作为一个条件，那还有比吕翠儿家穷的人呢1丁义川说：“不是把穷作为一个条件。我说的是贫下中农！姬建华家啥成分我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不会是贫农。这可以推算，他今年四十出头了吧？听说文化程度还不错，四十出头的人，有文化的人，解放前就得上学吧？要是真正的贫农，解放前能送子女上学？他即使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是不是？”
文戈不说话，他确实不知道姬建华家啥成分。丁义川继续说：“第二，吕翠儿是女的，姬建华是男的。现在你们水泉县的常委班子里全是男的，没一个女的，你说要吕翠儿，要姬建华？”文戈心里说：“选常委是为办事，还是为装点？”但这话他没说出来，因为这是中央的精神。
丁义川扳下第三个指头：“第三，吕翠儿今年二十出头不多点，姬建华四十多了吧？是两个吕翠儿的年龄！水泉县常委班子的平均年龄老是下不来，上面批评过多次了，你说要谁？”文戈心里说：“选个刚出生的更小，能办事吗？”但他仍没说，因为年龄也是上面要求的。
丁义川扳下第四个指头：“第四，吕翠儿是农民，姬建华是干部，你说农民不起作用，可这是中央的政策，你能不执行吗？还有第五，吕翠儿还是个‘造反派’！尽管农村的‘造反派’实际也没造什么反，这大家都清楚，但人家有‘造反派’的名名，姬建华再咋说，也是个‘当权派’！当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对谁都套‘当权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但他到底是个‘当权派’呀！当了那么多年公社书记，多多少少总会有点问题吧？就这么五点，你自己比一比，你说要谁？”
文戈要说话，丁义川摇摇手说：“算了，咱两个说这些都没意义。其实你的脉我把来着呢，你是对曹兀龙有意见，因此对曹兀龙选的人也不满，是不是？”
说到曹兀龙，文戈话就多了，尽管他力图扮演一个公正的角色，实际上他全说的是曹兀龙的毛病。县委办公室秘书的身份使他有资格和能力对曹兀龙工作中的问题发表评论，听得丁义川连连打哈欠。最后，丁义川实在忍不住了，打断他道：“我说，你如果要成心败坏一个人，最好不要挑他工作上的毛病。他的工作再不好，只要领导对他好，随便一解释，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你要想搞他，我教你一个办法，就是找他生活中的问题，没准儿还叫哪个神经过敏的领导听了发一顿脾气，你谈工作根本就没人听你的！”
仿佛一盆冷水，浇得文戈心里凉透了。他完全失望了，呆一阵，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调动一下工作？水泉县我呆不下去了。”
丁义川不打哈欠了：“为啥？”文戈说：“曹兀龙老想整我。”丁义川问：“到底咋回事？他为啥要整你？”文戈想了想，说：“这话就长了，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铁书记刚去世时，有人传说他要当书记，我说不可能，就他那水平，也就生产队长的料，哪里当得了县委书记！这个话可能传到他耳朵里了。后来，他老以大老粗为自豪，动不动就给人吹，‘我是大老粗！’‘臭知识分子如何如何’，我听了不舒服，就说了句‘粗不等于马列！’可能又有人传给他了，又给我记了一笔。”
丁义川点点头：“哎，你说他干啥嘛！现在就这么个社会，就兴的大老粗，这是潮流，你这不是自己找倒霉！你的思想方法有问题＊—近的还有啥？”
文戈觉得话不投机，不想说了，但又想，这事包不住，迟早得出来，便又说：“前不久，他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写了份吹捧他的材料，吹得太过分，都快成焦裕禄了，我气不过，写了份真实情况发出去了。这事儿肯定包不住，他非得知道，知道了恐怕得气疯。所以，我觉着我不应该再在水泉县呆着了。”
丁义川对曹兀龙并无牵扯，听得笑起来，说：“他还能成焦裕禄！他要能顶焦裕禄一个手指头，也谢天谢地了。”又肃了脸说，“不过，你的做法也有问题，那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得罪他干什么？要都像你这样，哪个领导还敢要你？”
文戈说：“我不是为自己！如果是为我自己，我不会明哲保身？我是担心让他这样的人当了县委书记，水泉县怎么办？他到山口公社去蹲点，为了给他造成绩，搞得劳民伤财，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要当了县委书记，全县的人还不都得跟着他倒霉！”
丁义川说：“他再咋折腾，你的工资一分也少不了，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1文戈说：“我要不知道也罢了，知道了要装不知道，我办不到。”
丁义川叹一声：“你把他得罪了，还有你的好儿？”文戈说：“所以我想调一调，单位我不在乎，只要能离开水泉县就行。我不是图好地方好单位，我只是为了避祸。”
丁义川沉吟，他倒不是不想帮亲戚，问题是他当常委时间不长，马上给亲戚们办事，也显得太急不可耐了。于是说：“不过，关系也不大，我给曹兀龙讲讲，让他正确对待。毛主席说，要善于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他是县委书记，这点肚量他应该有吧？”
文戈摇头：“他不可能听。”丁义川不高兴了：“全听当然不一定，一点不听也不可能。咱们的关系他不是不知道，我还不信他连一点都不听！没关系，你放心，他要敢对你怎么样，我会说话的。他要真不听，……咱们再说，好不好？”
文戈彻底失望了。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不再说什么，沉默一阵，告辞要走。丁义川站起送客：“我最后再劝你一句，告状的事儿，以后你就再不要干了，没啥意思，一来不起作用，二来也是个得罪人的事。何苦呢1文戈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水泉县几十万人民！”丁义川很不屑地一笑：“这些官面上的话在这里就没必要说了。”文戈已没心思再和他辩论，只在心里摇摇头，出来了。
他往回走，突然觉得非常孤独，仿佛掉进大雾里，看不见光亮，看不见方向，看不见可以行进的路，周围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似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和阴谋，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个朋友都没有，一阵无望的恐惧悄悄地袭来，连县委大院里的灯光都仿佛变得昏黄了。
7、“双追”
踏进县委那熟悉的院子，文戈才觉踩到了实地，心才慢慢落下来，但精神仍灰灰的。见杨红砚屋里灯亮着，他犹豫一下，没有去，回了自己宿舍。拉开灯，见地上一个纸条，拣起看时，是杨红砚留的，让他回来到她那里去。他知道她还惦着他的调动，心里升起一丝暖意，仿佛又有了活气，可去了说什么呢？说丁义川不愿调他？一来显得他们亲戚间无情义，二来显得自己无能，可不说，又说什么呢？不去也不行，她心里惦着，不知道来过几次了，不告诉她，她会睡不着觉的。
他脚步迟滞地到她那里去，一进门，杨红砚就问：“去找丁常委了？怎么样？”文戈想了想，说：“我不想到地区去了，调来调去挺麻烦的，何必呢？”杨红砚一愣，半晌才说：“他不肯帮你？”文戈回避着她的目光：“他也有他的难处。我也不太想去。”
杨红砚满脸疑惑：“我觉着丁常委挺有魄力，人也挺热情的，怎么会呢？”文戈说：“算了吧，不说了。——你怎么办？”杨红砚还沉浸在思虑中，她想亲自去找一下丁义川，又怕文戈多心，说：“你是不是没有说明白？不好意思说？要不，我再替你跑一趟？”文戈摇头：“算了。我不去了。——你咋办？”杨红砚心里也凉了，半晌才说：“你不去，我去有什么意思1文戈听了，心里颇温暖，但嘴上仍说：“你要有机会，还是走吧，这个地方到啥时候也没出息。”杨红砚淡然地说：“出息在人，不在地方。”
文戈还要说，肖宗泉敲门进来了，见文戈在，嘻笑道：“哦，对不起，我就打扰半分钟。小杨，我想借你样东西，不知道还在不在？你的那份《周总理遗言》让我看一个晚上，明天一早还你，行不行？”
杨红砚不想给他，故意打岔：“你怎么又叫我小杨了？你应该叫我杨大姐！”肖宗泉马上改口笑：“对不起！对不起！叫错了！杨姐！杨姐！”说着伸出手：“杨姐，借小弟一阅。”
杨红砚不说话，只半笑不笑地看着他。文戈看出了她的心思，说：“你看过了？”肖宗泉说：“是一个朋友想看看。不过，你们放心，绝对可靠1杨红砚说：“哪个朋友？你说具体人。”肖宗泉不想说，但也只得说：“穆子录。”
穆子录人是没说的，但传来传去，总让人担心。杨红砚推辞说：“我已经烧了。”肖宗泉癞癞地笑道：“我一看你的脸就知道没烧。你不会撒谎。”杨红砚说：“真的烧了。‘双追办’成立多长时间了，谁还敢保留！”肖宗泉说：“‘双追办’还不是吓唬老百姓的，谁把‘双追办’当回事！你越说越不像了！要我说，你不如赶快给我，我走了你们也好说话。你不给，我走不了，你们说话也不方便，是吧？你要不愿意给，我就自己拿，就算我抢的，好不好？”
他说着，真就自己拉抽屉。杨红砚无奈，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取出给他，说：“你就拿好！要落到‘双追办’手里，你就坐牢去1肖宗泉接过去，满脸是笑，嘴里说些调笑的俏皮话，朝两人挥挥手，关上门走了。
文戈听他脚步声远了，说：“那个东西最好不要乱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宗泉不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杨红砚有些为难地说：“本来我不想给他。可前些天有件事儿我没给他留面子，我怕今天再不给，他心里有想法，不好不给了。”
文戈问：“前些天什么事儿？”杨红砚岂能告诉他，只淡淡地说：“也没啥，你别问吧。”文戈便隐约有了点猜想，心里又添一层不愉快，不过也不说什么。
从杨红砚处出来，见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进去看，鲍日曙正在电话本上写什么。鲍日曙也看见他了，笑道：“你还没睡？我刚接了个电话，是杨常委从工地上打来的。说工地上发现了一份《周总理遗言》，杨常委正组织人追查呢。”
文戈心里咯噔一下，见鲍日曙笑得很不自然，知道是他知道了他和丁义川的关系，表示友善，否则也不会主动把电话内容告诉他。他心里鄙视，嘴里呜哝一声，告辞走了。
鲍日曙降尊逾贵和他说话，见他似乎并不领情，心里骂一声，恨道：神气啥呢！县官不如现管，曹书记总有一天会收拾你！想把杨子厚的电话内容告诉曹兀龙，又担心曹书记是不是休息了，万一打扰了他反不好。想想，反正工地上的事也不要紧，就明天再说吧。把电话本锁抽屉里，关灯去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