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时，爸爸悄悄对我说：“等一会儿去阿成家。”
有些纳闷，又不好多问。爸爸不苟言笑，多问无益。
到阿成家时，爸爸已经在了，正在与一位胖乎乎的人说话。
“这是二伯。”爸爸给我介绍，然后又指着我说，“介眉。”
二伯满脸堆笑，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二伯的话并不多，印象最深的也就一句：“二伯现在勿来事，以后……”
我知道什么叫“勿来事”，却不明白二伯他为什么“勿来事”。最不能理解的，是二伯为什么去阿成家而不上我们自己家。
晚上，爸爸像是很随意地说：“你二伯，他是右派。”
我才十一岁，不懂什么叫右派，但我知道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当时，我并没把这当回事，直到第二年，学校要求家长填一张什么表格，爸爸填好之前，我无意地看了一下，发现家庭成分一栏，写的居然是“地主”二字。我懵了。我再小再不明事理，也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到了祖母，难道她老人家跟黄世仁的娘一样？爸爸看出了我的疑惑，叹了口气后，向我作了解释，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解放前夕，确切一点说，1948年秋，二伯做投机生意发了财，在绍兴买了五十三亩土地。半年后解放了，祖母知道那顶“帽子”不好戴，爱子心切，稀里糊涂替儿子认了罪。好心的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来，日后连累得她的儿孙平白无故吃足苦头。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伯家户口本上填的却是城市贫民。据说二伯研究过《土改法》，只有土改前过满三年剥削生活的人，才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当然，这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二伯的聪明使他躲过了一劫。正因为如此，他说话办事便不可能像他的兄弟那样谨慎。祸从口出，1957年，二伯终于没逃过命运安排，作为右派的一员去了江西白茅农场。
二伯还是幸运的。去了劳改农场，抛下四个儿女，生活的艰辛完全落在二妈一个弱女子身上。多少右派的妻子作出了划清界线的“明智选择”，二妈却没有，她始终守着，直到平反改正。
爸爸之所以没请二伯回我们家，是担心让房东郦叔叔知道。郦叔叔是爸爸同事，与汪伯伯相比，关系疏多了。况且郦叔叔出身富农，也怕惹祸上身，绝对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现在他房客家里。
那个时候，“家庭出身”像孙悟空身上的五行山，压得多少人动弹不得。我毕竟还小，缺乏对这四个字的感性认识，相反，我从未因家庭出身背上过任何思想包袱，我相信自己与别人一样，同样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同学中出身不好的大有人在，他们大都比较安稳，这与家庭熏陶、父母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出身不好，往往很少朋友，一方面人家不愿意与其接近，另一方面，天生自卑，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可我不。我不外向，却比较随和，人缘也好，同学们一般都喜欢与我为友。
然而，联想到赵老师说的“白脚梗”“黑脚梗”，我心里忽而生出了一种隐隐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