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两位名僧,一位是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另一个则是曼殊。相较而言,我认为,二人中曼殊更显得风神潇洒,个性卓异,让人倾倒。
曼殊的独特,关键在于一个“真”字。
曼殊之真,首先在诗。民国初期,旧体诗已如乐游原上残照,只留下最后一抹病态的红晕。而新诗呢,又璞玉未凿,粗糙不堪。这时,曼殊的诗毫无铅华,素衣登场,“却扇一顾,倾城失色”。
曼殊的诗清新自然,圆润雅致。曼殊是诗人,又擅长丹青,再加上他兰心蕙质,事事动情,随口一曲,妙绝天成:婉约追柳永,流丽如杜牧,意境清新明媚可直追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如其著名的《本事诗》十首中的第九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可和小杜诗相媲美的。而他的“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过莆田》),即使放于盛唐诗中也毫不逊色。
后世论者以为曼殊诗学与诗功不深,其实,清水芙蓉,自然真纯,才是自古以来最好的诗功呢。如此,曼殊可真算得民初最得诗家三味的。
曼殊之真,其次在情。曼殊是和尚,可更是情圣。曼殊之情,小到男女,到朋友,大到家国,无不让他身陷其中,难以解脱。有研究者认为,曼殊为僧是情所困。然而,即使他遁入空门,割断了烦恼丝,却也无法割断情丝。他一生都为情所困。
戒情戒色,是僧人之最。可曼殊从不讳言情色男女,虽然青衣破衲,却混迹于胭脂队里,先爱上日本少女百助,后又爱上金风,韵事不断。曼殊追求的并非肉欲之爱;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灵魂对话。这,也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与当时的一些文人之爱。
多情如水,一往情深,再加上自己的坎坷身世与伤心国事,使曼殊的诗哀婉欲绝,令人神伤。“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情到深处,让人不忍卒读,这次地,怎一个“情”字了得?
曼殊的真,还表现在为人上。曼殊是一个革命僧人,他一袭袈裟,芒鞋破钵,奔走于日本、新加坡、南洋之间,呼号革命,与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陈独秀结下深厚友谊。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一时腰紫怀玉,皆成权贵。而曼殊却孤云野鹤,归隐江湖,实现了自己“谋人家国,功成不居”的诺言。
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只是一会儿的工夫,就如水中月,雾中花,被窃国大盗一摘一搅,谢了,碎了。曼殊在蒲团上再也坐不住了,他愤怒地提笔写下《讨袁宣言》,写尽袁氏血洗党人,卖国求荣,践踏民主的罪恶。结尾大义凛然地道:“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百年之后,让人读之,仍虎虎有生气焉。
山河破碎,国事日非,曼殊虽皈依佛门,却仍心系天下,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中题跋道:“‘最可惜,一片江山,都付与啼鹃!’每诵古人词,无非红愁绿惨,一字一泪,盖伤心人别有怀抱。于乎,郑思肖所谓‘词发于爱国之心’。余作是图,宁无感焉?”
其实,写起国事来,曼殊何尚不是一字一泪?“莫愁此夕情何恨?指点荒烟锁石城。”“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成冰。”
曼殊以泪写诗,以诗祭国,“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终于,诗人泪流尽了,诗笔停止了,圆寂之后埋骨于西子湖畔,一片洁净的山水容纳了“一寸春心早已灰”的诗人。而今,近百年过去,故国已中兴,诗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