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没多久，泰戈尔便感到不习惯海浪的颠簸，只得返回船舱，此后一路上他都在晕船，直到船抵达亚丁港时，他才敢走出船舱，长长地舒了口气。当他们赶到伦敦时，泰戈尔失望极了，灰蒙蒙的天气使伦敦看起来像一个久治未愈的病人缺乏生气，以至很长时间里他都不能改变对伦敦这次糟糕的印象。先他们到达的嫂子正带着两个孩子在伦敦郊外布莱顿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等着他们，与伦敦相比，布莱顿留给泰戈尔的印象是亲切宜人的，这大概与他善解人意的兄嫂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有关，因为女子和小孩是泰戈尔终生喜欢的对象。住下来不久，泰戈尔就被送进一所公立学校读书，但还没等他适应学校的生活，他的哥哥又打算把他送往伦敦大学念书，据说这个建议是他哥哥的一位朋友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让泰戈尔单独生活，他才能从英国的教育中学到真正有益的学问。哥哥同意了，于是，泰戈尔又回到伦敦，住在摄政公园附近的一座公寓里。哥哥先给他找了位拉丁语老师教他拉丁文，这是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头，除了对他坚信的理论感兴趣外，其他的一切，他都漠不关心。老头的“着名”理论是“每一个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总会在整个世界的不同人类社会里反映出来”。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后的泰戈尔却在不知觉中吸纳这位有些固执的老头的观点。写于泰戈尔中年时的《生活的回忆》对此也有相当清晰的记录--
“虽然，我的拉丁文老师从来没用他的理论来为难我，然而，今天的我不能不相信它。我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会影响到另一方面。”
过了一段时间，泰戈尔搬出了这座“阴冷、孤寂”的公寓，住进一位以当家庭老师为职业的巴尔卡尔先生家中，他也是位有些古怪的老头，常常无缘无故地与他娇美的太太闹别扭，互相折磨，泰戈尔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苦不堪言。就在这时，好心的嫂子写来信邀他跟她全家一起去戴维营度假，他哥哥在那儿有座度假别墅。一想到又可以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美丽的风景，泰戈尔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嫂子和孩子们的身边，所以，他一刻也没耽搁，立即就动身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结束了愉快的“假期”，泰戈尔又回到伦敦，进入伦敦大学，师从着名教授亨利·玛雷先生学习英国文学，玛雷教授的教学十分精彩，以致一段时间里，泰戈尔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可惜，他在伦敦大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这其中原因还得从泰戈尔本人说起，这次重回伦敦他有幸寄宿在斯科特医生家里，这是一个大方、和睦的家庭，主人是一位高尚的英国绅士，斯科特夫人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把泰戈尔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泰戈尔；两个女儿刚开始对泰戈尔还存有戒心，但不久就喜欢上这位英俊的印度青年，泰戈尔也渐渐对这一家人产生了好感。他在这个时候写给家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使我得到一个信念，人类的本性处处都是一样的，我们总认为印度的妻子忠于丈夫，献身于家庭的精神天下无双，欧洲人绝对办不到的。但我遇到的斯科特太太和理想中的印度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不同。”他没有想到他这种对英国妇女的赞美却引起了恪守传统的父亲的担心，怕他在哥哥萨特延德拉纳特回国后，一个人在伦敦会滋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于是，立即写信给他，让他中断学业，在萨特延德拉纳特回国时，一道返回。
这样，经过17个月的留学英伦，泰戈尔于1880年2月回到了印度。这次短暂的旅行和留学生涯泰戈尔并没有真正学到多少东西，他既没有如家人盼望的那样拿到一个学位，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真可谓两手空空。但他亲历异域的世故人情，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一样地让他欣喜，这本身也可以说是一大收获。
每个人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都会因心情和遭遇的不同而情有所寄。泰戈尔亦不能外，大自然、孩子和女性，便是与他心灵相契的情人。即便是他初抵伦敦时的恶劣印象在他多年后回首中也变得情人般地可爱和令人神往。
住在布莱顿时，有一次，天下雪，傍晚时才停了。晚上，天空出现一轮皎洁的明月，流水般地披散着清凉的光晕，大地则像刚刚睡着的孩子，身上盖着自然母亲亲手织就的厚厚的“棉被”，这梦幻般洁静的景致，深深地吸引了泰戈尔，凝望着这奇妙的美景，他感到大自然的一切都隐退了，只剩下那裹着白色袈裟的“大仙”，在静静地沉思着。--这是异域的冬天留在泰戈尔心目中一幅绝美的画卷。
大自然也是极富灵性的，忧愁者欢乐者都能从她那儿找到最切合自己心境的一片风景，有时，一片绮丽的风景，会改变一个人原本压抑的心情。当泰戈尔愉快地接受兄嫂的邀请，与他们一家去戴维营的道尔盖度假时，此前在伦敦所经历的不快，都被度假地优美的风光洗刷殆尽，坐在一块伸向大海的悬岩上，他浪漫地构思起一首诗来。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一时感情用事把它扔进海里，现在读来，一定是一首好诗。这首诗的题目叫《失事的船》。
喜欢孩子，也是泰戈尔的天性。在布莱顿兄嫂的家中，他之所以生活得很愉快，除了兄嫂对他关爱，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与哥哥家的两个孩子相处得非常融洽。这两个孩子当时一个6岁，一个5岁，她们都很喜欢这位英俊的叔叔。80年后，他的一位小侄女还能记起自己的叔叔当时陪她们玩耍的情景，“我的叔叔用一种滑稽可笑的样子为我们演唱印地语歌曲，开始时，他用一般的速度唱，后来越唱越快，最后嘴唇颤抖成了一条线，逗得我们笑个不止……”，这是一位童心未凿的可敬可亲的大哥哥形象，诗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早在少年时期就已拥有了。
如果说，泰戈尔与斯科特一家人的感情是由于和睦的家庭环境使然的，那么，在他离开英国前发生的一件事，则是他对异性的爱的一次“曝光”。回国前，泰戈尔结识了一位英裔印度官员的遗孀，她知道泰戈尔来自印度后，便邀请他到她家中为她用印度传统曲调吟唱一首蹩脚的挽歌，挽歌是她丈夫的一位拍马者写的。这位寡妇非常喜欢泰戈尔的演唱，于是经常叫他到她家中。渐渐地，这种邀请成了对他的折磨，但奇怪的是，泰戈尔却从未拒绝过她。就在泰戈尔的归期越来越近时，一天，泰戈尔收到这位寡妇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到她家里去，考虑到情势紧急，泰戈尔没敢多耽搁，下了课便急急赶上一辆火车，于晚上9点到达她家，胡乱吃了点东西后，妇人把泰戈尔安置到附近一家小客栈里过夜，让他第二天再过来。次日一大早，泰戈尔见到她时，才知原来是有位太太病了想听他唱歌。寡妇把他领到病妇所在的屋子，指着门对泰戈尔说：“她就躺在里面。”就这样，泰戈尔站在楼梯门口，对着卧室开始了歌唱……
无论如何，这件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事情，在泰戈尔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他回到伦敦后就生病了），否则，中年后的他就不会在《生活的回忆》中费尽笔墨追述这件不十分光彩的事了。透过故事本身的奇异处，联想到泰戈尔一生对人性的思索和对爱的寻觅，我们看到他总是“克己复礼”，他生怕一时的疏忽大意玷污了他心中的爱，因此，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依然看到了一颗滚热的爱心。
伦敦的求学经历和遭际，使他对爱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他开始了一部大型的歌剧--《破碎的心》的构思和写作，这部由诸多诗歌组成的歌剧，共4000多行，主题用他自己总结的话说即“我戏弄别人的心，突然间，也失去了自己的心。在别人的痛苦里也见到了自己的一颗痛苦的心。”这部抒情诗剧最初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时，泰戈尔还同时附了一首献诗，耐人寻味的是，它是献给一位不知名的女士的，她的名字只有一个音节“海……”，诗的大意是，你是我生命的北极星，有了你，我再也不会在茫茫大海上迷失航向；请你永远照耀我的航向，你的光芒是滋润我双眼的油膏，你的倩影镂刻在我的心上，像那黑暗的神殿里的女神，一旦我陷入迷宫，你将把我引上正确的航道；我把我的《破碎的心》奉献在你的足下，让他的鲜血将你的双足染红！据说伽丹帕丽的爱称是“海伽旦”（一位希腊女神的名字），由此不难猜出，《破碎的心》是献给谁的了，--这是泰戈尔爱恋之心的又一次曝光。
回到印度后，泰戈尔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他先是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瓦尔米基天才》的写作，这部音乐剧虽说不上多么成功，但它孕育的思想却是意义深远的。该剧以印度最早的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瓦尔米基的传说为基础，虚构了一个强盗头目（传说瓦尔米基也是个强盗头子）看到一猎人射中一对鸟儿中的一只，另一只则现出悲痛欲绝的样子，目睹此情景的一个被强盗抓来祭祀迦利女神的小女孩顿时大哭起来，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强盗头目，于是小姑娘被释放了。全剧表现了泰戈尔的博爱思想，奠定了他后来所有创作的基调，泰戈尔希望以此唤醒人们心中沉睡的人性，而孩子和少女便是他喜欢用的人性象征体，是他心灵上的情人。
四、平淡的婚姻
泰戈尔是个富有浪漫气质的爱情歌手，他那令人陶醉的爱情诗歌，曾使无数痴男情女春心荡漾，扬起了爱情的风帆。然而，这些情歌仿佛是专门唱给别人听的，自己在婚恋方面，却出奇地迟钝、保守和古板，没有丝毫的浪漫情趣。最后，竟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泰戈尔说过，“诗，是我的终身情人”，“我真正的生活已托付给她了”。也许正是这种对诗歌的迷恋，使他淡化了对世俗爱情的热烈追求，对自己的婚恋大事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
泰戈尔在一首诗中，曾这样描写情人的亲吻：“爱的旋律激荡起两朵浪花，溅落在四片缠绵的唇下。强烈的爱欲是那样急切地，想在身躯的边缘重逢。”描绘得多么圣洁、精彩！但是，当一个美丽的姑娘将深情的吻送到他的嘴边时，他却呆若木鸡，轻易地拒绝了。
泰戈尔17岁那年，父亲采纳二哥的建议，决定送他去英国留学。二哥先把他带到孟买，送到一个留英归来的物理学博士家里，目的是让他提高英语会话能力，熟悉英国的习俗，为留学作好准备。博士的女儿爱娜就成了他的辅导老师。她比泰戈尔稍大些，到过英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长得十分标致。爱娜很快迷上了这位英俊潇洒的才子，在他面前不断展示自己的魅力，以博取泰戈尔的欢心。她要求泰戈尔给自己起个独特的名字，年轻的诗人便为她取名“纳莉妮”，这是他不久前出版的《诗人的故事》中女情人的名字。还为她写诗一首，将这个名字嵌入诗中，并用委婉动听的“晨调”唱给她听。爱娜听后感动地说：“诗人啊，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病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她赞扬泰戈尔相貌出众，深情地叮咛他，永远不要留胡须，免得遮住了动人的脸庞。有一天，她给泰戈尔介绍英国的社交礼仪，告诉他一个秘密：在英国，谁能偷到熟睡女人的手套，谁就有权吻她。接着，现场演练开始了。由爱娜扮演英国女人，她将手套放在茶几上，靠在安乐椅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当她满怀希望地睁开双眼时，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那位天真纯洁、憨态可掬的诗人，压根儿就没有进入角色，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游戏惊呆了，以至于没有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片刻的沉默和犹豫，放飞了已到唇边的吻，给自己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直到晚年，泰戈尔还思念着这位“女神”：“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她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经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的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到达英国后，先进入白里顿公立学校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二哥又将他送到伦敦大学，改学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他寄宿在司科特教授家里。房东家的三姑娘喜欢音乐，热心地教泰戈尔唱英国歌曲，和他一起玩家庭游戏。泰戈尔也欣然答应教她孟加拉语。由于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期间，泰戈尔写了许多书信，赞扬英国妇女健康、热情好客、关注社会。这些书信发表在他家办的《婆罗蒂》杂志上，引起了恪守传统的父亲的不安，他担心泰戈尔继续留在英国，迟早会出麻烦。于是，令他中断学业，随二哥回国。泰戈尔不敢违抗家长的命令，只得结束17个月的留学生活。但他不忍斩断同三姑娘的情缘，陷入了难以言表的痛苦之中。从当时泰戈尔用化名发表的《两天》这首诗中，不难发现他们依恋不舍的心情：
那如花似玉的脸容，
那束蓬松如烟的金发，
夜夜潜入我的梦乡；
那双充满智慧和希望的眼睛，
窥视着我的心，
一个哽咽的声音在喃喃发问：
“难道你一定要走？一定要走？”
1890年，当诗人再次访问英国时，曾去看望司科特教授一家，但他们早已离开了那里，无人知晓他们迁往何方。诗人怅然若失，只好将青春之爱作为记忆珍藏在心里。
1880年2月，泰戈尔两手空空回到了家乡。他既未取得文凭、学位，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当时，他家庞大的工商业陷入了困境，濒临破产的边缘。父亲决定让泰戈尔挑起重振家业的重担。但是，要让他静下心来管好家产，就得先给他成个家。当时，奥利萨邦有个王公，愿意把公主嫁给豪门之子泰戈尔，她是70万卢比遗产的继承人。泰戈尔由五哥领着，前去相亲。依照王宫的规矩，由两位年轻女子出面接待。一个妩媚动人，聪明伶俐，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另一个相貌平平，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沉默不语。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个容貌出众的女子。这时，王公进来了，他指着那位花容月貌的姣娘说：“这是我老婆！”又转向那位腼腆的少女说：“这是我的女儿！”哥俩听了，面面相觑，惊恐万状，连忙逃离了王官。泰戈尔又一次受到了爱神的嘲弄。到了晚年，诗人还常常跟人谈起这件事，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有时觉得后悔。……不管新娘怎样，如果有那70万卢比，我也许用不着为国际大学（的经费）这样发愁了。但是我听说，那个女孩子仅仅结婚两年就成了寡妇。……如果自己的老婆守了寡，他想活下去那就十分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