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预言，当熊秉坤打响了愤怒的首义第一枪后，现实果然不出其所料。依道家老子认为：历史也的确是“玄之又玄”的。
熊秉坤作为工程营的总党代表，他是怎样打响的呢？
新军工程营八营位于武昌紫阳湖东边。
史载：熊秉坤接到孙武提前起义的消息，和李泽干先来到工程营三十标，熊对该标代表王宪章说：“今天我们工程营要干！特来请你们响应。外面形势严峻，今天若不义举明天恐怕没有机会了。”后又同李找到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后队队官蔡济民交代“决定今夜动手”，据二十九标储义平回忆：“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三烈士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按：但日前我到熊秉坤之子熊辉府上讲到这个情节时，熊辉先生指正道：“不是先找王宪章，是先找蔡济民的，我父亲当时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新军起义中的总党代表，不是党代表”。）
熊秉坤在自述“工程营发难经过实录”中写道：“坤在饭堂集合众议，日：革命机关皆已破坏，事急矣……”是夜，熊秉坤打响了起义第一枪。但有几种说法：
1．罗时汉在《城市英雄》中写道：“‘熊秉坤见时机成熟，立即发难，大呼动手，并奔到院中向空鸣枪发出信号，……时间在十月十日九时许。’这是较为史家公认的说法。”
2．据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写道：“程正瀛在后即用枪柄向陶启胜头脑猛力一击，脑即击破，立时倒地。同时该营左队兵士方兴潜在营外向营房掷一炸弹，响声大震，营房玻窗，多为之碎。后队正目熊秉坤借此一轰，群起哗变。”
3．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发刊词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
之后，孙在广州黄埔军校演讲中又说：“今日何日，乃吾党同志熊秉坤在武昌发难之日也。”
在《孙文学说》中也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日”的话。
4．熊辉（熊秉坤之子），他在《他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回忆我的父亲熊秉坤》称：“当父亲正往各处查实之际，忽闻二排呼拿绑之声，情况有变，即时奔向现场，当机立断地打响了第一枪。”
5．2011年2月，熊辉还对笔者说：“其实，没有共进会与文学社等革命组织大联合，就没有武昌首义。我父亲不过是执行了共进会首领孙武下达起义的命令，才先打响第一枪。”
6．罗时汉考：1911年10月10日，只见“熊秉坤站在队前大声喊：‘出营者存，留营者死’（按：但据熊辉对我讲：“不是这句话，我父亲原话是：
‘反未必死，不反身必亡’。”）……‘一熊两龙’（按：杨金龙、金兆龙）呼啸出营，直扑楚望台。一群‘草根’，就是这样揭开了历史巨册一页……队伍经过第十五协西营门时，熊秉坤向营内连发三枪，向蔡济民们发出起义信号。”
于是，其他各标、营革命士兵相继响应，刹那间喊声震天，枪声大作。
起义军打开中和门，攻占楚望楼军械库，分发枪支弹药，一时群英聚会，接着分别攻占了凤凰山、蛇山等要塞。熊秉坤旋又组织敢死队攻打督署。
当时的湖北新军约有半数的人，或随端方入川，或分散在本省的襄阳、宜昌各地，武昌城内外的驻军只有18个营，约有9000人。
由于起义是由革命士兵从营房内部发动的，所以枪声一响，各营当即瓦解。
18个营中，坚决跟起义军对抗的只有辎重第8营，宪兵第8营和教练队1营，加上新军以外的其他杂牌军队如巡防营、督署卫队、武装消防队、警察等等，约有5000人样子。
而起义者不到3000人。
镇统张彪指挥残军分守各街口负隅顽抗。
双方相持一夜，起义军“血流至踵”仍“力战不退”。
张彪支持不住，随辎重第8营逃窜城外。
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坐镇军营，下令“环墙固守，如革命军来，迎头痛击”，但不久又改变命令，“如革命党来，不开枪以好言相劝”。紧接着又下令：“革命军来，可退入营房。”随后他“逃匿不见”。
天将亮时，起义军攻占了总督署，里头的官员们“都在起义的枪声中逃得千干净净”，连总督的影子都看不到。
原来，“总督瑞潋在如夫人廖克玉催促下，从捅开的墙洞往墙外一条叫吴家巷的小道绕到文昌门正街模范监狱门前窜出城去，仓皇登上楚豫兵舰，没有来得及处理监狱里面刚刚关押的几十名革命党人……后来有人编了一本京戏叫《鄂州血》，骂瑞潋听了老婆的话临阵逃脱。”（罗时汉：《城市英雄》次日黎明（10月11日），革命军在蛇山最高建筑物警钟楼上悬挂了共进会会标，即九角十八星旗，也即是升起了中华民国第一旗！
共进会的会标替代了大清龙旗。
此旗也称铁血十八星旗。
如何叫“铁血”？
因为这面“民国第一旗”，昨天还包扎过起义首领孙武，“这面带血的旗帜后来带到武昌，于早晨挂出”。
这一挂，武汉三镇的市民们，就顿然感到“肯定就是变天了，要改朝换代了”。
“至11日上午，武昌遂为起义军完全占领”。
熊秉坤被拥立新扩编的民军第五协统领，率部转战汉口、汉阳。
11日下午，起义军在省谘议局召开会议，应邀出席的有立宪党人、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淦、夏寿康，议员毓崧、刘赓藻、胡瑞霖；湖北提法使马吉樟，武昌府知府赵毓南，督办土药税大臣构逢肘，通政使司参议张仲炘等“官场绅界”人物。
黎元洪被迫参与会议，并推举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字宋卿。北洋水师毕业。后应张之洞之招，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
黎在新军中有一定的名望。而民众对“有名望”的人都引颈之。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党人也有此看法，据说在起义前就有推举他为总督的“属意”。
张国淦在《辛亥革命篇》说：据万迪庥“与曾省三论推举黎元洪都督书”的记载，文学社干部就曾经有过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起义后新政府首脑都督的酝酿。当时万迪庥因为黎元洪不是革命同志而表示怀疑，刘九穗告知他说：
“……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为不可。”
万迪庥怀疑未解，认为蒋翊武是文学社首领，为什么不可以推为都督呢？蒋（即蒋翊武）郑重告迪庥日：“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公、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
共进会也曾推定黎元洪。据孙武手稿《武昌革命真相》载，早在“辛亥五月初一日”，孙武说他在长清里91号机关召集干部同志，“……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赴会，……决定本年冬季起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
程国安在（《黎元洪传》说，“党人‘属意’于黎元洪”，并不是“蒋翊武、孙武等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的“幼稚和软弱”，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人的成熟、理性和智慧”。
事出有因，在起义前十天，据《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称：
共进鄂部总会虽曾推定起义后的正、副都督为刘公、刘英，但在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筹备起义的时候，原议便取消了。由于两团体存在着嫌隙，任何一方面的人选都不能取得双方一致拥戴，因而讨论都督人选问题，“皆谦让未遑，不肯担任”。虽然没有再提出黎元洪，却派人远道去请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谭人风等来“主持”。黄、宋、谭等迟迟不来；蒋翊武、孙武等又都在起义前的大逮捕中脱身逃走了。
起义胜利后，组织新政府的都督的人选便成了难题。……最后，由刘赓藻出面，提议推举黎元洪。这个提议，显然是对维护旧秩序有利而对革命不利的。但革命党人思想上既然存在着某些严重的弱点，推举黎元洪在革命党内又早有过酝酿，便欣然同意。
然而，黎元洪并无做都督的野心。
据说，当大家请黎元洪出任都督时，他再三拒绝，甚至“泪流满面，闭门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