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因康党“围园杀后”一案，气愤冲天，还险些赐死光绪。她在仪鸾殿上，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说：“你走得太快、太远了，我们满清国的满人跟不上啊！跟不上就要罢满官？何物康有为，能胜于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噢，有些老臣不满，你们就要整倒？康有为叛逆，还图谋欲杀荣禄，甚至连哀家都要囚杀？简直昏聩，不肖乃尔！”
另据随侍光绪帝多年的恽毓鼎在其《崇陵传信录》载：“我抚养你二十余年，可你竟然还要听小人之言谋害我吗？”又说：“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
另一说：光绪帝欲辩解，太后不容他说，怒道：“呸！痴儿，没有了我，哪还有你啊？！”
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也记：“你是血亲旁支的人，我特意把皇帝位给你坐，自你四岁入宫，调教呵护，耗尽心力，才得于成婚亲政。试问我哪里对不起你？你竟想囚我在颐和园，我看你真真是禽兽不如啊！”
而《清廷戊戌朝变记》载慈禧责备光绪帝的说法大体相同：“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今还敢帮他们打掩护呀！”
慈禧说完叫人拿鸩酒赐死他。
大学士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字夔石，号赓虞，晚号退圃，成丰进士）、荣禄、奕勖、隆裕皇后等跪请饶帝。王文韶跪奏道：
太后息怒。皇上从小就在太后膝下受教，故有超越康乾两帝之志。
臣揣摩过皇上给康党的圣谕，连袁世凯当时都怀疑是篡改的。所谓“杀荣禄”、“囚太后”，当是康党一相情愿所为。臣，并无庇护皇上之意，皇上为康党异端邪说荧惑，是事实。然则太后以慈天下，亦确保国家人心安定矣。
于是，慈禧这才将光绪帝软禁西苑（即今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但以光绪帝“在此养疴”为名，“以释群疑”。时人无名氏有首《囚光绪》诗，单吟了此事：
队队宫监倚棹歌，瀛台四面漾春波。
赏花垂钓皆岑寂，闻说君王正养疴。
慈禧后党的反扑，并非这么简单。
我们得问问，康有为与光绪帝帝党为什么会令后党不满？难道仅仅是夺饭碗的事？从而使后党气愤，怂恿太后重新站出来训政？甚至要废掉光绪，并让光绪感到自身难保，以致使帝党顷刻覆灭呢？这里有政治上的前因后果。也就是太后说的“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
是不能。慈禧洞若观火。
此前，康有为在征得光绪帝的同意与中堂大人李鸿章的支持下，组建新政内阁，选“通国英才数十人，延聘东西方各国政治专家至紫禁城懋勤殿办公”。他请了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威尔士人）出任内阁顾问，一个是日本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人，今山口县西北部）出任参赞。另一个是袁世凯。
李提摩太在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与政府官僚结交颇多。
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到天津主办《时报》，次年接任上海广学会（初名为“同文书会”，创办于1887年11月，会长为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副会长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苏格兰人韦廉臣任总干事主持日常事务。董事会成员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等驻华使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汇丰、怡和、花旗、谦信等洋行的老板。．不单纯是宗教性团体，在代表外国人在满清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着力宣传西方政治理念）总干事。李提摩太利用广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秉承前任韦廉臣的宣传计划宗旨：
“我们对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于无知。因此，消除这种无知，在人民各阶层中推广学识，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认为士大夫阶层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这些人入手，用书报来启迪他们、指导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陈玉申：《晚清报业史》）
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批评科举钳制人才，败坏风俗，以致国弱民穷。建议创设新式学校，增设考试科目，崇尚实学，造就学通中西的有用人才。甲午战争后，他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警世危言。他在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时说：
废兴成败之所由，则有万无可缺之四法焉，一日道，在新民；一日教，在化民；一日政，在安民；一曰养，在富民。此四法者，所得愈精，所益愈大。（1895年5月《万国公报》月刊第76册）为了尽快扩大影响，李提摩太还在各地举行赠阅活动，并将该报分送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们，而且大搞有奖征文，是中国有报刊史以来的首次壮举。《同文书会年报》不无骄傲地报道：
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翰林同僚们寄多达三十多份的《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员们也常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张之洞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
显然，《万国公报》是当年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洗脑机关。
而维新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正是《万国公报》长期的热心读者，他还参加了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有奖征文活动，并获得六等奖（奖金为4两）。
康与双李（指李鸿章、李提摩太）的相识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很明显，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深受李的启发，如《李提摩太传》中称，李在任光绪顾问时，他看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后说：“余甚惊异，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纳晶结，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如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都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
看来，李出任皇帝新政内阁顾问当之无愧。
至于日本的伊藤博文，是日本维新英雄，他在1882—1883年赴普鲁士研究宪法，归国后致力于订定日本宪法，并订定华族制度、内阁制度、皇室典范、枢密院等。他早年就参与了从事倒德川幕府运动，明治政府成立后，四任内阁总理，三任枢密院议长，国会组成后又任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还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谋，战后任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李鸿章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戊戌年下野后，从事远东外交，一度任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事务总裁。
显然，慈禧对这个人不感兴趣。她同国人一样，对伊的胁迫行为记忆犹新。
朝鲜本是清朝的宗主国，若不是伊藤博文这家伙，朝鲜能独立出去吗？
台湾又能割让给日本吗？
显然，康有为是在做引狼入室，亲痛仇快的烂事啊！
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她还忍着火性子躲在养心殿帘后听光绪与伊藤的对话，为什么要受这个委屈呢？不就是给儿皇帝召见外国前首相的面子吗？慈禧当时对光绪与伊藤的应答还是比较满意的。据《共和门》作者根据杨天石的《晚清史事》的描述：
首先，由广东南海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到使馆迎伊藤及驻清大使林权助来晋见光绪帝，帝赐伊平身后，问：“贵首相自倡导维新以来的政治，常为各国所赞扬。贵爵对于大日本之功业，吾人莫不钦佩。”
伊藤：“承陛下奖誉。本人不过仰伏天皇陛下之德，方得于聊尽臣子天职。”
光绪帝：“贵我两国，同在一洲之内，亲近无间。当下吾国改革，迫于必要……”他本想说：“请伊相出任顾问”，但想到圣母皇太后在“垂帘听政”，便转口道：“朕愿闻伊相意见，并请贵爵依据改革程序及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伊相以为然否？”
伊藤：“臣愿以绵薄之力，敬奉谕旨。”
光绪帝：“我们国家，愿常与贵国同心协力，永结亲密国交，此乃朕所颇为切望之事。并转布达天皇，以知朕意。”
伊藤：“臣定当转票天皇陛下。清日两国，大东亚圈，共存共荣，亦天皇之企盼。”
话到这里，光绪帝示意张荫桓送客。张拉着伊藤的手，亲亲热热地出了养心殿。
当伊藤他们走后，慈禧便声泪俱下地数落光绪帝的罪状，并命荣禄等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闲居。据张荫桓说，正是他和伊藤牵手一事，太后看不顺眼，政变后，也被“革职流放新疆，交巡抚严加管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前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