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被杀之前，被通缉的康、梁早已逃到国外去了。梁在外国为“六君子”作传，对谭嗣同尤为敬佩，在《谭嗣同传》中，他写道：
（谭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人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三劝他，君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的，这是国家之所以昌盛不了的原因；如有的话，请从我嗣同开始吧。”偏不去日本，以致遇难。君关在监狱的时候，在壁上题诗一首：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孔子说不忧不惑不惧，佛祖说大无畏，这都是说的仁义说的智慧说的勇敢。但是只有读懂了这话的人，才能够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是湖北省长（巡抚）谭继洵之子。他少年博览群书，鄙视科举，但喜今文经学。谭嗣同好结交名士，任侠仗义，早年入新疆巡抚刘绵棠幕，游历山河，竞生“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叹。他在供职南京（江苏候补知府）时，曾向佛家杨文会学佛学，又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他著有《仁学》一书，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独夫民贼，声称“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他在书中又以资产阶级国家观，论证了君主与人民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界限，认为“君既由民根据需要共举，也可由民共废，君主如不替人民办事时，人民可更换之”。
可见谭嗣同的变法，以及后来“拔刀以救上自任”，彰显了谭嗣同的作为是“菩萨行”。
何谓“菩萨行”？《章太炎文选》有这样的说法：“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
实际上，康、梁也与谭嗣同一样有菩萨行的观点。但又有别于章太炎的“菩萨行”。
然而，慈禧并不认可他们的“菩萨行”。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将康党的“现行罪行”布告天下，理由是：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陈，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竞逗留辇下，构煽阳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机）先，其事何堪设想！（见《德宗实录》）一年后，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又追加悬赏通缉，谕谓：
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著南洋、闽、浙、广东各省督抚，仍行明白示谕，不论何等项人，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如该逆犯早伏天诛，只须呈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奖。此项银两，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有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犯等自无所施其伎。并着各该督抚实力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藏有该逆犯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行销毁，以申国宪而靖人心。
这个谕令，不但“无若何之效力”，反而令康、梁的身价大增，追随他们的人趋之若鹜，日以上千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