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从采桑子到青木川
叶广芩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个姓氏曾给她带来过什么样的灾难。她8岁丧父，19岁被迫离开北京远走陕西。1990年到1992年，她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调入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有人说叶广芩大器晚成、人生淡定，也有人说她身上散发着贵族气息。但她认为自己在陕西是最平民化的作家，在家里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进了深山老林能一呆几年。当她邀请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作家来山里时，被问及的问题是：那儿的厕所怎么样？住的条件好不好？叶广芩纳闷了：到底谁是贵族？叶广芩戴着眼镜，着装素净，笑眯眯的脸庞让人感到一种对生活难得的理解与宽容。200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她的长篇小说新作《青木川》，一向为人低调的叶广芩说，我总算对自己有了交代。
让青木川的历史照亮现实
上世纪80年代初，叶广芩在写小说《洞阳人物录》时，涉及到对当地历史发展有影响的人物——土匪。叶广芩说她当时真不知道陕西哪儿有土匪，就拿张地图在上面找。她心想，土匪出没的地方肯定是最偏僻最复杂的地方，于是她的笔就游走到了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正好，地图上有个标明是镇的地名就叫“青木川”，于是就用了这个地名。之后，那个地方老在她心里萦绕，她不知道被自己在地图上选中的小圈到底是怎样的地方，也不知道她小说里的青木川和实际有着多大的差别，那里到底有没有土匪？后来到陕西工人报当记者，叶广芩终于有机会到距青木川不远的阳平关采访，跟当地人谈起了自己心里的谜团。于是有人告诉她，青木川在民国时出过一个叫魏辅唐的大土匪。他虽然是土匪，却兴修水利、架桥修路造福当地；他目不识丁，却建校兴教，培养青木川的后人读书识礼；他种植大烟，却只销往外地，不允许当地人抽；他娶了六房太太，个个有故事……
这个埋藏在心里20年之久的故事，终于还是被她写了出来。
陕西汉中市宁强县西约百公里的陕甘川交界地带，有个“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惊”的老镇青木川。青木川镇老街始建于明代，成型于清中后代，鼎盛于民国时期。街道建筑自下而上似一条卧龙蜿蜒延伸800余米，古朴而典雅，现存有老屋260间。叶广芩踏上这片土地后，忽然觉得它是那么亲近，自己仿佛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很快她就和这里的百姓无话不唠，熟悉得如乡亲一般。
《青木川》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有其原型。小说以一个解放后带枪投诚，却因误会被枪毙的半是乡绅半为土匪的魏富唐的传奇经历为主线，从青木川镇解放前夕战乱写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以这片神秘的土地50多年的变迁来见证历史变革中的功过。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浮华与没落，在一个“土匪”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更蕴涵着深层的人生哲理及人性呼唤。对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对于那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简单的叙述是苍白的，非黑即白的答案又无疑是一种逃避。这就要求作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反思历史，以淡定的人文思路，解读这一现象。“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对山外文化追求，应该是青木川几代人延续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人内心世界的浩淼和历史的严酷，更使其散发出人文的光辉。
在描写历史变迁的同时，小说还不惜篇幅反映现代人思想的困惑，以及文物、建筑保护和开发的两难。这是叶广芩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社会课题，她要让青木川的历史照亮它的现实，要让它的现实延续它历史中美好的部分。
她的小说“很会讲故事”
家族小说是叶广芩打开文坛之门、获得读者认同的一把钥匙。1994年，46岁的叶广芩以一篇《本是同根生》首次接触家族题材，《全家福》、《黄连厚朴》等家族题材长篇小说接连涌出，并先后被央视等改编成影视剧。出身于京城大宅门的叶广芩，从小耳濡目染了那里的喜怒悲欢、恩怨情仇，悦耳的京腔京韵中，她穿梭于红墙黄瓦、绿柳平湖之间，曾经煊赫的叶家，当辛亥革命后，“皇恩不再浩荡、俸禄亦如云烟”时，家道中落。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叶广芩满怀悲凄地离京后，大家族的一幕幕风云变幻、一次次风雨坎坷，却使她在拉开时空距离后有了一种更清醒的感受和认识。
儿时的叶广芩几乎没有正经读书，多是听评书，听父亲成本大套地“说山”，讲《西游》。认识了些文字便对《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很崇拜，想的是自己也能骑马射箭；后又对《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很痴迷，咿咿呀呀地学唱，为那半懂不懂的词句倾倒。中学喜欢上了田汉的剧本《关汉卿》，成段地背诵。“文革”时偷着看《拍案惊奇》和《水浒传》，精彩的情节叙述让我无法将书放下……有人认为叶广芩的小说“很会讲故事”，大概与这些不无关系。
叶广芩说，词人纳兰性德是叶赫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人。令她在文坛如日中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正是用了纳兰性德的词作为每一节的标题。“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这首词是叶广芩最喜爱的，用它来记述家族说不尽的惆怅，恐怕是再确切不过了。在央视和老舍先生儿子舒乙的盛邀之下，她还担纲改编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把它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当然，早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华才使她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到重要场合，叶广芩就会一袭藏蓝旗袍出现在众人面前，与藏蓝旗袍相称的还有耳垂上的同色饰物，恰到好处。端肩挺胸走路的叶广芩，让人领略到女性的庄重与温良。为什么选择旗袍，叶广芩告诉大家：第一，可以显示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第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应该为自己的民族争光。
有很多读者拿她的家族小说中人物和她的生活去比照，比如《梦也何曾至谢桥》，小说中的人物穿一件水缎子绿旗袍，就有人一定要看一看她那件绿旗袍，很多人还让她领着去找那个裁缝。实际上叶广芩没有水缎子绿旗袍。当然也有巧合的地方，比如说小说里边有三个母亲，叶广芩的生活中也有三个母亲，小说中有十四个兄弟姐妹，她的家庭中也是十四兄个弟姐妹，七个男的、七个女的。她在《采桑子》里边给每个兄弟姐妹都写了一篇，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那么多的精彩的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往实际生活中这哥儿几个身上套的话，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叶广芩因此打趣地说，有谁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能够把我这些家族的这些关系研究透，再把我写的小说研究透，她可以写出一个论文：从生活中的素材如何变成了小说。但一转眼，叶广芩的创作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谁都没想到，这回她关注的是生态和动物。
从家族小说走向生态文学
周至是一个山区县，地处秦岭。2000年，叶广芩挂职到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周至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叶广芩陶醉，她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天地，身心完全融入这片土地。关注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以前也就是停留在口头，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到了周至县挂职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面对真切的自然，她形容自己换了一副“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动物的思考来观察和理解当今这个社会。叶广芩很专业地说，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人类应该对它们的生存方式理解和尊重。所有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留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因此，她很快就进入了写作生态小说的角色，写出了《老虎大福》、《狗熊淑娟》、《熊猫碎货》、《猴子村长》、《黑鱼千岁》和《长虫二颤》等一批动物小说。如今，叶广芩肚子里装满了动物故事。她非常爱怜秦岭地区的大熊猫，据她描述，秦岭大熊猫的脸是圆的，而四川卧龙地区大熊猫的脸是尖的，秦岭大熊猫更可爱。《熊猫碎货》就是以大熊猫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碎货”在陕西方言中的意思是“小东西”，用“碎货”比喻大熊猫，可见她心里的那份美滋滋的劲儿。
如果你听过她在《百家讲坛》所做的题为《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的讲座时，一定会被她的故事深深吸引——
“在一次围猴的过程中，有一个大母猴抱着一个小猴突围出来了。这个母猴突围的时候，背了一个别人的猴，自己还抱着一个自己的小猴。跑到一棵枯树上，再没有地方可跑了。一个猎人拿着枪和另外一个老猎人，两个人，对着猴就瞄准。正要开枪的时候，这个母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这样。我说一个猴能做出这样的手势来，这猴干什么呢？它给它那两个小猴喂奶，这俩猎人就想，它喂奶等一会儿，给猴喂奶。那小猴可能也不太饿，吃了几口不吃了。这时候那个母猴就把那些枯树叶摘下来，把自己的奶水挤挤，挤到这个树叶上，把这个树叶放到小猴能够到的地方，放了很多的树叶。最后这个母猴面向着两个猎人，就把自己的脸一捂，叫了一声（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开枪吧）。这两个猎人再也举不起枪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动物，是一个母亲，从此俩猎人再也不狩猎了。”
这样动人的故事在山里还有很多，充满人文情怀的叶广芩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对于停止正在热头上的家族小说写作，她这样认为，家里的事情、个人的经历，在不去碰橦它的时候，它会封存起来，但是这种封存永远是暂时的，到了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像酒一样的发酵，就变成了很浓的酒。等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
叶广芩至今仍是周至的县委副书记，当地的群众大都认识她。有人说，到周至县城，几乎是随便问上一个马车车夫：“叶广芩住哪儿”，就会有人把你带到她家。本来，按照计划，叶广芩挂职期限已满，该回西安去了。可是，周至县尤其是老县城村的群众集体向组织部门请求挽留她。结果叶广芩没走成，其实她自己也不想走。也许，她会在周至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老县城永远欢迎的人
也许，叶广芩豁达的人生态度源于她早年的不幸遭遇。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因为出身的原因，她被迫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京城四合院到陕西插队。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弄到农村去了监督劳动去了。在农场劳动期间，有人给她介绍一个对象，是西安市的一个翻砂工，介绍人说翻砂工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你嫁给他，你的问题就可以清了，就不会老“提”你了。当时她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态度非常积极，希望这个事情能成。人家又说，你嫁过去以后马上就能当家，当家的权力都交给你。那个工人有一个瘫痪的母亲，需要一个善良、脾气好、还懂点医、能管家务的媳妇。介绍人走了之后，她就一直等，不断问人家愿意不愿意。结果人家还是没看上她，觉得她的政治条件太差了。
或许是苦难经历使她对满目沧桑的老县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叶广芩到周至县挂职后，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老县城。在她心里早有个决定，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帮助这里，让老县城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老县城村人原来比较闭塞，叶广芩初到村里的时候，那里居然还没有人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现在的情况可是大不一样了。老县城村成了陕西人旅游的新景点，村里有了“农家乐”服务，家家向游人提供食宿，人人向游客出售自己采的蘑菇、木耳和自家养蜂酿的蜂蜜等，再也没有人扛着猎枪进山了。老县城村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
叶广芩没有钱，只有笔，有想法，宣传老县城当然是利用文化。她到老县城后，就开始搜集照片，从人文历史到自然生态，300多幅照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的有关故事。《老县城》甫一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拓展旅游业的想法有了依托，地方政府也就积极给与政策性的扶持。
让叶广芩最感欣慰的是，《老县城》还连带出不少额外的收获，比如，自开办旅游后，村民们通过与城里人广泛接触，懂得了卫生的重要意义。如今，村里的道路每天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乡们原本不讲究的厕所也整治得比较像样了。去年5月，当叶广芩用《老县城》的全部稿费买了《老县城》，去老县城村送书时，远远看到城墙上贴着标语，她的心里有点冒火。“是谁这么破坏环境？”叶广芩问村干部。村干部笑着请叶广芩走近标语，原来，上面写着：“广芩你好，老县城永远欢迎你！”叶广芩的眼眶湿润了。她自言是“一个散淡的文人，混迹于豆棚瓜架之下，周旋于野老村妇之中”，与当年曾做过周至县尉的诗人白居易遥隔千年而心意相通。深山中的老县城曾是屯兵要塞，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如今则“繁华尽、风云歇”，惟有散落在衰草寒烟中的断壁残垣，陪伴这位作家时时在抚今追昔。曾经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的货物，曾经的红男绿女、市井繁华，都已随风而逝。与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样，老县城已经成了叶广芩的一块精神高地、一方灵魂净土。
在《老县城》这本书里叶广芩写到：“倘若我能预料到这种结局，我会早些进入这个领域，四年的老县城生活使我思考了许多写作之外的事情”。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多姿多彩，收获常在努力之后的不经意之时。
范小青：真情与温暖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范小青以文笔优美、描写女性心理见长，作品注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是“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她曾以一部《裤裆巷风流记》风靡全国，近年又以刻画权力场上女性群像的《女同志》震动文坛。2007年，一部《赤脚医生万泉和》（载《华语西部文学》2007年一、二期）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身份的叙写。当然，这部小说不只是写“赤脚医生”，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透视点，表达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赤》一改颠覆历史叙写方式，用饱含温情的态度关照人、社会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由此展示中国乡村的根系，在平淡之中描绘出她内心的那个本真的世界。
出生在上海的范小青从小在苏州长大，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吴江县桃源公社，那是与浙江乌镇搭界的一个半农半桑的地区。中学毕业后，范小青又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务农，应该说，她对乡村生活是很有感情的。90年代中期之前，她的小说叙事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老苏州生活，另一部分是乡村生活，近十年又增加了一部分，即职场生活。这对范小青来讲当然是个挑战。我以为，《裤裆巷风流记》和《顾氏传人》虽然一个是长篇一个是短篇，却是范小青书写苏州水乡生活的标志性作品。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苏州的小巷渐渐地消失了，老苏州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淡也就出了人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范小青一度对写什么产生了困惑，但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没有退回到书斋中、沉浸在虚幻里，而是走向了现实。有一点始终没变，范小青善于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流构建她的精神世界。她的小说是迷宫式的，人物的多重性和故事的多解性，在叙事的推进中得到了缓慢的释放，风格细腻而婉约，带着东方式的微温，内部流动着和谐、有序的节奏。
回忆那些“赤脚”的往事
赤脚医生，曾经是一个和光荣联系在一起的名词，在我的心目中，是带有英雄成分的。虽然没有乡村经历，小时候每到夏天，我也喜欢赤个脚（那时候叫光脚）到处乱跑，但那是为了和小伙伴玩耍，不仅不能关心别人，还常常划破自己的脚，给家长、邻里增加不少麻烦。细究起来，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乡村社会，除了对土地的态度以外，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显着，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80年代开始才逐渐拉开了距离。就在那个年龄，我看到了电影《春苗》和《红雨》，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神圣的职业。那个带着小红“十”字的医药箱里，仿佛装着一个时代的梦幻。“赤脚”医生具有双重含义，必须解释一下，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一层含义是指那些乡间行医者未曾受过专业训练，另一层是形容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形象。他们来自民间，服务于民间，穿梭在田间地头、农舍村院。道理其实是慢慢明白的，比如说，当我知道“赤脚”的双重含义之后，开始有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概念，进而对农民和土地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概念和认识是模糊、虚幻的，缺少知性的成分，无法还原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开始阅读范小青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万人寿、马丽和涂医生这些人物逐渐走进我的视野。
后窑当然是那个年代中国乡村的缩影。故事是围绕后窑医疗站展开的，问题出在后窑医生万人寿身上，他病倒了，后窑没有了自己的医生。谁来接班呢？万泉和。这个万泉和凭什么来接班，他学过医吗？没有。但他是万人寿的儿子，他不当医生谁来当呢？在没有适合人选的时候，万泉和理所应当挑起这副担子。尽管问题是明摆着的，万泉和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自己本身就是个不健全的人，但是后窑村需要这样一个人，能拿听筒，会注射。万泉和也知道自己不行，干不了医生，这事哪能糊弄啊！但现实又逼着他一天天、一年年当着医生。为什么？乡亲们认准了他，实际情况推动着他，欲罢不能。万泉和不聪明，可以说比较愚笨，但他又是善良的，悲悯的，他看不得农民生病受苦，他希望众生安乐祥和。最终他铸成医疗事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人的愿望怎么能敌得过强大的现实呢？不管是不是有意设计，这部作品自然涉及到乡村医疗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其历史渊源，赤脚医生不过是历史场景中的一环。显而易见，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范小青的态度是贴心贴肺的，但又是十分警惕的，她放弃了对那段历史的颠覆，深入其中，淡化政治背景，写出人的生存状态。这正是我想着重加以说明的地方。正如意识形态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它对那个年代中国乡村自然形态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万泉和并不是什么先进人物，他是一个既有先天缺陷，也有慈悲之心的小人物，他的身上既不闪耀着光芒，也不是漆黑一片。他是被赶上后窑医疗站这个历史小舞台的，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问题还有它的多面性，比如涂医生被硬性下放到农村，马丽带着理想自愿去乡村，这些人物的介入，让我们逐渐看清了事实原委——后窑医疗站不单单是来一个医生的问题，任何强制性措施和个人因素对于庞大的中国乡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在大环境和背景下，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没有体制的保障，农村医疗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彻底改变。即使是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十分尖锐。这些解读在小说中都溶解在了形象之中，形象的核心就是万泉和这个人物。万泉和真是让范小青煞费苦心了。也难怪她自己这样解释：闭上眼睛，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看到他惴惴的样子，总是惴惴的。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间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她对人类的博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感动……
说到这里，范小青写这个人物的良苦用心也就慢慢浮出来了。
女同志，手脚热了内心又如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女性主义文学到70后写作，有关女性生存经验的书写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这无疑丰富了当代小说谱系。但在差不多十年时间里，我们读到的作品多数局限于私人化场景，当然，这首先是对文学长期缺乏女性私人空间的一次反拨，进而被指认为文学意义上的创新意识。比如早期的林白、陈染，后来的棉棉、卫慧，她们对女性意识的重建带有特别鲜明的时代烙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开始向多样化和包容性方面发展，私人空间的重要意义自动消解。长篇小说《女同志》的出现，可以说恰逢其时，它通过女性在公众领域尤其是权力场，这一陌生环境里的努力与挣扎，拓宽了女性生存经验的领域，也是对新生社会形态的一次辨析。
长期以来，女性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艺术形象上，则相对比较单一，这当然和时代的进程密不可分。而《女同志》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些新的信息，至少它揭示的问题是多重性的。从表面上看，小说以机关体制状况为主轴，描述若干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但说到底，它重在挖掘女性在这个环境中变化的可能性。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多数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和现代女性在职场里的艰难处境，及其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我却是对范小青近距离书写生活更感兴趣。实话说，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女同志》是一部写得很“诚实”的作品，它是靠细节说话的，如果说它里面有隐藏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情感。在看似很少正面描写的文字里，人物情感的变化、走向正是这部小说向前推进的发动机。这在范小青的小说中是一贯的、持续的，已然成为她叙事的重要倾向，或者说理解生活的基本途径。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大概15年的样子。在这段时间，中国人的思维（不是思想）是沸腾着的，我们目睹并切身感受着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当我们想要表述它的时候却发现，连接自己思想的渠道相当芜杂，要使它条目清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当你陈述某个观点的时候，还没讲完，不用别人提醒，你就会发现里面出现了漏洞，于是一个新的观点又滋生出来，假如你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人，这样的岔头还会更多。作家也是人，是比别人思考多一些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形象，而不是概念。但是，现实情况是，形象被各种纷乱的概念模糊、分解了，换句话说，“欲辨已忘言”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而这一现象，与其说是令人头疼的事情，不如说是对作家揭示现实的严峻考验。范小青这些年一直在写，她的勤奋在文学界人所共知。那么，在《女同志》的写作过程中，范小青是否遇到过上述问题？出现过表达无力的状况吗？我当然不能妄下结论，只能从她塑造的人物身上去寻找蛛丝马迹。也因此，我对寻找答案充满了兴趣。忘了谁说过这样一句话：问题是小说的一半。当然，问题的程度和深度有赖于作家的知性和表现力，它们的依存是构成阅读的重要前提。
“女人和女同志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如果要说不同，可能只是理解的角度上的不同，一个是生理的女人，一个是社会角色中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所有的女人都称为‘女同志’，而在我的这部小说里，看起来是专指在机关工作的女人为女同志，但是我的本意却是写所有的女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都会感受到的经验。”范小青在侧面这样解释这部小说。但我宁可相信阅读会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也是生活多元化给我们的额外赏赐。
小说主人公万丽是个善良、敏感的女人，一个追求进步的机关女干部，她知道感恩、会脸红心跳，她是内敛、节制但又不乏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并没有异质和特殊的价值取向，她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但她内心深处细微的变化往往被我们忽略了。一般来讲，我们并不期待她的生活发生多大变化，或者我们会把她的变化归结为“运气”使然，完全是偶然的东西。但她确确实实变化了，内心的激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程度，以致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她的沉浮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小说紧紧扣住了这一意旨，将万丽最微妙的情绪变化铺展开来，绘制出一幅女性成长环境的生态图，康季平的出现和消失仍这幅图上的雪泥鸿爪。在康季平“设计”之下，万丽化障碍为动力，一步步攀向事业之巅，这是她渴望的结果……女同志，当手脚热了，她的内心又如何呢？为什么会觉得常常有丝丝寒意呢？在事业上她能战胜对手、克服困难，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真爱，失去了温暖，心将是漂泊着的。
在我看来，范小青必定是摁住诸多细节在脑中的跳跃，坚持搭建起自己的表述框架，才保持住万丽这个人物的完整性。我甚至感觉到，有很多力量在拉扯着万丽，希望她成为另外一个人。比如，她终于不择手段了，她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了等等。但这似乎不是范小青对生活的理解，尽管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并不鲜见，甚至更为符合大众认知习惯。范小青恰恰给了读者“她自己”的可能性，她坚持了自己的逻辑，社会批判在她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万丽在她心中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也许，范小青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用小说追寻生活中日见稀薄却又永恒存在的真情与温暖。这是出发点，也是终点，途经哪里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黄蓓佳：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
到了一定年龄的人都会悟出一个道理，保有一颗“童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谓“童心”，就是把一颗“清澈”的心交给他人，交给读者。那是一种境界，创作的境界和人生的境界。黄蓓佳，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己的这一人生追求，并且让读者感受到了她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但同时，她又在成人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不俗成就，这在当今文坛并不多见。江苏少儿出版社推出的“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至今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其中《我要做好孩子》和《亲亲我的妈妈》已经出了法文版。2007年3月最新出版的《遥远的风铃》再度热卖，引起读者关注。在这套系列小说中，新时代丰富多彩的儿童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各种社会问题也通过儿童视角展露在世人面前。
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黄蓓佳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她写了一篇感受大学生活的文章。1978年，这篇文章在《山西青年》发表，编辑部寄来了7元钱稿费，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黄蓓佳用这笔稿费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小字典。铅笔盒伴她度过了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作为“文物”至今还珍藏在她的书橱里。大学期间，黄蓓佳开始大量创作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在《少年文艺》杂志老编辑顾宪谟老师指导和帮助下，《星空下》获得了首届“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学奖”，这是黄蓓佳创作生涯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她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写出《亲亲我的妈妈》、《飘来的狗儿》、《小船，小船》、《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和《新乱世佳人》、《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等多部长篇小说。黄蓓佳的梦想终于开花结果，香飘四处……
黄蓓佳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有的纯洁浪漫主义色彩，一种与世俗不同的气息。这虽然同她长期倾心于儿童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她的为人处世态度在起作用。她承认自己曾经属于“先锋”和“异数”一类，70年代，她的小说因为对女性情爱的描写引起过争论，当时她甚至不屑于别人的批评，按她的话说就是“敢做敢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逐渐进入文学深度之后，黄蓓佳对人和事的看法慢慢变得平和、豁达起来。对时下的文坛争论和各种炒作，表示宽容和理解。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的“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也是她乐于接受的生存状态。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在黄蓓佳视野开阔的家居中，不难发现她对生活细节的“有心”，无论是广口玻璃瓶里插着的大束鲜花，还是零散摆放的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各式小玩意儿，都体现出她对生活形式悠然与细致的态度。
生活和创作应该是一体的，互相渗透的，这才是生命的根本。黄蓓佳在一篇随笔里这样写道：“疾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死亡更促使人去回望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使我们感动和难忘的点点滴滴。每天每天，我坐在窗口打字，院子里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与我安静地相守相望，我的心里便浸透愉悦。感谢上帝，我健康地活着，可以思想，能够享受文字带给我的快乐。我甚至自私地希望这一段封闭的时间尽可能长久，好让我跟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厮守得更亲密一些，彼此间的交融更契合一些。”
读书读出来的《中国童话》
黄蓓佳从小就喜爱读书。她7岁时开始阅读，读的第一本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至今记忆犹新。小学读到一半，“文革”爆发，学校图书馆的很多书都被拉到操场上烧成了灰烬，生活中几乎不见书的踪影。对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讲，就像小船儿在水上失去了方向。在文字的饥渴感的追逼下，常常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幸她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书可读，至少全套中学语文课本还是有的，于是她就囫囵吞枣读了个遍。实在没书可读的时候，就跟几个喜欢读书的小伙伴私下里交换可怜的藏书。有时，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趁着傍晚的暮色，悄悄来到早已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将手伸进破碎的玻璃窗里，打开窗户，像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一样，一个一个爬进去，从不多的图书中偷出几本来，看完后再悄悄送回去。实在没有书读了，那些包萝卜干的纸，糊墙的纸……只要有字，就能充一充饥。那段时期，黄蓓佳的阅读内容很杂乱，文学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什么都有，正是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帮助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她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阅读是世上最美的事情，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快乐和美好回忆。”
在长期的阅读经历中，黄蓓佳最喜爱安徒生童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安徒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安徒生不仅使她获得了精神慰藉，还催生了她文学想象的翅膀。2003年秋天，黄蓓佳读到了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意大利童话》。这是着名作家卡尔维诺根据本国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加以筛选整理，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这个通过“童话书”向世界推介自己民族文化的方式立即吸引了她。当夜通宵失眠、辗转反侧的黄蓓佳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为中国的孩子写一本《中国童话》。如果说我这样的决定是“东施效颦”，那就让我做一次愚蠢的“东施”吧。我希望用我的笔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个部分，值得让他们记住的一些东西。第二天，黄蓓佳给江苏少儿社编辑打了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构想，立即得到出版社的支持。在决定写作《中国童话》之后，黄蓓佳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中，“我本来的打算是要解构这些传统童话，用现代思想的观念将它们重新打造”，但最终她“决定原汁原味地写”。在这个解构、仿写、戏说经典成风的时代，黄蓓佳的选择承担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但保持了文化价值。第二年“六一”前夕，由《牛郎织女》、《小渔夫和公主》、《猎人海力布》、《美丽的壮锦》、《碧玉蝈蝈》、《泸沽湖的儿女》等10篇具有浓郁民族风情故事组成的童话作品集《中国童话》问世了。作为一次尝试，黄蓓佳成功地打开了关注本土儿童文学资源的闸门，丰富了孩子们的“中国阅读”经验，图书虽小，意义却很不一般。
然而，世界不完全是由童话组成，时常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甚至惨不忍睹的事情。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黄蓓佳对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受1991年11月1日发生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校园枪杀案——“卢刚事件”的触动，在199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派克式左轮》，小说中的中国留学生学业优秀，工作努力，但在面临就业时，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开枪打死了导师和同学，最后开枪自杀。《派克式左轮》可以说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美国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派克式左轮》面世之后，因其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一度畅销20万册，并被全国30多家报纸连载。时隔十多年后，2004年2月的一天，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家爵杀人案件”，这个事件虽然和“卢刚事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青少年成长期的心理疾病已经不容忽视。用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文学形象来提醒公众关注。黄蓓佳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派克式左轮》由她本人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故事发人深省，在大结局却给人以积极向上的人生启迪，深刻呼吁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态度。而在改编苏童小说《红粉》的过程中，黄蓓佳主张从新的角度诠释那段历史。在苦难中点燃希望，在磨砺中建立信念，为改造中的艰难和苦难抹上了一笔色彩，从而将那段历史以一种纯美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价值呈献给观众。
写作就是对自己的挑战
在黄蓓佳的“倾情小说系列”中，长篇小说《遥远的风铃》记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段故事：命运的机缘让一批省城教授、电影导演以及县中教学骨干，兼做了江心洲中学的各科老师。他们凄切而壮美的生命之花，开放在这片浩荡而贫瘠的土地上，激荡着少女小芽的懵懂岁月。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人生沉浮，朦胧地明白，又朦胧地惊讶。通过叙述让我们回顾：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而《亲亲我的妈妈》，则是对孩子的阅读构成挑战的一部小说。书中写了一个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患上了轻微抑郁症的母亲，和一个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中因而多少有一点孤独症的孩子。这样的一对母子，从孩子出生后就分离，到孩子十岁时才相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必定是格格不入的，是戒备紧张的，是疏离和陌生的。但是他们在相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努力，慢慢地靠近、理解、融洽，到最后终于牵起对方的手，互相支持和鼓励着，共同去走人生的路。这样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主题，用在一本儿童小说中，不光对孩子的阅读是一种挑战，对黄蓓佳的写作也是一个挑战。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她，具有挑战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黄蓓佳这样认为，面对这一群成长过于迅速的孩子，他们需要有深度的阅读，有质量的阅读，有品位的阅读。不必去弯腰放低自己的姿态，迁就孩子的高度，要站起身，甚至踮起脚，让他们伸开腰节，舒展灵魂，去努力地触碰和攀登。要在他们有限的成长时段中，送过去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成人小说创作上，黄蓓佳也为自己设置了不少难题，在“走出固有叙事模式，寻找新的想象动力”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并获得了成绩。
40岁以后，黄蓓佳觉得自己在驾驭题材方面已经比较裕如，在怀旧情绪的支配下，她开始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后来的长篇小说《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没有名字的身体》、《漂来的狗儿》，都是和故乡、家族以及个人心灵有关的作品。尽管说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但这几部书是她全部文字中最沉重的部分。《新乱世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民国初年一直写到解放后。在这部小说中，黄蓓佳用崭新的视角诠释了东方女性心碧这一形象。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男人就像一棵大树，女人就像缠绕这棵大树的藤，因为这棵树太高太直了，所以风雨雷电到来的时候，最先折断的就是这棵树，但是树死了藤不会死，因为它有一种柔韧，一种顽强。因为她有一种母亲的、对家族的责任、忠心。她死活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因为她内在有很多的力量，最艰苦的时候反而是发挥的最淋漓尽致的时候。她更多的潜力在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而男人刚而易折，通常禁不起反复的打击。通过一系列细节描述，东方女性的隐忍和智慧，在这部作品中被挖掘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小说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同样在观众当中激起了共鸣，乃至网上评片、求片观众的声浪不绝于耳。
《没有名字的身体》应该说是一部具有强烈实验倾向的长篇小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黄蓓佳是一位求新求变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作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创新，其精细、准确和韵味，扩大了小说力求营造的情感氛围，其次是叙事的回环、引而不发，娴熟的技巧，所造成的阅读期待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使读者完全进入了一种“隐有波澜未成潮”的意境当中。“灵魂的力量”是这部小说渴望揭示的中心意象。“是的我没有老，我对年轻的女孩子们满怀妒意，暗中还存有跟她们一比高下的念头。我不能够老，我喜欢的那个人，我深爱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皱纹纵横、沧桑疲惫的模样。他认识我的那一年，我十三岁。从此以后我没有长大。我在他的眼睛里再没有一丝一毫改变，从面容，到身体，到灵魂……”在如此强烈的精神旋涡里，女性的内心世界被精细刻画到了毫厘。小说似乎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爱从肉体出发，抵达道德和信仰彼岸的时候，她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正如杜拉所说的那样，小说不仅是叙述故事，也是叙述故事没有发生的一面，叙述故事的空无所有。《没有名字的身体》是对一个人，一个女人生命的变异性发出的严峻追问，也是对人的精神领域可能性的一次深度探询。
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琥珀
黄蓓佳的新作《所有的》，让我看到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新的迹象：在努力追求小说艺术的前提下，侧重于对生活细部的描述。也就是力求艺术层面在叙事过程中的安全着落。这当然和黄蓓佳的叙事风格有关，她自己也强调，不追求宏大叙事，喜欢从生活细节出发。《所有的》这部小说在生活和艺术层面的结合，可以说是对小说叙事的一次“正本清源”。小说外在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内在情景的不稳定性，使传统叙事方式与现代生活逻辑形成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
这部小说是精细的，犹如一把手术刀切入生活的经络，一丝一丝的剔开，一缕一缕的展示。故事沿着艾早、艾晚生理和心理成长，这两个叙事逻辑发展。生理成长逻辑在客观上推演出时代变迁，岁月倥偬给人心灵投下的印记，知性相当饱满；而心理成长逻辑，解释了意外事件产生的必然性，这既是小说家敏锐艺术嗅觉的流露，也是对时代精神的某种探询。一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早就潜伏下来了，在那里发酵、滋生，等待爆发时刻的来临，这也是对人的无意识行为的文学表现。
二十世纪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文学的戏剧性，专注于人的卑微。古典小说中人的光辉形象被彻底颠覆，神性不复存在。事实上戏剧性和人的精神性、人的丰富性、人的高贵密不可分。人物处在爱与恨、软弱和强硬、苛求与宽肴的矛盾交织之中，那种紧张的对峙，正是古典小说得以流传的法宝。《所有的》这部小说从人物命运着手保留了戏剧性发展的空间，同时对生活的偶然性进行开掘，从而使时代精神的展现更加饱满，使叙事更有强度和韧性。
在小说书写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对生活差异性的严格拒绝，到被动接受，再到安然认同这几个阶段。艾早和艾晚的行为轨迹大体展现了当代社会的伦理变迁。这就很自然的使小说自始至终在矛盾中运行，一方面是对亲情、对爱情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是不断焦虑的回望历史。这两个向度最终导致人物命运的形成。而以家庭为载体的爱与伤痛、占有与奉献，物质与精神的纠结，弥漫着伦理与道德的角力。
小说给了艾早、艾晚的成长以足够铺垫，使人物的塑造更为结实、可感。这是很多女性题材小说所缺失的。这对孪生姊妹花天生的性格差异，其根本还是体现在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不同表现中。艾早是锋利、飒爽的，艾晚则是坚韧、柔和的，她们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化为美丽无比的极品琥珀。但她们注定了天各一方，相互担忧。陈清风这个“无用书生”与张根本这个“混世魔王”的柔美和残酷，让艾早、艾晚的生命体验达到了极致。他们宛如燃烧的琥珀，“把它举起来对着天空，眼前就成了一团混沌的宇宙，人置身在半透明的蜜色世界中，仿佛在慢慢地走向五千万年前的历史，温暖，悠长，澄明。”这个附着神灵的自然之物，若隐若现，像一颗悄无声息的种子在小说中不断生长，终于成为揭示命运谜底的暗语：这世上，每个人都将是他人的琥珀，不管你是高贵的还是卑微的，不管你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储福金：倾听黑白的撞击之声
储福金先生的小说创作以笔法细腻见长，特别在人物塑造上，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学讲究韵味的传统。长篇小说《黑白》是他集多年创作经验与生活积累的一部力作，在讨论这部作品前，我想先说几句题外话。按照我对当下小说的粗浅认识，以及这些年的阅读经验，我的第一感觉是：《黑白》是一次“向内转”的深度写作。它的潜在意义还表明：一个具有严肃创作态度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心里往外掏东西。与此相对应，这样做小说的作者是愈来愈少了。尽管可以这样解释，各人做小说的方法不尽相同，或快或慢是正常的，创作精力旺盛，一本接着一本的出书，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表达的激情和欲望？是不是有丰富的积累和储备？如果问得再罗嗦一些的话，就是，到底为了什么去做一部小说？一个作家还是应该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缺少这样的自省和自问，匆匆动笔写作，作品出来了就会产生更多的疑问。无节制的、复制式的书写，造成小说数量浮肿、质量贫血，并直接导致阅读审美倦怠，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小说有自己的生成之法，虽有千变万化、千差万别，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作家以何种身份进入写作。比如《黑白》的作者储福金，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开始下棋，一下就是几十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棋局，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棋手，“棋”在他的心中不说是完整的，也是足够丰富的。如果以感情为基点，“棋”也可以说是与他的人生血肉相连的。以此构成写作，应该是《黑白》的必然。
《黑白》是一部以围棋为核心的文化小说，但又不仅仅是写文化，还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命运坎坷的人生，并客观呈现出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落差。这是我对这部小说最现实的解读。如果延伸一些说，就要复杂一些。棋，作为文化，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但对于棋手而言，则成为一种境界，最根本的是求其道。棋王这个称呼，便是对得道棋手的世俗认定。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棋局的变化多端与奕棋的常在之道，人生的一时之需与棋手的为“王”之道，两者相对应所产生的对人生况味的体察，才是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它可以在约定俗成的历史中存在，也可以在不确定的时间河流中显现。因此，在叙写文化精神的时候，作者恰恰避开了非黑即白的对立性，而是力求表达它的复杂性与渐变性，以一些日常琐碎的细节、看之不以为然的小场面，逐渐积累，而达致小说的核心。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棋手的成长似乎更为艰难。面对接二连三的战争，国家时刻处在危难关头，民不聊生，生存已经不易，以“棋”为生所承担的风险可想而知，当然，这是一个局外人对羊陶子人生经历的简单判断，而羊陶子本人从拜辫子师傅任守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与“棋”的缘分。如何成为“棋王”，并非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一个孩子通过奕棋成长起来，他所得到的人生经验，及其在自然而然中传承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小说的叙事章法似乎也与奕棋的方式有某种暗合。先是从混沌之处开盘，当羊陶子看见石桌上镌着纵横十九道经纬线的棋盘的时候，天真纯朴的生命照见了最初的曙光，进而在余园众高手的衬托下，一举获得少年棋才的美誉，再伴以认识梅若云，人生开局光鲜。然而开盘后却出现了迂回，只“识”白棋单行道的少年棋才输给了对手方天勤，初尝失败之痛，小舅被赶马车的肇事者压断脊梁，撒手人寰，羊陶子也因此失去了人生依靠，以买报童为生，跌入为生计奔波的低谷，逐渐体会到伤痛之苦。
街头玲珑棋局，可以说是进入了中盘，羊陶子由古人棋谱里感受到古代棋贤的妙算、伏着、劫争，对黑棋的攻杀之力有所体察，还迷上了胜棋赢钱的感觉，少年棋才的青涩味渐渐散去。芮将军府中的棋士身份使他由奕棋进入了对社会的认知，与西南王对奕，先执白，意存棋谱，解脱取势，以飘忽棋形胜之；再执黑，步步凶狠，一心算计，断中起断，围中有围，以手筋阳谋胜之。中盘必然是漫长的拉锯过程。这时的羊陶子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虽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开始向人生的深处探询，仍未尝到灵与肉的挣扎之苦。陶羊子与梅若云的盲棋，暗喻了一段感情的无所傍依，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但却使黑与白融为一体，初识无痕境界。恍惚之间，经与芮将军交手，忽然感受到世间的无常。人生所到之处，无论是政局、事业，还是情感，统统都在黑与白的缠绕之中，相互转变之中。人生自有大起大落，中盘往往经不起一着之失，他在生活中有得有失，得又何喜？失又何痛？再与民间百姓下杂乱之棋，学会“耐性”，对人间烟火、江天一色了然于心。得知梅若云嫁给秦时月，陶羊子心中伤痛，不得以而忘情。再与方天勤对弈，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很明显，这是一盘高于对手的棋，却因为“赢者不得再与任秋”交往的赌约，主动认输。为赢而输，为输而赢。世事如棋，棋如人生。
战争是结束生命的异常手段。陶羊子不幸生活在那个时代，因此他人生的收官阶段必然是诡异而多舛的，这也符合一代棋王的大气象。日军轰炸南城，任秋与胡桃不幸惨死。中年丧妻，被迫流浪，陶羊子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民族的命运，如一盘棋一样遭遇了大劫难，如何坚守一己之力，这才是最大的考验。陶羊子终于把任守一传给他的棋作价千元卖给日本人松三，再将钱捐给中国军队，以此微薄之力作为抗争。大病濒死的陶羊子，在浙西山岭为当地女孩阿姗所救，偏居野外，大半年丧失行动能力。阿姗伐竹捕猎，养护他的精气。山为黑色，水为白色，天地间恍如一个巨大的黑白棋局。在天地的棋局里，陶羊子看见了水之静，山之深，水之寂，山之空。万法终于消融，臻无我无物，无棋无人之境。
每一次小的领悟，每一次棋力增长，都伴随着伤痛，这正是人生棋局的写照。当陶羊子最终成为东南围棋第一人时，名至实归，此时的他由棋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对功名利禄已经失去了兴趣，安详的心灵、平静的生活，家乡江南小镇才是他的归依。但未经人生奋斗、未尝苦辣酸甜，未有生死搏击，就无法抵达辉煌，更感受不到平淡的人生之美，这一切似乎是恒久的真理，却又是不可言说的艺术的神秘之源。储福金深得其味。
李佩甫：物质时代的精神守望
上个世纪末，河南着名作家李佩甫曾以长篇小说《羊的门》轰动文坛，并由此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在《羊的门》之后，李佩甫又推出长篇小说《金屋》，这是一部探讨人类如何在大地上栖居的小说。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深入商业社会的核心，在商战的硝烟中，探究人的灵魂状态。这就是花城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新作《等等灵魂》。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李佩甫引用了印第安人说的一句话：不要走得太急，请等一等灵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现状来讲，这句话具有相当的警示作用。《等等灵魂》正是通过这个切口，绘制了云谲波诡的“第一商业帝国”兴衰史，因而被喻为是一份“中国商界病相报告”。
心系“土壤与植物的关系”
身为中国作协全委、河南作协副主席的李佩甫，在创作上态度十分严谨，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可以说当商业大潮开始席卷全国的时候，他就在琢磨这部小说了。他的发现是，商业浪潮滚滚向前的同时，人的精神也随之出现了变化，道德生态告急，社会问题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复杂，这无疑是李佩甫运用文学形象揭密商业社会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来，李佩甫陆陆续续研究了上百个活生生的商场案例，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企业家，为这部长篇积累了深厚的基础。从“官场”转向“商场”，既表现为他所理解的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他个人创作的转型。
《等等灵魂》以大都市商战为背景，描写了转业军人任秋风在情场失意之际，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凭借着大胆的创意、过人的公关能力和卓越的商业才能以及“商学院三枝花”的鼎力辅助，任秋风在商海中生死搏杀，令商场奇迹般崛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超市航母。随着事业抵达巅峰，各种利诱让他迷失了灵魂，在权力欲驱使下，盲目拓展，终令苦心经营的“第一商业帝国”全面崩塌，“商学院三枝花”亦分道扬镳……滚滚红尘，有人梦圆，有人梦碎……
对于《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业界有这样一个评价：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这个评价讲的是现象，主要是指作品已被更多读者接受。但问题也是有的，这个“转型”是否以牺牲小说的文学性为代价？只有作品本身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将李佩甫的小说指认为“写官场、商场”，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对自己的写作取相，李佩甫形容为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里，谁能逃避一层层的结构形态呢？人已经被社会生活符号化了，小说在展示一个个生命过程的时候，无法把人与符号剥离。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把人当做大地上的“植物”来写的。《等等灵魂》仍然是在表现“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只不过在“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这个“平原”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是作家精神领域里的“平原”。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国人正在一步步地从物质生活的困顿中走出……当物质的压迫逐渐消失后，精神问题就上升为主要问题了。这对物质匮乏的年代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过去能够忍受的生活，现在却无法忍受了……人们正承受着金钱和欲望的双重压迫和冶炼！《等等灵魂》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特征。
对生活抱有一份真诚与豁达
李佩甫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哲学思考化作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他从来不满足于只讲一个故事，而是借助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性的发现与思索，这些发现却又是经常盘旋在我们的脑海边，常常使我们陷入苦恼的一些问题。他所塑造的人物，所讲述的故事，总是令我们有一下子撞到什么的感觉，那就是结结实实的现实生活。
李佩甫对人的精神现象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从性格方面来说的。人的性情是要环境来滋养的。尤其是童年，一个人在一个相对健康的、不受侵扰的环境里长大，那么他的心性会相对地健康一些；相反，一个人在倍受屈辱、食不果腹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很有可能是病态的、不健康的。这种病因是从小就种下的，到了一定的时机、气候，他的病症就会发作……所谓的“精神贫困”就是这样一种病态的、非物质的人生困境。
对于《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他还有一些有趣的比喻，那就是：颜色、变量与沙盘。他用这三样东西来总结和归纳自己的创作感想。颜色。大街上流淌着很多的颜色，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说，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尚。我在城市的、不断变幻中的颜色里泡了五十年，就想说一说这个时代的“颜色”。这颜色是很染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一种催化剂。它有着物质的外表，却透视着、影响着人的精神走向……所谓的“商业”也仅仅是我的一个“切口”，一种叙述的方法。我曾多次与那些在“一个时间段里”是千万或亿万富豪的人士们交谈，有时候，人已经疯了，可他自己并不知道……于是，在斑驳的时代大潮中，我想给自己，也给这个时代提一个醒儿：等等灵魂。变量。这是一个急速变化中的时代，社会生活多元了，丰富了，也复杂了。我觉得，我写的是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迷失状态。我所写的这些人物应该都算是生活中的“勇敢者”，或者叫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他（她）们的灵魂里是有“病灶”的，也许是童年，也许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他们的灵魂曾经受到过某种戕害，以至于在适当的气候中发作了……据此，我以为，一个人的精神贫困对人的戕害是大于物质贫困的。沙盘。文学是“沙盘”，不是“药方”。没有任何人敢于或者说可以给这个世界开药方。就是开了药方，也是不管用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我期望的，仅仅是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注意。况且，这些“病相”不是一次性的，它几乎是伴随人类终生的。
“病相”被发现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往往才是事情的开端，因为我们都在其中，都在扮演着某个角色。李佩甫不仅对创作是严谨的，对生活也常抱有一份真诚与豁达。
中原大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李佩甫一直热衷于讲述中原大地的故事，致力于中原人格的开掘和塑造，他的小说根须深深扎根在这片泥土里，二十多年始终没有动摇过。他熟悉这片大地，关心这里的生命状态，并且诚实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在他心中，中原大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李佩甫上文学之路应该说是很偶然的，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他家三代赤贫，爷爷是给人扛长工的，到父亲这一代，也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到城里当学徒……等到他懂点事的时候，家中惟一有点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黄历。所以，上小学的时候，他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特别亲近。小学三年级，班上的一个同学在无意间给他了极大的帮助。他的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右派，在街头打零工，常常被街道上的妇女们训得咧着嘴哭，可他家里有书！从九岁开始，这位右派的儿子，他的同学，就一次次地从家里把书偷出来交给李佩甫……那大部分是俄罗斯文学。看书当然是有代价的，不是一块橡皮，就是一块糖，或者是一个弹子，而且还限定时间。李佩甫不无感叹的表示，自己读书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恶习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后来他有了四个借书证：文化宫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县图书馆的，书本成了他少年时期唯一的快乐之源，也是他最好的老师。
生活本身也是一本书，对于李佩甫来说，这本书就是乡村。少年时期，几乎每一个假期，他都是在姥姥的村庄里度过的。那时候，在姥姥的村庄里，乡人们曾给他一个准确的评价：这个孩子不像个城里人。因为他经常赤条条地在乡间的田野里跑来跑去，晒得黑黑的，和当地的孩子们一道蹲在粪堆上吃饭，甚至还能割草挣工分……关于田野的记忆太深刻了，使他终生受益。成年后李佩甫又下乡当知青，当生产队长，连自己都觉得是个乡下人了。这个心理逐渐沉淀下来，经过时间的浸泡熏染，经过一次次的修正和过滤，就像是磨豆腐或做酱一样，也是九蒸九晒、一遍遍在记忆中筛选、淘洗、凸现，认识再认识，终于化着一篇篇散发浓郁乡村气息的小说。
李佩甫早期作品最擅长的就是剖析当代农民的精神，因为他太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了。通过对农民成长过程的描述，李佩甫生动地表现出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羊的门》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中国的民性、民心得到深刻揭示，人性、人情、人欲也都得到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尤其是从底层爬到高位的农民的心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正如小说《羊的门》的编者说的那样：《羊的门》很难复述，很难归结。读鲁迅的作品，也常常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你可以用你的观念复述或归结阿Q，但你不能说你所阐释的阿Q是唯一的阿Q。呼天成、呼国庆身上所蕴涵的社会学意义，也会见仁见智。是植物说明着土地还是土地说明着植物，即使在我们和作家的本意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差距。这样就对了。这说明《羊的门》进入到了“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的境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继《羊的门》之后，李佩甫又写出了一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金屋》，在这部小说里，李佩甫再次展示出独特的发现——在对人的物欲的发掘上，没有停留在金钱给人带来的直接的负面效应上，而是探讨金钱引入后所造成的人与大地关系的变化。在李佩甫看来，房屋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它还反映了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方式；正是房屋，让人，这个大地上的流浪者，获得了一个扎到土地里的根，进而建立起自身存在与大地的关系。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平原”，这么一块土壤，不管怎么糟糕，那也是生生不灭的。下一步，他打算花五年时间，写完“平原三部曲”，也就是《羊的门》、《城的灯》后的第三部，给“平原”系列长篇划上一个句号。
肖克凡：人与机器的历史错位
《机器》是肖克凡历经五年增删三遍始成书稿的一部力作。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摒弃了时下流行的肤浅和粗糙的写作狂欢姿态，深入探索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变迁革新的历史，体察建国后中国工人的追求和奋斗的心路历程，用一颗照亮了植根在国人心中却很少被提及的岁月。应该说，这是一部饱含了深刻思考的小说，是一次挑战难度的叙事。肖克凡的作品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机器》和《最后一座工厂》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小说”系列，另一部分是以《天津俗人》、《天津大雪》、《天津制造》、《都是人间城郭》等为代表的“津味小说”系列。
工业题材小说的新高度
《机器》有这样一个基本线索：华昌机器厂的小学徒王金炳和东洋纱厂的普通女工牟棉花，两个曾经受到机器“压迫”的苦孩子，由于偶然的机缘，一个援助了革命，另一个则成了抗日积极分子。随之，共同的命运让他们结为夫妻。新中国建立，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终于抬起头来获得与机器亲密相伴的机会。继而，他们与机器赛跑，拼命工作，双双被评为全国特级劳动模范。但为荣誉忙碌一生，付出辛劳得到的这个称号，后来却成为别人嫉恨和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受到冲击。在新时期来临的时候，他们的生涯终于褪去传奇色彩，归于平淡，已经成长起来的子女，则扮演起了天然继承者的角色，开始新一轮的打拼。从表面上看，几十年的历程，王家的两代人一个个痴迷于机器，自己的生命也像机器似的运转得中规中矩。王金炳保管仓库分毫不差，牟棉花操作纺织技艺如神、孩子们钳工的钳工、缝纫的缝纫，俨然把肉身铸成了铁器。这里面有批判吗？当然有。有热爱吗？更有。应该说，肖克凡是把机器当成一个生命来看待的，为机器喜也好，为机器悲也罢，人和物已经融为一体了。我觉得，没有这个认识，就无法读出这部小说所深藏的感知。
《机器》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小说，从抗日战争、中国现代工业初期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当下，几乎是一部形象的新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史。回到并不遥远的历史中，我们会看见，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和成长，伴随着中国革命者寻找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这是历史事实。同时，工人阶级从最初领导一切的政治角色到今天的边缘地位，这一身份的变迁也是严峻的现实。肖克凡正是着力于这个现实图景展开他的文学思考和想象的。
很显然，肖克凡没有止步于对改革表层的叙述，更多的是一些理性的剖示，不管是厂长、党委书记，还是普通职工，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立体化的，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在肯定中有所否定，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把他放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去“探索”，变革的每一步都涉及到人物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偶然与必然、现实的生存需要与人格的尊严等等，这些令人头痛的两难的矛盾，其实不只是“工业改革”特有的现象，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必然产物。作者想提醒我们的是：中国的工业改革还有漫长的、艰辛的路要走，真正具有博大胸襟的现代企业和企业家只有在改革浪潮的洗礼中诞生。换句话说，曙光只有在痛苦中分娩。这个期待恐怕是作者最大的期盼，也是他攀越“工业题材小说新高度”的一次努力。
乐观的性格与严肃的思考
肖克凡是个机智、幽默的人。只要有他在的场合，就会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他总是用宏亮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一脸的严肃，表达着他的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带给周围的人。即使是在严肃的场合，他也可以把会场气氛调动起来，让与会者快乐。
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他谈到作家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即积累、发现、表达。这本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谈话间，他还不时幽默一下。当他要展开某一话题的时候，突然刹车，回头对一位老评论家很严肃地说，我看我还是少说点，把时间留给您。评论家说，你说吧，没关系。肖克凡仍然一脸的严肃，说，为了减轻您的负担，我就接着说。于是，他就继续他的话题。快乐的气氛，始终洋溢在会场里。肖克凡记忆力非凡，至今能够模仿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外国电影里人物的道白，比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那几段经典演说，他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一切取决于他面对人生的态度。他是快乐的，有深度的快乐。
其实，肖克凡也有他的不幸，他唯一的孩子，得了重病，他夫人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孩子。克凡自己也尽量争取机会带孩子出来参加活动让他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以便减少心中的愧疚，一个身高一米八多的男子汉在照顾病儿时，其细心和耐心简直超过一位善良温柔的母亲！那颗善良而宽厚的心，让人深深地为之感动。常常给大家带来愉快笑声的肖克凡，有时候在摄影机镜头前表情忧郁，他的内心充满了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善良与坚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肖克凡复杂的人格，也成就了他对人生的严肃思考的习惯。
肖克凡为《机器》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做《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很难》，或许可以作为我们深入解读这部小说的参考。他说，他在写《机器》的一个个夜晚经常被“生锈”二字困扰。依稀看到伴随时光消耗生命的磨损，机器生锈几乎成为必然。于是这部机器隆隆运转起来，产生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他们的命运就是一部机器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就是一颗颗很难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命运。当然，他还解释说，这个“生锈”并不是道德价值判断，它只是一种不含褒贬的人生境况。博物馆里一件件古老的青铜器不是锈迹斑斑吗？这就是生锈的应有之义。肖克凡十六岁走进工厂，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第二句话就是“小心机器伤人”。后来他进入工业机关工作，不断了解到机器伤人的案例，深知其威力无比。不知为什么，他在写作《机器》的一个冬夜里，想起机器竟然感到几分温暖，潸然泪下。“螺丝钉”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记忆，也是我们对机器这个“生命”和人的生命的一次重新认识的过程。
纵观肖克凡的写作，可以发现，对“工业人”与“工业景观”叙述的不懈，源于他对文学立场坚守的信念。尽管曾经风光一时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已经逐渐沉寂，但对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来讲，这也许并不是件坏事，至少，可以让他拨开过往虚幻的辨识，静下心来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肖克凡显然得到了这个“奖赏”。因此，他在《我的检讨书》一文中写到：“据说，文学即将成为‘夕阳产业’，文学写作者即将成为一群坐在黄昏里的孩子，高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却没有这么悲观。一个作家就是一颗太阳，无论朝阳还是夕阳，一定会自行燃烧下去了。即使不能照亮别人也能燃烧自己。从燃烧的哲学意义出发，朝阳燃烧与夕阳燃烧，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津味小说”扞卫乡土意识
天津出了很多擅长津味小说的作家，像冯骥才、林希等，作为年轻一代作家，肖克凡成功地接过了这个传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首先我喜欢这个城市，我是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一个人。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想了解这个国家，首先要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热爱祖国实际就是从热爱你的家乡开始的。我非常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而且有兴趣去展望她的未来。二十年坚持本土精神写作的肖克凡，对自己能够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家乡的历史容貌、风土人情而感到满意。
肖克凡的“津味”并不仅仅是小说语言主要采用天津方言，而在于其小说中深深蕴涵着的“津文化”，特别是他对于“津文化”的发掘和表现开辟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深度。他的小说往往有意识地借鉴民间叙事手法，使人读来颇感亲和，从中体会传统的力量，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忍”的揭示，然而并不简单地对人物心理、行为进行批判，写得敦厚而有韵味。其中的代表作如：《鼠年》、《原址》、《尴尬英雄》、《认识你真好》等。他写普通的市井人物，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各色各样小人物不同的生存状态，他把积淀多年的生活体验融入这些作品里，并赋予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层次和领域。
肖克凡的天津人物系列小说还塑造了其他一些丰富多彩的天津人的人格形象，如《天津少爷》中的一无所能而又挥金如土的祝显驰，《小白楼的鞋》中借老太太做母亲而做“孝子广告”的沈仁发，《三不管的糖》中的以相互对骂来招揽顾客的傻子利和杜傻子，还有赌徒、嫖客、妓女、混混儿、同性恋者等等，小说通过这各色人物，尽量发掘津文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构成，作家所最终要表达出来的，也许就如他自己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文化积淀不深，骨子里崇尚世俗精神，这是直鲁豫皖诸省码头的遗韵……缺乏精神生活与灵魂信仰（天津人供奉的妈祖是航海的佑护神，后转化为送子娘娘，主宰女人的生育而已）。于是天津人是文化精神形成两个极端贫乏的状态：一方面严重缺乏浪漫精神，一方面严重缺乏悲壮意识。因此天津人缺少高品格的‘人味儿’。”肖克凡认为，“津文化”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世俗性，这也是目前“津味小说”新的根本所在。一些评论家也认为“肖克凡的小说表现了底层平民生存方式最高的真实性”。
毕淑敏：探究生命的使者
毕淑敏的职业是医生，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红处方》、《血玲珑》和《拯救乳房》等一批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从职业角度来讲，她对生命的认识是非常具体的，人会生老病死，一个人得了病就要打针吃药，而从作家的角度来讲，生命就具有了抽象意义，当然也就复杂得多。肉体和精神本来就是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是多么的神奇与微妙啊！难怪毕淑敏二十多年来“为生命而写作”的劲头愈来愈足。2007年4月，重庆出版社推出她的长篇新作《女心理师》，是作家对生命的又一次聆听和呼唤。
《女心理师》只是一本小说
目前，中国患心理疾病的人数量庞大，但整个社会缺少对这种现象的认识，通常把心理问题看着是带有贬义性质的词。那么，感冒是不是一个贬义词呢？我们的心灵也会感冒，心理疾病就是一个人的心灵感冒了。从这个意义上讲，90％以上的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可能罹患心理上的病症，这不但是正常现象，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说，对心灵状态的关注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标尺。这或许是毕淑敏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意旨，她希望她的作品能够慰藉人的心灵，尤其当一个人遇到障碍的时候，怀疑自己生命的时候。至少她自己觉得文学是能够给人以力量的。
毕淑敏对生命的认识得益于她曾经的艰难岁月。17岁时，她离开北京到西藏阿里当兵，酷寒、缺氧和边防军的艰苦，让她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力，在那样的条件下，人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她形容自己当时虽然只有17岁，却和70岁的老人一样心境苍凉。在半年和山下不通任何音讯的日子里，嚼着干枯的脱水菜呆呆地看着万古不化的寒冰出神，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冈底斯山的一块石头。反而是夜晚有些变化，每当眺望星空，想到知道自己必有一天会死亡，化作烟尘，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念头，想把自己在高原11年所体验到的对生命的感受传达给他人，把悲怆壮丽的过程描绘出来，以探讨人生的意义和死亡的必然。这一想法后来促使毕淑敏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主题——善待生命。
当然，毕淑敏的小说并非只靠概念支撑，大量的生活细节来源于多年的生活积累。她是人到中年才进入写作的，可以说，她的写作完全是生命能量的某种爆发。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毕淑敏值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时候，她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一旦写了，就再也没能停下来。
说到《女心理师》的写作起源，毕淑敏兴趣很高，她说，在现实中，并没有“心理师”这个概念，只有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的称呼，所谓“心理师”完全是写为小说而虚构出来的职业。因此，《女心理师》不能作为一本心理学教材来对待，它没有中规中矩地遵循心理学的治疗原则，也没有完全还原心理诊所和心理医生的工作。“它只是一本小说，没有一个故事来源于实际的心理咨询案例。这也符合心理咨询界的保密与尊重原则，我期待这个故事更集中更好看，触及的社会层面更广泛，我希望借此展示人性的优美与幽暗。”看样子，毕淑敏是担心有人误读这本书，她还在自评这部小说时强调：这是一本有趣的好玩的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学习担当心理师的故事。你会在其中看到很多人和事，第一印象是悬念和奇特，深入其内，才会发现所有奇异的事情，都有内在的逻辑和出人意料的解释，人性是如此的丰富斑斓。也许你会哭，我不敢保证。但你一定会笑上几次。微笑，那怕在地狱里，也是盛开的莲花。
人间的事物都是不完美的
毕淑敏的小说是干预现实的，是她理解和解释生活的特殊方式，读者所以能接受她的作品，大概正是因为她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开掘。毕淑敏小说涉及的问题，看起来都是一些表面化的问题，但常常被人们忽略了，因而不知不觉逐渐潜入了人的内心。当问题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引起爆发，这时候人通常会手足无措，事情往往就朝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压力愈大，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愈大，同样，期望获得回报的欲望也就愈加强烈，如果一切都是正方向运转，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不会按照想象的逻辑去发展。婚姻和感情生活尤其如此。人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怎么办？心理也是需要锻炼的，一个脆弱的人，是难以获得幸福的。其实，压力有它的双面性。如果一点压力都没有，人就没有活力了。打个比方，血压太低会影响人的健康，电压太低则会影响电器的效率。有压力的生活是正常的，问题是要学会如何把压力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要有缓释压力的方法。毕淑敏形象的解释她的理念时说：一个人如果从冰天雪地进了热气腾腾的房间，或者反过来，从暖和的地方一头扎进风雪中，都是很容易生病的。我觉得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中国的积淀太深了。我觉得人首先要搞清楚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东西？你怎样才能达致目标？我喜欢用干净的手段，抵达一个光明的理想。一个人活着，要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而且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幸福能多一些。
对于现代人来说，什么是幸福？各人心中的答案不尽相同。毕淑敏的观点独辟蹊径：其实记忆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感的真相，记忆中的主要部分是感觉。即便是同性恋，失恋时，表现出的也是自我评价的降低，并无特殊。孩子出现的问题全都是父母的问题，父母该质疑自己是否有为人父母的资质。有很多人认为真相就是对自己的告慰，但真相后面还有真相，说出真相不一定是报复了死去的人，更多需要考虑的是活着的人的幸福。毕淑敏在她的小说中不断尝试分析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以人物的行为巧妙地传递给读者“经过奋斗和努力才能得来幸福”的观念。
1998年至2002年，毕淑敏因偶然的机会得知北师大的心理学课程，又因为自己一向对人的心理感兴趣这个必然因素，她暂缓写作，开始了心理学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她坦言，学习是为写作积蓄能量，向更高的难度攀登。她希望自己超越以往对个体的人的研究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
医学、文学、心理学，毕淑敏在努力寻找这三个不同层面的结合点，最终以文学的形式实现对人的全面关怀。难怪王蒙在评价毕淑敏时说：“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
最初开始做心理咨询师时，毕淑敏并没有想写这个题材的小说。“那个时候真是想一直干下去，但没想到来访者太多了，招架不住。”毕淑敏很清楚地记得在心理诊所坐堂时面对的压力。有来访者打“飞的”过来，咨询了50分钟后就飞回去。也有的提前一天来，就住在距离诊所最近的五星级酒店里。每天晚上，诊所的60组电话录音都录满留言。还有很多人打电话留言，但磁带满了已录不下了。
按照行业规定，每个来访者通常一次只能咨询50分钟。一个心理咨询师每天可以接待的来访者是有限的，咨询师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来访者会来多少次。可能来十多次，甚至一年。几十个人、上百个人这样求助的时候，毕淑敏感到根本没有时间来回报这些信任。“我甚至已经生出绝望之感。小说有一章就是这样，所有的故事都搭在一起了，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心理师也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拯救乳房”意在拯救心灵
2003年6月，毕淑敏以《拯救乳房》，揭开了她面对生命和死亡的叙事。
据统计，乳腺癌已位居全球女性癌症的首位，小说却是以一个男性乳腺癌患者想要用自爆的方式自杀以掩盖其得病的真相展开故事的，留美心理学博士程远青登报招聘乳腺癌患者组成心理治疗小组，于是公务员、老干部、下岗女工、硕士生、白领丽人以及上述那个乔装成女人的男人带着各自的秘密和对死亡的恐惧纷纷出场……这些命运天差地别的各色人等汇聚一堂，经过艰难的碰撞，找回了健康人的心态，正确地理解和期望着生活。作品主要涉及癌症病人的精神尊严、人性完美，如何对待恐惧、死亡等现代话题，因而成为国内首部心理治疗小说。
癌症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心理“癌症”。有许多癌症病人，在未知病情时生龙活虎，一旦知道病情马上“病入膏肓”，这显然是畏惧心理在作祟。毕淑敏希望通过小说传播“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这样一个积极的心理学观点。即使到了死亡不能避免的时候，人生总还有相濡以沫的真情。在关系的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残酷中争取柔和。如果不超拔于琐碎之上，文学就丧失了照耀的力量。所以，毕淑敏说，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越相信它会有出口。在阿里的艰难岁月里，气温零下28度，她曾经不停顿地行走了24个小时，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连自杀的方式和地点都已经做了选择。人在最艰苦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懈地坚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曙光会重新出现。
有一次，她和一位老军医用担架抬着一个因患肝癌抢救无效而病故的牧羊人，一步一步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项，在那里把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在这次行动中毕淑敏几乎死去。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高山之颠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毕淑敏明白了什么叫生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毕淑敏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阿里当护士的时候，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部队优秀的女医生。后来结婚生子。到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她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症状。她的心被刺痛了，于是直接找到阿里军分区司令，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11年。现在，我想回家，为我儿子去尽职。司令员沉吟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
回到北京后的毕淑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她极力想把自己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因为她自己知道，在她的血管里，经过冰雪洗礼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对生命的倾诉时刻在推动着她……于是她开始做准备，读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是35周岁的中年妇女。
迄今为止，毕淑敏已发表四百余万字作品，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她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
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只有完成了死亡，生命才最后完成了成长。“生老病死”是人生的永恒困境，现在，“生”已经非常受人关注了，“病”也渐渐地越来越引起重视，“老”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信也会得到不断改善。唯有“死”，还没有得到关注。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经过的苍茫路口。
胡冬林：宏伟的生命故事
在全球性生态环境面临危机的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类对这一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自然文学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去面对——严峻和错综复杂的——生态偏瘫。这样看来，我们的文学多少显得有点乏善可陈、力不从心。我所理解的自然文学，不仅仅是那种停留在对自然抒情感怀的描述，而是写出人对自然所应具有的态度，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从事自然文学写作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产出却十分有限。在这方面取得重要成绩的作家，往往倾其毕生精力，着述不过区区数十万字。梭罗如此，缪尔如此，利奥波德更是如此。正是由于此类作品“生命含量极其丰富”，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了其中的价值。
我们知道，有史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从肉体到精神，是为了有朝一日获得彻底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秩序和伦理。但是在进入工业革命的近三四百年以来，人类的有机体很显然变得越来越功利和狭隘了。自然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不乏佳作，到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那些被奉为大师的作家们，离这个传统愈来愈远了。而蛰居东北的胡冬林先生，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解释并用生动的事例来证明这个传统的价值和意义，《鹰屯》（河北教育社版）和《拍溅》（《作家》杂志）两部作品便是其力图建立自己表述方式的成果。
美国着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其着作《环境伦理学》中指出：生态系统的性能对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机体只能护卫它们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编织着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有机体只关心自己的延续，生态系统则促进新有机体的产生。物种只增加其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增加物种，并使新物种和老物种和睦相处。罗尔斯顿教授的观点十分明确，人类不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延续”，而是应该扩大其有机体，以尽可能地尊重和包容所有物种。因为，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这样曾经给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样，人类也是惟一能够在主观上意识到修补生态系统重要性的物种。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只愿意为自己了解的事物高兴和悲痛。一只孤独的大雁从天空飞过，发出凄厉的哀鸣，我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们或许不知道或许不关心它的伴侣可能被猎杀了。在谈到大雁的习性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给了我们惊人的启迪：
1943年的开罗会议发现，各国之间的联合是历史不可预料的。然而，世界上的大雁具有这种观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年三月，它们都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这个基本的信念做赌注。
最初仅有的是冰原的统一，接着而来的是三月暖流的联合，以及大雁的向北部的国际性逃亡。自更新世以来，每年三月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大平原，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河到摩尔曼斯克，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因为有了这种国际性的大雁活动，伊利诺斯的玉米遗穗才得以穿过云层，被带到北极的冻土地带，在那里与白夜中的六月的多余阳光结合起来，在所有其间有土地的地方生出了小雁。在这种每年一度的，以食品换取光明，以冬季的温暖换取夏季的僻静的交易中，整个大陆所获得的是一首有益无损的，从朦胧的三月泥泞的天空洒下来的，带着野性的诗歌。
我被利奥波德的发现深深感动了。于是我想道，人类不应该仅仅靠自然活着，更应该为自然活着，而尽可能维护自然的权利，其实自然的最高权利就是成为一切生命的美好家园。
胡冬林在《鹰屯》中的发现同样给我带来了惊喜。农人习惯在田头种几株玫瑰，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浪漫行为，因为玫瑰对生态的反应十分敏感，能很快反映日照、土壤、肥料、水、农药等因素对植物的成长是否合理，农人可观其枯荣来判断收成……而野生鸟类就好比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玫瑰，如今这株玫瑰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的袭击。在《鹰屯》这部作品中，打鱼楼既是真实的历史，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作为一种文化见证，记录了东北地区三百年来物种的衍化、衰退的大致过程，这恰好印证了人类文化在自然中留下的灼伤和烙印。东北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满人入关后即被划为禁地，并在山海关筑起一道边墙，以为固守。努尔哈赤1613年平定乌拉部落，所建的打鱼楼成为了乌拉城（今吉林市）日后的标志性建筑。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在乌拉城设立打牲朝贡机构，直隶内务府，可见其特殊性。鱼楼本是存放捕打冬鱼大网的地方，打牲乌拉总管按年派人经理并在此楼修补大网。一年派十二名打牲丁轮流看守鱼楼，派四十八名打牲丁轮流看守左、右翼办事房……后来打鱼楼逐渐变成了封建迷信求福求寿的场所。每年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四周群众纷纷赶来烧香进贡祈求福寿吉祥。
乾隆年间，乌拉城在册人口已达五万余人，上三旗和下五旗的打牲人数众多，采捕活动空前活跃，供奉历代帝王的贡品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每年的基本贡品为：蜂蜜六千斤、白蜜、蜜脾各十二盒、松子八千斤、松塔儿千只、鲟鳇十二至二十尾、鲑鳟鱼十八尾，其他五色杂鱼五千三百余尾（每尾五斤以上）。此外还要入贡大量东珠、海东青及各种鹰雕禽类，各类名贵皮张，五谷杂粮，山菜野果等等难以计数的名特产。康熙晚年时曾总结道：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可见，乌拉原本是个满山古木参天，到处奇花异草，狍子走野，野猪打滚，鲟鳇翻花的乐园。在打牲乌拉成为皇室供奉基地的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几乎被一扫而光！
《鹰屯》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对鹰把势猎鹰、驯鹰的描述。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对话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两者之间从生死较量到密切配合，显示出自然的神奇造化。传说成吉思汗是一位着名的鹰猎者。有一次他在茫茫的大沙漠里迷了路，是他驯养的一只苍鹰在前面带路，救了他一命，后来，这个孛儿只斤的后代，在他的军旗上绣上了一只苍鹰。人类和动物之间从来就有割不断的依存关系。人们总是附予自然物种某些象征意义，比如，兀鹫象征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向往；袋鼠象征着澳洲人的自由与快乐；而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熊是俄国的象征……如果兀鹫和袋鼠灭绝了，这对美国人和澳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文化已经将人类与大自然糅合成为了一个有机体，因此，物种的灭绝实际上成为了文化断裂的折射，人类有责任认真对待这一现象，并以文化反思来弥合它的创伤。这并不是悲天悯人的设想，而是在实现有关人类文化的终结诉求。人因为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而创造的文化，理应和大自然共享。
不难发现，对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是功能失调的人类文化价值观。文化对大自然有机体的突破似乎是为了凸现出人的存在价值，并因此被人类引以为豪，比如说人类可以克服自身的欲望、可以改造和利用自然、可以建立自己的审美趣味，等等。然而，人类的确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要求我们对自然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并在内心永恒地保有一种对神秘境界的向往，人生或许会因此不再显得那么单调乏味，思想会变得更加开阔。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先高明。有鉴于此，当今世界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粗鄙化和表面化了，人们看到了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带来的恶果，却没有耐心去寻找它的源头。殊不知，把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仅仅看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是远远不够的。大自然所承载的审美价值高于一切，天（自然）人合一是人存在的最高形态，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是审美上的一个巨大损失。为什么不可以把科学家为之辩护的那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精神刺激转化为一种审美遇合呢？这就如同在追寻一个早已逝去的梦幻一样，对里面隐藏着令人深思的文化密码的解读难道不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读《拍溅》时我总感觉到作者始终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仿佛看见了大自然照亮了他的内心，即使是在寂静的黑夜，他也能感受到这个世界。首先是作者的荒野之行带来的探秘之心，其次是自然无所不在的神奇力量，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几乎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但是有关这个世界的许多启示却存在于荒野，只不过很少被人们领悟罢了。胡冬林在《拍溅》中的发现和感悟告诉我们，大概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这样的一次荒野之行，因为荒野之行的最基本的朴实性是令人激动的，它使我们贴近了远古人类的心灵。其实，荒野之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新奇更在于它给了一个人犯错误的充分自由，荒野会让我们尝到由聪明和愚蠢的行为所带来的奖赏和惩罚，而这种感受早已被文化所构筑起来的千百道栅栏缓冲和抵消殆尽了。简单地说，荒野之行将是一次完全按照我们个人意愿的行动，它只要求我们尊崇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为什么会和稚拙顽皮的水獭心灵相通，才能体会到动物园和荒野的区别之所在。正如因纽特人在歌谣中所唱的一样：在远古的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候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
必须强调的是，自然文学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把主观意识修建到美妙的自然当中的行为，而是一种把美妙的自然种植进人们心灵的行为。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些，便会看到更加壮阔和宏伟的生命故事。
王川：向一代大师致敬
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石鲁是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他是长安画派的掌旗人，也是野怪乱黑的总头目……从延安的艰苦时期到文革动乱，再到粉碎“四人帮”春暖花开，他人生的63年，恰逢国家几经变革，几乎每回他都从浪头跌到谷底，但他从不曾屈服，总是通过艺术创造强烈回应现实。记述这样一位艺术大家的创作与人生，其难度可想而知，也因此石鲁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王川先生《狂石鲁》的出版终于打破了这一僵局。
石鲁与王川似乎有着天然的缘分，虽然一个生活在西北重镇，一个生活在江南古城，虽然两人相差28岁。1971年，王川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去西安拜会前辈石鲁时，只有24岁，甫入艺术殿堂，而石鲁，正好从文革的压迫中获得短暂解放，进入创作喷发期。两人从此结下忘年之交，王川自己也承认，他后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创作始终与这一环节密不可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早两年，石鲁还在管制期间，王川即便见到他，恐怕也难以得到艺术上的教诲，抑或晚两年，石鲁重放艺术光彩，忙得不可开交，是否还有闲空与王川相知相交，也未可知。人与人的交往，特殊时期结下的特殊友谊往往是最珍贵的。1971年，辛亥年，既是石鲁艺术创作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川踏进大师那间“低于地平面一尺有余的阴暗小屋”的时候。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狂石鲁》正是从这里开始入笔的。借助本书的记叙，我们了解到，一直到1982年石鲁病逝，王川一直与石鲁及其亲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他的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有着细致深入的了解。无疑，这是王川能够全面、客观而且准确评说石鲁的基础。
石鲁一生结交了不少画家和作家朋友，如果单由一位画家，或是一位作家来写石鲁，难免会有一定的缺失。一般来说，画家有可能文字表现力不够，作家有可能对绘画缺少深度认知。而王川本人是一位画家，7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文学创作，涉猎小说、散文和文化研究等。因此，集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为一体，并且文字洗练、精准的《狂石鲁》，实在是非王川而莫属。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石鲁》为什么会成为一部难得的研究石鲁的佳作。
准确的讲，《狂石鲁》是一部关于石鲁艺术创作与人生历程的评传。在这部书里，生动的细节描述、贴切的分析论述、翔实的资料考据和独到的艺术鉴赏，看似信手捻来，实则颇具匠心，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充足的笔力，记叙与论说上的举重若轻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石鲁是个复杂的人，丰富的人，还是个“怪人”，这就给记述者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王川在分析石鲁作品时不乏独特见解，对他在艺术创造上的“反叛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他“精神疾病”的产生没有一味拔高，而是实事求是、剖析入理。作为绘画大师的石鲁是一个极具个性的、鲜活的人，但并非完人，他的瑕疵无碍于人格的完整和艺术品格的高尚。在这一点上，《狂石鲁》是对九泉之下石鲁的尊重而非贬低，也是对热爱他作品的后人的尊重。
《狂石鲁》还是一部石鲁艺术鉴赏典籍，站在艺术史和社会学的高度，对大师不同寻常的创作，进行了专业化的、详尽细致的分析研究，特别是附录里的《石鲁年表》《石鲁论》和《石鲁作品的鉴藏》弥足珍贵，是后人研究石鲁不可多得的基础资料。
我想，石鲁与王川的缘分是造就这本书问世的原始动力，而对伟大艺术的渴望是我们热爱石鲁的共同理由。石鲁曾说过，他是个“大自然主义者”。这个大，应当做“宏大”和“博大”理解。也就是说，石鲁追求的不是纯自然主义，而是从自然出发，到达更高的人生和艺术境界。这样的认知，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也是《狂石鲁》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作为《狂石鲁》的姊妹篇，《白发狂夫》是一部主人公以石鲁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两部作品一实一虚，相映成趣。《白发狂夫》早于《狂石鲁》近20年问世，当年获得“人民文学奖”，今年再版，与《狂石鲁》比肩而列，颇有意味。
《白发狂夫》是王川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品，在90年代初一气呵成，并产生重要反响。小说自然有小说自己的规则。这部作品显然与《狂石鲁》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作为评传《狂石鲁》必须严格尊重史实，着重突出石鲁的艺术创作特征，而作为小说，《白发狂夫》则必须突出王川的个人思想情感，展现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武石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源于石鲁，却又不完全是石鲁，而是他们那一代画家的“杂糅”，是以石鲁个人之命运描绘那个时代的艺术人生和社会风云。
武石是个天才画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天才注定会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要么天堂，要么地狱，而武石果然就徘徊在这其间。虽然是延安时代的革命干部，具备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生活的资格，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武石选择的是向艺术进军。问题在于，武石桀骜不驯、胆大包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视艺术创造为生命而政治嗅觉迟钝，显然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在故事的不断推进中，我们终于发现，非如此，武石就不可能有杰出的艺术创造力。换句话说，一个绘画大师必然要经受非同常人的人生考验，才会拥有不竭的创作源泉。在残酷的现实中，武石穷其一生所积累的非凡的艺术经验，必将是人类体验生命的共同财富。在这一点上，作家本人也认为，武石犹如中国的凡高，以个人的古怪、决绝，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用句俗套的话讲：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只不过，武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式的燃烧，而是发自生命内部的一种渴求，他在燃烧自己的同时，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解放。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王川同样是这样，他只有完成《狂石鲁》和《白发狂夫》一实一虚这两本书，才不枉与石鲁的忘年之交，才不枉60余载人生对艺术的不倦追求。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艺术和人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了艺术创造，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为此，《白发狂夫》围绕武石命运的起落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家形象，其中沙雁则以着名诗人闻捷为原型。在这个意义上，石鲁与王川的缘分则是一种必然，《白发狂夫》也可以说是向那一代艺术家致敬的作品——寄托了新一代艺术家对前辈的缅怀与追思。
徐坤：心灵尺度高于现实尺度
徐坤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立足于中国文坛，她写作的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自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学术论着、小说、散文等300多万字。代表作有小说《白话》、《先锋》、《热狗》、《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厨房》、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等。话剧《性情男女》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曾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两次获得《小说月报》大众评选百花奖；两次获得北京市政府评选优秀小说奖；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短篇小说《厨房》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她的刻画底层女性生活的长篇小说《野草根》。徐坤很看重这部作品，将其比作女版《活着》。
关注底层女性的成长与情感
草根文化是近年来媒体最热门的话语之一，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文关怀不应该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多的应该是对现实的关照，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进而推演成为公众意识。徐坤的最新长篇小说《野草根》正是这一意识的艺术表达，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将由文革至今的两代底层女性的命运融入了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地域背景是东北沈阳，这是徐坤最熟悉的环境，她在那里出生、成长，走向社会，现在回头看着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她的心弦被拨动了。故事是这样的：于小庄承受了被男人抛弃的痛苦，29岁时凄然死在中国人传统而隐秘的处女情结下，只留下一个遗孤夏小禾。于小庄的姐姐于小顶是她那个年代的“超女”，一代风华，众人仰慕，“文革”后成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批受益者，但她的人生之路却几多艰难，上大学——抛夫别子——再嫁，为理想和追求拼出一条生路。于小庄的女儿夏小禾从小在一片掐架打骂声中长大，是出了名的野丫头，长大后成为新时期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做为集团总裁武殿新的秘密情人，她乖巧妩媚，百炼成钢……最后，武升迁到京赴任，夏小禾也跟着去。临走前她让武陪着来到母亲坟前告别。夏小禾蓦地想起，她今年也是29岁，正好是母亲去世的年龄。这里边躺着一个跟自己同样大的女人。她因死而永生，自己却因生而要不断体会死亡。她冲着母亲的墓碑，深深鞠了一躬。等到再抬眼，望见一路枯树。她的心，仿佛已经有一千岁了。
徐坤本来以塑造学界知识分子、商界成功人士及都市职业女性见长，小说语言淋漓酣畅，豪爽之气溢于言表。《野草根》却一改以往的路子，将笔触深入到底层女性的成长、情感、事业中。浓厚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是这部小说的显着特征。由于表达重心发生变化，徐坤也因此改变了文化反讽者的叙事方式，语言实现了由机智、调侃向沉静、多义方向的转换。作为城市底层的艰难求存者，无论是于小顶还是夏小禾，都不具备徐坤此前小说中知识人物和商界人物的精神困窘与残缺。用徐坤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关注的是人生的幸福感”，“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人性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不是表面的轻微划伤，而是内心深处的感受和震撼”。小说呈现出这样的意旨：女人始终与爱无缘，在男人主导的父权社会，爱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已经被完全扭曲、遮蔽和挤占。在无法平等的社会，男女之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婚姻与情感，是永恒的女性话题
徐坤身上有着明显的北方人的性格特征，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成分相对复杂的地区，她从来来往往的南方人、北方人、中国人、外国人身上找到了一种新的参照系，重新观照自己、审视自己。但徐坤强调，这样说并不表明终生劳作生活在家乡的人们就有多么的不幸。只是说，人在离开幼小生长的环境以后，便能够有机会跳出三界之外打量自己也打量众生，重新给自己在尘世间找到一个确切的落脚点，同时也找到一种新的文化定位。因为不管怎么说，写作者必定是务虚的。写作者心灵的尺度比现实的尺度更标高。人都是有多面性的，也就是荣格心理学上所说的人格面具。每个人来到世间，都会戴着双重或多重面具。徐坤视“率真”二字为自己写作的一项重要指标，因为它关涉到一个人心灵的诚实性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加，人的心态自然要有变化，年轻时候面对世界的新奇和躁动会逐渐褪去，心态会慢慢变得平和沉稳，观照万事万物的角度和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不变的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现在看待问题比起年轻时代能更加宽容和从容。所有的机锋也都相应退隐到暗处。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个老前辈曾经对徐坤这样讲：趁着年轻，有冲撞精神，赶紧写吧，把你能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下来。以后就会越写会越有顾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之后，他老人家的话都应验了，都是有意义的。无论是书写“正在发生”抑或是“历史记忆”，都需要志趣、能力和对历史现实的深邃洞见。沸腾的当代生活书写也是以浩大的历史记忆为基础或基点而展开的，而不是轻飘飘书写眼前一人一事。有了宏大的历史观做积淀，文章才会厚重，才不会显得浮泛和轻薄。
《野草根》正是她经历生活沉淀后，对人生的一次重新认识的过程。女性生存状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征，但究其根本始终是与她们的婚姻与情感密不可分的。徐坤认为，通过婚姻与情感而延伸出来的关于人生的价值、信念、理想、信仰问题，是一个作家究其终生想要解决的问题，无论其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有人分析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认为她的创作有女性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徐坤无意做更多的解释，她相信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别能力。当然，诸多社会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女性身上，它是两性必须共同面对的事情。比如说，如何处理婚姻中的相互忠诚与个体自由度问题，一直也是困扰人类社会的大问题。在人类通过反复的文明筛选和演进而最终把“婚姻”这种形态作为维护种族繁衍与社会和平进步最好的方式以后，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目前谁也给不了答案。
女性写作，同样是朝圣的过程
现在有些女性写作和女性评论走上了误区，把性别问题绝对化了。徐坤认为还是做一个相对化的评价能显得更客观公允一些。
从“五·四”运动提倡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以来，女性在文化上就一跃而起，时时唱历史的主角而不再是配角。有时是由于大时代宏大叙事母题的遮蔽，她们的性别身份在某一时段得不到尽情凸显。“女性写作研究”这一学科在近几年来方才鼎盛，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女性写作似乎才刚刚开始。其实不然，女性大规模投身写作运动已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对于年轻一代写作者来说，现在的文化环境相比过去要好了许多。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固然可以让人自由书写胸臆。但这并不证明新一代人就能写出优于前人的作品。徐坤坦言，包括她自己也一样，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不可逾越的山峰，是需要我们仰望且又遥不可及的智慧之巅。女性写作和从其他角度出发的写作一样，都是在朝圣的过程中战战兢兢试探着伸出自己的触角去努力向上攀登。
在商业时代，文学遭遇挤压甚至边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在现代性面前，人逐渐被生活丰富多彩的假象所蒙骗，被虚空而沉重的价值所笼罩。在徐坤看来，我们在谈及现代性带来的弊端时，只是在讨论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我们并没有谈及。说现代性的缺陷，也并非是说前现代性就好，就是田园牧歌莺飞草长，一切罪过都是由现代性所裹挟席卷而来。她觉得，类似的简单二元对立方法是思考问题的一个大忌。如果跳开来看，现代性是我们的既定命运，除此别无选择。因此如何选择更有效更能动的方式克服弊端，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和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二十年的创作实践，徐坤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从知识女性林格（《游行》）、枝子（《厨房》）和梁丽茹（《爱你两周半》）们，转换成了城市贫民少女于小庄；《野草根》从喧闹的都市迁移到了寂寥的外省城郊和乡村。这并非偶然的转换，在徐坤在诸多作品中，特别是在她的近期创作中，多元化的视角已成为她解读历史、社会和人生的重要途径。这当然也是徐坤心灵成长的必然体现。
也许，每个作家的成长之路不尽相同，徐坤的成长折射了一代人的内心之旅。跟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多数人一样，徐坤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化环境是贫瘠的，能够阅读到的东西很有限。但也正是这种禁锢增加了这代人对文化的崇拜和神秘感，对书籍也产生如饥似渴的兴趣和膜拜。那个年代能读到的书她都读了。无非是从可以光明正大看的小人书，到《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文集》、《毛泽东选集》什么的，还有就是偷偷摸摸讨弄来看的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青春之歌》、《红岩》之类。到了上高中以后（1980年）已经能搞到许多书来读。徐坤当时在一所省重点学校辽宁省试实验中学，那里的文科班思想活跃，自由空气很浓，班里有许多现在意义上的那种小资女生，大家在烦闷的准备高考之余偷偷读课外书，常常一起私下讨论《飘》里边的郝思佳，讨论《青春万岁》里边的杨蔷芸，往本子上抄舒婷的朦胧诗。那些女性人物和爱情十分让人着迷。那完全是那个年代高中女生的喜好。她后来听到比自己小十岁的表妹讲，她们上中学那会儿也偷偷读课外书，但读的已经是琼瑶三毛。后来等到进了大学中文系以后，终于可以自由阅读。学校图书馆有了丰富的馆藏，该读的书也都读到了。
因为徐坤的另一个身份是文学研究者，当她请推荐一二部通俗易懂的理论书籍时，徐坤提到了两部书：赵园的《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
范稳：与“大地”间的习与悟
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七位作家徒步去西藏考察，范稳选择的是滇藏线，那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文化多元、宗教多元的色彩。由此，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也开始学会用人文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留下的遗产。范稳后来说，这条路径我以为就是学习和感悟。
扎根民间，打开“慧眼”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1985年范稳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工作，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他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刚毕业那两年，他写过校园文学，也写过地质题材的作品，1990年以后开始写城市题材的小说。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解放前的四川民间生活，但是离开四川环境的范稳，仅靠儿时的记忆和资料写作，未能获得成功。
1999年的西藏之行，改变了范稳的很多想法，他开始慢慢体悟到生活、阅历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认为自己不属于那种具有深谋远虑的思想型的作家，无法做到从小处给一个时代的人甚至给一个民族开出药方。他喜欢那种有宏大生活背景，能够反映民族命运的东西。西藏之行，恰恰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爱上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范稳在他的自述中讲道：“当你喜欢甚至爱上一个少数民族并试图去表现和诠释它的文化时，你就会发现文化背景对一个作家的重要。它的历史、传说、宗教、民俗、信仰方式等等，你全然不知，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你不吃透它、掌握它，充其量你只能为它写一篇游记体的散文，或者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搞成一个肤浅的民风民俗的展览。我刚去了新疆，那里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环境我也很喜欢，但我一个字也不敢写。因为我觉得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所谓体验，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你糊弄一篇观感式的散文或别的什么去发表，除了向读者证明你到此一游之外，又有什么意思呢？小说需要进入人的内心深处，进入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得找到进入这个民族灵魂的正确路径。”
《水乳大地》让他找到了方向
2004年1月，经过四年的跋涉和笔耕，范稳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读者来信和电话蜂拥而至，网上读者所写的读书心得和体会更是无法计算。以《尘埃落定》享誉文坛的藏族作家阿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奢侈”的书，按眼下的注水写作，《水乳大地》这本书可以撑成三本书了。着名评论家雷达认为“范稳的小说自由不羁，现代意识强，内蕴丰富的哲学意味，语言幽默而富有现代感”；另一上海评论家认为“范稳的小说勾勒出了包括文化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面对读者和专家的评论，范稳因为创作熬心过度，略显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粗算起来，他的写作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这20年他一直没停过，他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写作而来的。尽管回报来得稍微迟了点，可却是巨大的。《水乳大地》先后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当代长篇小说优秀奖”、“2005年全国优秀图书奖”。
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水乳大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呢？在以往的小说中，范稳基本采取的都是叙述、倒叙、插叙等几种套路，《水乳大地》在叙事结构上比较特别，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而是以年代交错的方式来处理。创新是一种挑战，意味着面对风险，但在范稳看来，整个故事需要他做这样的安排，他必须这样去写。小说写的是滇藏地区100年的历史，也是在唱一曲挽歌，他把上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曲终，从两头往中间赶，先写世纪初，然后写到世纪末，再写上世纪的80年代与20年代、70年代与30年代、60年代与40年代，最后汇集到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对西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一是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这一年有一个很悲凉的结局，另一个就是西藏的平叛，成为西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符合故事本身的结构方式，使这部小说更具历史的纵深感，也是最节省笔墨的方法。
这部小说还提供了一种文体上的探索，在叙述过程中适时加入读书调查、读书笔记等，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曾经出现过，但现代小说几乎不再采用，范稳之所以这样去尝试，是想造成一种生活和写作相互印证的关系，比如说田野调查、读书笔记里边的一些东西，读者可能在故事的文本中会发现一些隐隐约约的线索，如果读者愿意动一点脑筋去想一想，就有可能找到作家从生活到创作的一个路径，甚至可以发现作家是如何作生活的提炼，如何通过自己的虚构、文学加工，写出了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创造这样一种相互印证的路径，让范稳觉得这部小说写得非常过瘾。
信念，是人生的重要财富
在藏区的生活和写作，让范稳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尽管可能不相信神灵世界，不相信上帝，但是应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应该过一种有信念的生活。他在藏区交了很多朋友，从州委书记、州长，到村长和高山草场的牧人、赶马人。每一个藏族人都有让他感动的地方。和他们交往常常让他感到自己回到了一个纯真的年代，无论是在一起喝酒唱歌，还是共同经历生死考验，都是那么的真实和美好。为什么呢？就是信念的作用，人生变得丰富而有光泽。范稳有一个很好的康巴兄弟，叫吹批。他们刚认识时一起喝酒，从来都是范稳被喝到桌子下面烂醉，而吹批还在桌子上面唱歌；现在范稳可以做到和他一起躺到桌子下面去了。这个过程让他感到自豪。他们曾经一起去转神山，也曾一起醉得在两尺厚的雪地里赤脚走路，还曾在喝醉时互相打拳，就像玩左轮手枪里装一发子弹的那种游戏，你一拳我一拳，大家轮着打，看谁的拳头硬。那种时候酒仗人胆，谁也不会手软，玩命地真打，这种经历让他们亲如兄弟。现在吹批每当在村庄喝醉了，就会打电话给范稳，说一喝酒就想他。那份真情让范稳感动得不行。
2006年6月，范稳的长篇小说新作《悲悯大地》问世，这部以“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为副题的小说，再一次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在范稳的眼中，藏族是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佛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从寺庙里供奉的佛陀，到生活中的活佛——来到人间的佛，都是每个藏族人敬畏并顶礼的神。但是，佛教又教育自己的信众不仅要信奉佛，敬畏佛，还要终生追求成佛之道。这条道路充满了慈悲、行善、克己、宽容、奉献、虔诚等优秀的人类品质。这也许正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根本动力。范稳说，他写一个藏人的成佛史，就是想通过个体的成佛命运与经历，来诠释一个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坚强的信仰。进而表达他的理念：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信仰即是命运。
阅读，是自我审视
出生并非书香世家的范稳，童年和少年时代遭遇的是一个阅读荒芜的年代，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读——有些藏书的家庭大概也早就被抄了、烧了。到了批《水浒传》的时候，他才有幸读到这本书，而《红楼梦》，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老家的县城里，有一家出租小人书的书店，一分钱租一本。当时家里清贫，向大人讨要一分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一旦口袋里有了零钱，他就会往那间狭小破烂的书店里跑。在他的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林海雪原》，这部长篇被分成若干本小人书，书店本身也收集得不全，谁都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借到哪本是哪本。于是看完后就和其他孩子拼故事，把不连贯的故事在争吵和推测中连起来。多年以后，范稳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不无调侃地认为，这也许是一种早期的解构训练，锻炼他把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段讲起，最终将它讲述完整。大学期间，范稳终于有机会集中阅读中外文学名着了，这时候他才知道，文学世界竟然是那么辽阔、壮美，于是产生了当一名作家的念头。
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范稳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途径，阅读当然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藏民族上千年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深深吸引了他，现在他读得最多的是有关藏学方面的书籍。围绕创作的阅读计划一般是在写作之前的一年开始，就像一个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长跑运动员，起跑之前的体能准备和训练、营养摄取和储备必不可少一样。宗教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书是他关注的对象，有的书需要一看再看，并写读书笔记。范稳是一个读书很慢的人，喜欢精读而不是泛读，因此只能有所选择地读对自己有帮助的图书。
范稳认为，阅读应该分借鉴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两种。前者指的是在阅读中模仿，后者指的是在阅读中吸取营养，这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总是从模仿借鉴到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而阅读过程的变化也是自然形成的。他还喜欢把阅读和思考密切联系起来，不赞同如今越来越盛行的消遣式阅读。当然他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阅读就是一次文化学习，自我审视以及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道义评判。现在社会上有那样多的书籍，一个人穷其一生或许也读不完一个月出版的图书，阅读的选择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仁山：从传统道德习俗中开掘新的生活
在文学媚俗现象层出不穷的今天，由纯文学悄然转向通俗文学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而始于通俗小说却回到纯文学写作的作家实在是屈指可数。关仁山便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出道很早，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写作，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他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获得了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90年代，关仁山开始写乡镇村庄，写生他养他的故土和父老乡亲。他的中篇力作《九月还乡》、《破产》和《大雪无乡》，特别是长篇小说《天搞地厚》发表后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震撼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关仁山也成了中国文坛河北“三驾马车”中一匹驾着车飞奔的黑骏马……最近，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白纸门》，让关仁山再次成为文坛关注人物。
《白纸门》究竟是一道怎样的门
《白纸门》是关仁山重写“雪莲湾”的一次场尝试，80年代，他曾以“雪莲湾风情”享誉文坛，十多年过去了，重新审视那片天空和土地，他又萌发出新的创作激情。
小说以雪莲湾麦家祖孙四代人七奶奶、疙瘩爷和重孙女麦兰子的生存遭遇展开故事，将家族关系与当地民俗风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出雪莲湾的文化历史和时代风貌。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家家户户进水，惟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进海水。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家家户户买来白纸，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明眼人一看，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这个门文化也就和人的精神产生了关联。显然，疙瘩爷和七奶奶是雪莲湾“旧文化”的守护者和象征。疙瘩爷不仅面对社会生活严格恪守公平原则，认为公平本身就是对尊严的扞卫，而且在与动物的厮杀搏斗中，也要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杀猎海狗不用现代的火枪，而是用“打狗叉”。他的理由一是祖传的规矩，一是不能干断子绝孙的蠢事。但当他当上村干部之后，一切慢慢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环境的挤压下疙瘩爷放弃了对传统的坚守，直至走向了另一面。疙瘩爷的孙女麦兰子，曾经是一个富于人生理想和追求的纯洁女子。当初她拒绝了权力与金钱的诱惑，秉持了雪莲湾女人的基本价值观。但当她有了文化人，进入乡政府后，心灵却被现实摧垮了，学会了跑官买官，甚至威逼妹妹麦翎子，去当权贵的牺牲品。在人的尊严被摧毁之后，雪莲湾的“白纸门”终于倒塌了。而麦兰子也正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才获得人性的觉醒。人的尊严为什么总是在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才会苏醒？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人们玩味的魔鬼式怪圈。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终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广大农村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古老的传统怎样面对时代的变革？问题是尖锐而沉重的。
废墟里“刨”出来的作家
关仁山是从唐山大地震废墟里“刨”出来的作家。1976年，他才13岁，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类劫难，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也许，经历过死亡的人对生命总会有独特的感情与眷恋。关仁山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和土地的感情始终汹涌在他的作品之中。他曾经这样说：“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命运。”这是他的创作之道，也是他的人生之道。
关仁山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平原系列”小说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中的农民“灵魂的震荡与洗礼”，传递着“乡村变迁的脚步声”，“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代表了90年代的重要创作成果。但是，关仁山知道，一层不变的写作是没有希望的，他一直在寻找“变”的突破口。
从2002年开始，关仁山用了6年时间才创作出《白纸门》这部小说。这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关仁山想通过《白纸门》的写作，实现自己新的写作目标，力求在“现实主义写作”中开拓出更大的艺术空间。就《白纸门》而言，他有意识的采取了民间立场的表达方式。他自己也承认。这一转变是艰难的，甚至是犹疑的，但他毕竟迈出了这一步，实现了超越自己的“突围”。小说写的是渔村的现实生活，但又不仅仅是眼前的现实，它更广阔、更丰富，是来自于对那片海湾生活的一种梦想。
因此，我们在《白纸门》中看到了雪莲湾的另一面，或者说是另一种叙写。小说把历史悠久的门文化、海文化和民间剪纸文化等杂糅在一起，凸现出文化的丰富性和象征性，将人物放在独特的文化氛围里，通过人物命运看出特定时代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历史特色，尤其让人感受到民族的文化特色。像“箴言”或“咒语”一样的白纸门，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这也许就是关仁山在这部小说中追求的艺术境界。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审视生活的角度，以及艺术表现形式、技巧等，应该以个人的独特性为基础。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东西，它不仅要有独特的艺术构思，还应有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有独特的描写语言和语调。《白纸门》是写现实的，同时又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在叙述上重视个人特色，力争进入多样化艺术世界，让读者在作品中体味到生活的真实性与丰富性。
文学应该对世界的本质、人的核心问题进行追问。追问的前提，必须是作家树立起明确的判断生活的尺度，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于中国转型期急剧变化的生活，作家如何用作品去表现，并真正关心这个时代的人的灵魂？如何从朴素的生活中去感悟深刻的道理，从而审视现实、审视人的自身？关仁山认为，他过去有些作品在理解生活时，表现出对生活的无奈认同，缺少明确的善恶判断。《白纸门》的写作则有所不同，它通过对现实的再现，把作家的价值判断、精神姿态体现在作品中了。这样就产生了批判精神，裸露出思想的锋芒。比如对疙瘩爷的塑造，比如对麦兰子内心世界的矛盾揭示，以及麦兰子最后勇敢地走出迷惘的怪圈等等，都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的干预。
读书使人具有灵性
关仁山小说的成功，自然得益于唐山丰南的生活基地，由浩浩大海拥抱与浸润的这块厚土。而读书，则提供给他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仁山小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很难读到像样的书，但他却找到了破旧的《牛虻》、《雁翎队》、《小英雄雨来》等书。他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无处可去，我无处不在。这句话让关仁山想了好多天。哲人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鲜花和欢笑往往只选择最美的回忆。回忆过去的读书生活，关仁山感觉读书太少了，即便是少，也有一分生动的暗示，一种鼓励和启发，还有呵护和关爱。由此可见，如果缺少了读书少这一环，生命必将黯淡许多。关仁山有时常常坐在书房里发呆。过去想读的书现在都有了，面对那么多的好书，却没时间去读，又舍不得让别人借走，于是他就想了个土办法，把自己喜爱的书，封锁在书柜下面的小橱子里。在一阵奔忙之后，关仁山终于打开这六个书柜，选择了一些精品，放在床头和写字台上，随时阅读、浏览。其中一本美国作家卡斯塔尼达创作的《寂静的知识》，一下子吸引了他。这部巫师与人类学家的对话，讲述了一个危险与善良兼具的冒险故事，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他。
关仁山在他的读书体会中写道：道理都明白，在商品社会里，阅读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但现实中，我们却离阅读愈来愈远。那些静心阅读的人，书卷气会悄然映到他的脸上。书卷气里有儒雅气，有丰厚的气质，天生的一个头脑，就会无形中多了一个或是几个头脑。多多感悟自己的生命轨迹。读书使人的头脑具有灵性，善于发现生活、感悟生活，充满活力。
近年来，关仁山醉心于民俗，实际上正是一种文化启示在他的内心世界发挥了作用。作为民族文化现象的民风习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雪莲湾风情录”，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所描绘的不是小街小巷或小村小镇，而是以浩瀚美丽的大海为依托，这就给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平添了几分壮丽几分色彩。而且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北方海滨渔村的悠远习俗，放在今天市场经济潮水中激荡，从它们之间有隐有显的冲突中，寻找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价值。
有评论对关仁山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示过疑义，主要是认为关仁山的小说“只是从一种理想出发”，“没有看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一面”，“违背了现实主义精神”。对于这一点，关仁山有自己的看法，“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韧，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质熠熠生辉。”这就是关仁山的对现实农村的审美观和创作观。“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产业农民诞生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作家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只要生活往前走，在熟悉的河床上永远能找到陌生的珍珠。”关仁山曾经作为挂职副县长，跟着县委领导一起为农民解决各种问题。他说：“农产品闯名牌，我跟着去联系，打进韩国日本超市，县里安排我到山东寿光考察蔬菜生产，等等。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在乡村所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不仅仅对我的创作有用，对我的生活态度也有影响。”
当然，关仁山在后来的创作中，充分注意到了挖掘生活深度的问题，并且在《白纸门》这部作品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我看来，这是关仁山的自觉意识在发挥作用。不停留在创作方法的无味之争中，而是踏踏实实写出有思想厚度，有独立思考的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使命。关仁山在努力，在变化，在向新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