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启蒙就是思想解放
新闻与社会启蒙
启蒙就是认知复杂、变化的世界和人自身，不断去除假相、成见和错误的遮蔽。
启蒙就是帮助人走出蒙昧，走向自觉和清醒。
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启蒙的过程。
启蒙，就是对认知图式的更新，对认知参照系的更新与拓展。
在古代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发展史上，“新闻”对人类认知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原始人的新发现，到古希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新思想传播，从张骞西域探险到马可波罗东方游记，从郑和下西洋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新闻活动，带给古人知识和思想上的冲击何其巨大。即使在农业社会，新闻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认知”和“启蒙”作用。
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新闻更是起到了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认知图式的冲击与更新作用。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报刊思想的传入，中国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报纸。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期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萌芽期。从此，新闻在中国担当起了社会启蒙的重任。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风云之中，洪仁轩的《资政新篇》就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思想，除了沟通信息、舆论监督等功能之外，洪仁轩还强调了报纸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他指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以及各省物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
到了洋务派的王韬，已经成为具有维新思想的职业报人，他在创办《循环日报》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新闻思想，即“时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专门列有“日报”篇，介绍西方报业发达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新闻功能思想。他认为，报纸是民主政治的枢纽，是变法自强的工具，同时还主张创办西文报纸，以捍卫民族利益，主张创办各种专业性报纸，以扩大报纸功能。
在我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中，严复是较早强调通过办报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报人。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报》，强调“通中外之故”，提高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以“开民智”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他还认为，报纸是开民智的有力武器，这其中包含通上下之情和通中外之故，即在国内实行民主和向国外学习西学。他认为，通过办报可使世界之事和国内之事传播流通，可以使民智洞开。他主张兴办不同类型的报刊，分别就各种不同的读者对象进行不同的宣传教育，还大力翻译外报，引进外来先进思想，用西学来武装国人，这实际上是通过报纸传播新闻，以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对民众进行启蒙，改变他们的认知模式和世界图景。经过严复的大力宣传，进化论代替我国传统的循环论，成为维新人士头脑中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开民智”的办报主张也成为当时报界最时兴的新口号，对后来的康梁办报思想影响巨大。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一位以鲜血和生命启蒙民众的思想家和革命家。1898年，他曾任《湘报》主笔，成为维新运动的著名领袖。他在《湘报后叙》中阐发了《湘报》的办报思想，主张报纸是“民史”、“民口”，是“通上下之情”的工具。谭嗣同对“官报”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充当民众的喉舌，而不是封建王朝用以记录起居注式的官书、官报。报纸不仅要记录民事，还要反映民意，为民呼吁，作代表民众说话的喉舌。谭嗣同认为，只有通过报纸才能打开上下通达的民主之路，即报纸向上陈述变法主张，向下传达朝廷的改良措施。
谭嗣同还主张报纸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是宣传维新变法的得力工具。他认为，传播知识主要通过学堂、学会、报纸三种途径，而报纸的时效性明显优于前两者。他认为，由于报纸具有出版周期短的优势，可以弥补其他传播工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报纸在传播知识方面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功效。
在中国新闻史上，梁启超是早期报纸启蒙思想的代表。他将报纸所特有的传播功能比喻为“耳目喉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又提出新的报刊功能思想，指出报纸的两大天职是“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就是具有民主和启蒙的天职。所谓“向导国民”，就是梁启超对于报纸传播知识、启蒙民众功能的叙述。“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报纸的天职之一就是取万国之新思想并传播给国人同胞。从王韬、郑观应到严复、谭嗣同，无不贯穿着“去塞”和“求通”的办报思想，而梁启超正是将这一思想概括为“耳目喉舌”的第一人，这一思想沿用至今，但也受到了一定的误读和扭曲。
近代报纸之中，《申报》认为，报纸可“多见博闻而便于民”，可“扩知识而增见闻”，“有益于国”，可“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可“致国兴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大公报》认为，“国家文野之程度以新闻纸之多寡为比例”，读报可以明“新学”、明“新艺”，“如同走遍了天下一般，无论什么事全可以知道”。正如英敛之在《大公报序》中宣称的“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到于右任，他进一步提出，报纸职能是外交斗争、反映民众意见、组织社会、发展经济、传播知识和教育人民。《东方杂志》曾刊文指出：“国民智则国强，国民愚则国弱。国民之智何以智？国民之愚何以愚？无他，有报馆则民智，无报馆****愚。”
到孙中山，则认为报刊是引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有力舆论工具，报刊乃是“舆论之母”。他认为，少数先进分子应利用报刊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他主张通过报刊宣传活动，将少数精英的思想化为公众意志，在启蒙公众的过程中达到舆论导向的目的。章太炎认为，报纸要反应舆论，但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因为众情涌动而失去裁判的标准。他还提出，报纸宣传应研究中国国情、民情，不可盲从西方，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新闻与“认知参照”
“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国尚没有科学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史。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民族才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落后面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一书指出，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的艰难。如果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大地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巨大地震”，实际上也就是“强刺激”。
首先，鸦片战争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照系。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中心意识还占据着我们民族的头脑。因此，我国还不可能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在利玛窦给明朝皇帝献出世界地图之前，我国当时还不知道地球有东半球和西半球。那时，中国的地图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认定世界只是一个中国和它周围的一些弹丸小国。直到清末，一些朝廷皇臣对世界还是一无所知。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我们的民族并不了解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可以观照自己的世界性的参照系统。
鸦片战争之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是获得了自我观照的文化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中华民族就在新的层面上开始认识自己。由于自己是被西方列强打败的，因此，我们民族的眼睛开始注意的是西方。而对于只有一水之隔的近邻日本并未注意。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惊动正在烦恼着的中华民族。直到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侵略我国台湾，清廷朝野才引为震惊，从此开始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样，中华民族又从东方获得了另一个自我认知的参照系。多一个参照系，就多一个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的镜子。
由于有了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作为镜子，我国的自我形象就显示得很清楚，我们民族终于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又认识到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它必须克服自身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参照过程是一个很艰难又很痛苦的过程。当时的文化先驱者，作为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代表，他们正视和承受这种痛苦，并勇敢地面对自己曾经陶醉过的文化建筑，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我审判，以谋求超越自身，以争取自己的国家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崭新的强大存在物。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一个巨大的镜子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并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中央大国”。发现自己不是强国，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其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空前地损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联系，惟一重要的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但也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接受的，并以强大的文化传统将其中国化了。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枪炮战舰在内的西方文化，却给中国文化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这是佛教文化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深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自卑感和落后感产生了。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获得平衡，为了重新寻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位置，中国知识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反省。反思的开始阶段，直至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思，仍然是一种顺向性的反思，即仍然是企图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克服缺陷，以谋求传统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的自我完善。正是这种反思的基本性质，导致改良派人物梁启超最终无法接受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思潮。
“五四”文化思潮是更深刻、更彻底的革命思潮，它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二个重大的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五四”运动对国民性的反省，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反省的抽象性，开始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具体地揭露和展示，而且是用现代“人”的标准和尺度来揭示国民性的弱点，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在价值观念方面和国民性格方面进行全面的更新。
第三，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因此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把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导致了文化上以反省民族性弱点思维中心的忧国思潮。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愤情绪，正如谭嗣同诗歌所写：“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仓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些忧国者是深刻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特点与传统的爱国者有明显不同。他们的爱国不是表现在讴歌祖国的强大与美丽，而是含泪揭露国家的缺陷，即民族灵魂中的弱点，从而激起全民族奋起疗治的注意。也就是说，当时的爱国思潮主要是表现为忧国思潮。忧国思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而蔓延天下，几乎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充满忧国情怀。梁启超则指出，真正的忧国者，应当是自责自望的救国者。真正要救国，要真正地分担民族的忧烦，就应当求诸自己，而不是责备他人。只有这种不推诿责任，勇于自责自救的人，才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
自我认识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自我认识是为了自我强大，自省是为了自强，自责是为了自立。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已朦胧地认识到自立之本的“本”就是国民，自立之道的“道”就是国民品格的“更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才真正地找到这个“本”。这个“本”就是负载着文化的“人”，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自强之道，就是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而走上世界强国的道路，而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改造人的精神素质，重塑国民的灵魂，便是开启我们民族现代化大门的钥匙。这就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找到的民族更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