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子松原本欲去伊犁，他牵挂着伊犁革命党同仁。虽说和谈重开，对峙乌苏的部队双方后撤三公里，不再剑拔弩张，但他仍心存疑虑，谁知新上台主政的杨增新是个何等样人，伊犁革命党人会不会有新的危险？无奈事不由人，他不得不随侄儿远走南疆，做起长途贩卖土特产的生意。究其志愿，于心何忍！
那么延子松的疑虑和担心是否多余呢？新伊塔城谈判重开后，迪化方面增加了一位观察员，他只列席旁听，从不发表一言，显然是一个貌不惊人默默无闻很不起眼的角色。人们都不大在意这个人物的存在，对他的频频出现，无不漠然视之，似乎无关大局。至少伊犁革命党人是这般认为的。
他是谁呢？真的无足轻重、真的无关大局吗？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抵如此。
此员虽不是名流，是一个并无显官要职容易令人忽视的小人物，但他却充当了新任都督杨增新的秘密特使。
此员姓匡，名时，善于察言观色，精于攻心谋变，巧于玩弄权术，媚于投其所好，惯于逢迎巴结，并能不失时机地见风使舵，为人圆滑，办事周到，谨小慎微，事事禀报，颇受杨都督青睐。
新伊重开和谈后，伊犁代表提交了一份由冯特民草拟的二十条议案。因谈判分歧太大，久无进展。杨增新急于先成功解决伊犁问题，故屡屡电催。匡时只好离席专程禀报。
杨增新一边品着盖碗茶，一边听着，沉思着。待匡时汇报完毕，他面授机宜说：
“关键把握两条：会上以民国、统一、外患大局压他们屈服让步；会下以金钱、地位、美女等好处收买拉拢。做到投其所好，逐个瓦解，促其分化，不怕他们铁板一块，不愁他们不俯首签字画押。”
自此，匡时在会上仍一言不发，谁也不正眼看他；会后则穿梭似的暗访伊犁代表，极尽游说之能事，斡旋于代表之间。不仅如此，他还不时奔波于新伊大都督府要员的住所，封官许愿，送金钱，送美女，无所不用。
和谈休会期间，伊犁代表向新伊大都督府汇报了谈判的初步结果。
冯特民、郝可权、李梦彪、冯大树等莫名惊讶。
郝可权激愤地一拍桌子，立起身指责说：
“贺家栋、黄立中，你们是我新伊大都督府派出的主要代表，居然替杨增新张目说话，不惜革命代价，做出严重损害我伊犁方面利益的让步，为什么？啊！”
“为什么？”黄立中也拍案而起，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论谁派的代表，总该讲理吧？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理吧？说到让步，那是双方的，‘新、伊两方原有机关取消，都督下属办事机关，依照内地各省设置，参酌新疆情形办理。’并未单方面撤销我伊犁方面机关。新的机关人员，要‘由双方共同推举，呈报总统任命。’我们力争到‘优抚伊犁革命军牺牲官兵，一律释放因参与革命而被捕人员。’这是何等不容易！咋能说‘严重损害我伊犁方面利益’？站着说话腰不痛嘛，不信你去试试，我的军务部长。”
李梦彪愤然而起说：
“妥协、让步得也太离谱了吧？简直出卖革命嘛！”
“看看看，当初我就担心这个，我是前清知府，不堪胜任和谈。你们非举荐我去，我不得不从命。”贺家栋扫视了在座官员一圈，然后说：“现在呢，果然算我担心对了。偏这个啦，向那个啦！我们的辛劳、难堪谁知道？‘统一全疆财政金融’，我们是让了步。但是，我们争得了伊犁方面发行的钞票可以继续流通的承诺。这难道也‘严重损害我伊犁方面利益’吗？讲不讲理？难道能叫省方完全听命于我方吗？那样的话，就不叫谈判了。谁有本事一马杀过去，把省方一口吃了，不就痛快称心了吗？！”
冯特民极力抑制自己的愤慨情绪，缓缓起身说：“论起小局和大局、小道理和大道理，冯某不敢苟同，不得不发上一言。小局和大局、小道理和大道理，向无定论。譬如小局和大局，时下虽然孙中山先生把大总统位子让给了袁世凯，不少省份也已如此。但它毕竟是小局，犹如一台大戏里的小插曲。中华大地已经挨过了漫长的冬日，已开始解冻，复苏，革命洪流滚滚而来，彼伏此起，方兴末艾。中国革命并不因孙先生让出总统位子而停顿或终止。维护共和、实行三民主义、振兴中华的大局仍然摆在革命党人的面前。”冯特民左右看了看，接上说：
“至于说割据、维护伊犁革命政权是小道理，无条件统一、完全服从杨都督及袁总统，便是所谓的大道理，在下委实不敢恭维。就革命大业而论，由一个个类似伊犁革命政府的巩固、扩大，导致全国革命成功，建立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大道理。怎能把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袁世凯的一统称作大局大道理呢？这叫是非混淆、本末倒置嘛！请诸君深思。”
冯特民的雄辩之词发表后，会场出现难堪的尴尬和沉默。
被美女缠得力疲气虚的广福终于发言：
“广福是个粗鲁的军人，只认粗浅明显的道理。冯会长的革命宏论自有一番道理，广福不敢否认。但伊犁和迪化对立，形成割据是无争的事实。咱大清，不不，咱中华民国积弱成疾，已经积重难返。这几十年来，任洋夷欺凌、蹂践，数不胜数。信是洋夷，不论大小强弱，都敢骑在咱脖子上屙屎屙尿。若不统一，那势必更弱，其结局更不堪设想。唉”他挪动了下糠包身子，说：“别的不说，仅就五月八日，沙俄借口商路不通，假‘为领事馆添派护卫’的名义，悍然派遣六名军官，率骑兵二百多人，强行闯过我伊犁民军把守的关卡，并占据了宁远城艾林巴克。六月二十二日，又派遣七百五十名哥萨克骑兵侵入我喀什噶尔。难道这仅仅是乘机入侵的信号？不！沙俄豺狼之心永不满足。历史重复过多少次了。唉，”他又挪动了下屁股说：“每次咱中国出现割据或****，沙俄就乘机捞很多好处，占了我好多好多好地方不算，还要给它赔好多好多的款。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呀！一个国家都无能为力，干瞪眼。咱小小的一个新伊大都督府，你又能把它咋个样呢？唉，摆在眼前的事实如此，粗浅明显的道理也是如此。你不能不信，你不能不正视这严峻的现实呀！冯会长。”
“照广都督这么一说，咱新伊大都督府非得听他杨增新的，非得听袁世凯的？”冯大树反感地质问。
“那你说说看，不听又能咋样？全国形势就是这样，小腿能拧过大腿？”
冯大树极为不服地抗声道：
“真是的，革来革去，竟落得如此下场！难道就半途而废不成？”
“也并非半途而废。”黄立中缓和了语气，变通说：“形势就这样。孙先生多有能耐，左有黄兴，右有宋教仁，海外关系广，势力多大，大半个中国都有他的追随者，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新式武器，十几个省纷纷响应他的共和，结果呢？大清皇帝是推下台了，他自己也被迫辞职了。为什么？不外乎革命派的实力不及袁世凯嘛。俗话说，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现今咱新疆的形势呢？杨增新继任后，不像袁大化反对共和，他公开承认民国，并事事向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请示，等批复、待命令，他身后有中华民国做靠山。咱们伊犁方面有什么充足而响亮的理由割据、对峙呢？不统一，不听他的，有哪些理由站得住脚、说得过去呢？”黄立中润了润口舌，又说：“人常说，一口吃不成胖子，一镢头挖不出井来。革命也是如此，宏伟目标，怕是很难一蹴而就。孙总理最初提出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才十几年光阴，前三项业已完成，仅剩‘平均地权’一项了。有成语说：‘欲速则不达’。咱们不能急于求成，把利国利民的好事一天内办完，得一步一步来，骑毛驴看唱本，边走边瞧，正是点透了这个浅显不过的道理。诸位革命同，请斟酌，请三思，黄某讲的是否有点道理？”
“黄代表讲得句句在理。贺某虽不是革命党，却深知常理就是如此，再好的饭，得一口一口吃；再好走的路，得一步一步走；再好的事，得一件一件办，犯不得急性病，‘揠苗助长’的故事，想必大家无人不知。依我之见，咱新伊大都督府应认清形势，量力而行，舍痛割爱、听命顺变吧。自古道：能伸能屈者伟丈夫也。”贺家栋终于剖腹露胆，亮出再次投机的本来面目。
郝可权白眼相看，狠狠地嗤之以鼻，藏头露尾地冲了句：“早知如此……（不把你纳入革命政府，不推你做谈判主要代表，不就少了你出卖革命的机会？）咳！”
冯特民见形势出乎意料的不利，无奈宣布：
“暂不表决，休会。”
冯特民怀着复杂而沉痛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杨缵绪的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