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奈尔的四年，学生生活是美好的，至今仍令我眷念不已，在这所名牌学府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课堂学习、学术活动占去校园生活的极大部分，男女同学们无不匆匆忙忙地日日夜夜穿梭往返于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之间。然而就在这景色秀美、地面广阔、楼群耸立的校园里，它的课余生活同样是丰富多彩，各具风姿：音乐、舞蹈、表演、体育运动、研讨会、俱乐部、兄弟会、姊妹会等应有尽有。我虽然在课业学习上深感窘迫，既要钻研音乐专业课，又要加紧学好辅修课教育学，同时还得努力跟上选修的几门外语课。就是在这种学习紧张的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放弃参加一些我认为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课余活动，正因为我是学音乐专业的，我参加的课外活动主要是音乐方面的。我刚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学校的学生合唱团。康奈尔合唱团始建于1868年，由一些爱好歌唱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小组发展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中的大型的音乐团体。从30年代到90年代，合唱团的指挥已几经更替。1989年初，康奈尔大学男声合唱团来北京做访问演出时，我应邀出席，欣赏了他们的精彩表演；我在休息室里见到该团的现任指挥——康大音乐系主任托马斯·索科尔先生，告诉他我也曾是康大合唱团的成员，当他问明那是什么年代时，他立即说出：“那时你们的指挥肯定是Eric Dudley。”一点不错，当时我们在达德利的指挥下，大家兴致很高，每周排练一至二次。每当演出前，还得加排。我们学习的曲目非常广泛，有古老的格里戈利圣咏，也有近现代作曲家的新作以及各国的改编民歌和歌剧选曲。我记得我们在校园内的外表圆形的大礼堂的一次演出中，男声、女声、混声三种形式的合唱都参加了表演，此外还有我和一位低男中音的二重唱，我们欢快的表演了莫扎特的《唐·爵凡尼》中最精粹之作。这次音乐会十分成功，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康奈尔的文娱生活，不仅限于本校师生的活动，而且每年还要请进来不少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团体举行大规模的音乐会，如菲拉德菲亚、克利夫兰、罗彻斯特等交响乐团，以及Lotta Lehmann、Kirsten Flagstag等世界著名歌唱家。我在康奈尔时期，都有幸聆听了他们在学校礼堂里的精彩表演，这对我来说已超过了一般课余活动的性质，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此情此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有康奈尔农学院教授洛夫博士推荐，经过正式考试，我获准参加绮色佳长老会教堂80人的大唱诗班，这个班除了演唱众多的赞美诗外，还演唱大型清唱剧，如孟德尔松的《伊利亚》、韩德尔的《弥撒亚》、海顿的《四季》等，这些剧目中的女高音独唱部分，大多由我担任独唱，我们排练的《伊利亚》，在本教堂演出后，还曾去附近城市Buffalo和Syracuse大学公演。这些经历也是我难以忘怀的美好生活片段，我深深感受到在合唱团和唱诗班的几年里，我学到了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各类声乐文献，致使我的视谱、歌唱语言、音乐知识、理解等诸方面的能力，都有相应的提高，这对我的正式课堂学习，是极其有益的补充。
各国留学生俱乐部也是一处很有生气的活动场所。我曾多次应邀参加那里的联欢演出，做独唱表演。有时是去参加那里的舞会或打桥牌，康奈尔的外国留学生很多，在这个俱乐部里可以有机会与各国留学生接触，在一起交谈、交流学习经验、互相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这对沟通文化、增进友谊、互帮互学都起到良好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各国留学生对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日常师生间的密切友好合作，都感到高兴和欣慰。大家在谈论中，对康奈尔既致力于实用科学又注重学术研究，集教学与研究于一身的办学方针，以及学校对学生精神生活的高度重视，开展广泛的课余活动以满足广大学生的不同需求的做法，尤其深表赞赏。
我在康奈尔的几年里，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受到教师们的热切关怀。他们很重视我在课上的学习，也关切我在课下的活动。有几位教授每逢节假日，都积极为我在外地联系表演事宜，从而使我有机会去过美国不少城市、学校或电台举行独唱会或进行广播演唱。经过这种实际锻炼，增长了我的知识，夸大了我的眼界，实在获益匪浅。1938年由我的主课老师Eric Dudley和农学院教授洛夫博士建议，学校有关部门为我在Willard Straight Hall开了一场独唱会，大多数中国同学、我的老师们，以及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音乐爱好者都来听了这次独唱会。我作为正在学习的学生，专业水平当然是有限的，但在热情听众的鼓励下，这次演出基本上算是成功的。最令人感动的是中国学生对我的一片同胞骨肉情，加上我的老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的信心。这些高贵的东西，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在康奈尔时期，中国留学生约有60人左右，平时大家都忙于学习，但在课余时间，彼此来往频繁。在康大学习的中国同学大多是理工科的研究生，学音乐的就我一人，但我一点也不孤单，这几十名同学我都认识或很熟识，平时见面都很亲切，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同学会开会时，我每次去赴会，就像回娘家一样。同学间的关系很融洽，彼此谈笑风生，气氛热情亲密，学术探讨空气浓厚，对国家大事关心备至。
我相信，当今在康奈尔攻读的，和以后继续去那里深造的我国留学生，在他们学成之后，定会毅然归来，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8.5 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
任鸿隽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一生中潜心研究学科，所涉猎的范围包括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等诸多方面，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886年出生在四川省垫江县（现为重庆市辖县），他聪明勤奋，可谓年轻有为。在任鸿隽25岁前，他已经从日本留学归来，并且担任过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并在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窃国称帝后，任鸿隽愤而弃官留学美国，成为庚子赔款学生中的一员。
什么是“庚子赔款”呢？相信大家对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不陌生，条约里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这笔巨额赔款在历史上被称为“庚子赔款”。时隔8年后，即在190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声称美国得到的庚子赔款高于实际的战争损失。这句话传到了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耳中，再加之他和罗斯福的关系较好，他本人又有着杰出的外交才能，终于说服美国政府将赔款的不实部分还给中国。这笔款项后来专门用于中国的办学教育，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被称为“庚款留美学生”。
任鸿隽便是众多“庚款留美学生”之一，当时招录的留学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必须身体健康、性情纯正、身家清白、相貌端正。用现在的话来讲，任鸿隽也算是当时的“高富帅”了。
任鸿隽到美国后入读康奈尔大学攻读化学。在这期间，他的内心受到了许多震撼。虽然当时的中国在强调“西学东用”，掌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巧，但是对真正踏上西方土地的中国学生而言，面对的完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现代化世界——农业经营有序、工厂林立、机械有节奏地运转、高楼鳞次栉比。这些不过是物质生活的一面，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中国，法制也日益健全。
在这种环境下，任鸿隽便开始反思——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他从康奈尔大学的教育中发现了西方思想的重要革新。康奈尔大学的课程设置非常完善，对农科、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等学科更是如此。以农科为例，农科前两年先得学习英文、植物、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物理、生理等课程，后两年才能选科，进入农业、化学、畜牧、昆虫学的专业学习。康奈尔大学的师生关系也十分融洽，老师和学生就好像是朋友一样，在老师身上没有师者的架子，更多的是共同学习的谦卑。像任鸿隽这样的年轻留学生总是不乏创造力，希望能改变什么，做到和“国际接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当时的美国科学学会发展非常蓬勃，似乎每一个专家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学会。学会也不是独有空壳，它是学者们做学问、谈天说地的场所。任鸿隽等发现，中国就缺少这样的学会，所以学者们就成了一盘散沙，有才干却无处可施，难以发挥相互的协作作用。于是，任鸿隽和赵元任、杨铨等伙伴在1915年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除了介绍科学之外，它着重实行科学研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1924年，中国科学社成员设计出首台国产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技术的局面。这是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