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简介
1960年生于杭州，三岁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五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六部，随笔集三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希腊、挪威、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出版。曾获意大利Grinzane Cavour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和爱尔兰James JoyceFoundation Award(2002年)，美国The Barnes＆Noble Review From Discover Great New Writers(2004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Chevalierde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2004年)，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Special Book Awards of China(2005年)。他的处女作为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当代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反响独特。
导语：余华是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人。少年时代的他就怀有强烈的写作梦想，这个梦想支持着他从牙医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作家。
1987年他怀揣《十八岁出门远行》来到北京参加笔会，从此在二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上，他找到了一条表达自己的正确道路，展现给读者一个独特的余华。
余华的作品正如他所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地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他的作品大多写得真实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且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2005年，余华的新作《兄弟》上部问世。在1995年完成《许三观卖血记》后他就将这部小说列入了写作日程，此后《兄弟》在写作途中搁浅。2000年他又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那部描写一个世纪的大叙述作品，由于写作道路的不顺畅而中断。2004年，他又重新开始了《兄弟》的写作。
《兄弟》叙述的是发生在中国时代交替中的故事，连接两个时代的就是兄弟二人，兄弟两人的命运和他们所遭遇的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
岁月荒唐，两个兄弟被命运推到两个相距遥远的位置，两段人生看似两棵各自生长、各不相干的树，然而土壤深处，两棵树的根系彼此缠绕，无法割裂。
由于叙述统治了写作，整个《兄弟》的创作最初设想只有十万字，最后他完成了五十万字的内容。
《兄弟》是荒诞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小说中一些极为荒诞的情节也是以超现实的手法展现真实，更有力度地贴近了真实。荒诞的喧嚣过后，留下的是忧伤，令人沉思。
闾丘露薇：《兄弟》这本书我看了一遍，然后我遇到的所有看过的人都跟我说，哭得稀里哗啦的。
余华：我自己写的时候也哭得很多。
闾丘露薇：你是读到哪里的时候哭的？
余华：基本上越往后面写，这种情感就越丰富了，前面还好一点。
闾丘露薇：其实刚开始看小说开头部分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这是故事会。
余华：为什么呢？
闾丘露薇：因为当时我想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怎么是用这样的一个厕所偷窥的故事开头，我们就想余华到底想写什么东西，你怎么会这样开头的？
余华：这是写两个时代的，就是正面去写两个时代的一部小说，这是我第一次，所以上部一上来就是一个禁欲的和反人性的那个时代，你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
闾丘露薇：对，看得出来。
余华：下部一上来就是一个纵欲的、人性泛滥的时代了，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一读下去，就知道已经进入了两个时代。
沉寂十年之后，余华带着他的《兄弟》回来了，一样的江南小镇，一样的动荡年代，一样的悲惨结局。不同的是，该书通过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命运，展现了从“文革”到当代中国最具特征性的两个时代。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刻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特有的烙印，那种感觉让人无比熟悉。
《兄弟》依然紧扣小人物的遭遇，由社会剧变而带来对人性的考验和扭曲刺痛了读者将要麻木的神经。天性淳厚的宋钢沦落到卖伪劣丰乳霜，一个大男人屈辱地去做隆胸手术，带着血汗钱回到家中却发现妻子已与自己的兄弟私通。他最终选择自尽，没有怨恨，只有解脱。
闾丘露薇：听说《兄弟》里面的“余拔牙”就是有点你自己的影子。
余华：“文革”时候我还不是牙医，后来我是做了五年牙医。但是你说的里边那个余拔牙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假如我要是写自己的话，我肯定把自己写成一个英雄人物嘛，绝对不会把余拔牙写得那么投机。
当然里边一些拔牙前后的过程，我肯定是比较了解的，但他确实不是我，这点要向全国人民声明一下，这个余拔牙不是我。
闾丘露薇：虽然他也姓余。
余华：我觉得开个玩笑，因为从来没有写过拔牙，虽然我写了那么多年小说，从来没有写过牙医，也从来没有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姓余的，所以这次突然要写一个拔牙出来，那就把余也放上去吧，就一次性全部解决了嘛。
1994年，由张艺谋执导、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95年，随着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问世，余华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巅峰。
余华：人家都说我出国出多了，所以没写长篇小说，其实我在写，就是写得不太顺利。就在这部《兄弟》之前，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放下了，就是因为写得很不顺利。再以前我不就写了很多年的随笔嘛，后来我感觉到出国对我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出国以后当我再和国外的一些作家，还有编辑、记者们谈论我小时候的故事，以及发生在今天中国的故事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非常夸张，就觉得，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故事在发生吗？就完全是这样的一种表情，这个就让我更加能够考虑到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的比较，有点像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今天比较，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其实比欧洲还要令人匪夷所思。今天的欧洲已经是给人感觉到它衰落了，没有什么生机了，相对来说美国还有点生机。但是看我们中国，生机勃勃的，就是这样。
闾丘露薇：生机勃勃是不是有两层意思的生机勃勃？
余华：就是各方面都是生机勃勃，好的，坏的，都是生机勃勃。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你要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话，你可能要生活四百年以上，他可能才会像我们中国一个生活了四十年以上的人所经历的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却是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1960年余华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后随父母迁居小城海盐。和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一样，动荡的年代让他荒废了学业，高中毕业之后他没能如愿考上大学，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做了一名牙医。
余华：做牙医是我父亲让我去的，因为我父亲是医生他就让我去做牙医，说是做个医生比较好，那个时候我是想去工厂的。
间丘露薇：你不觉得做医生很崇高吗？
余华：没有，我讨厌那份工作。做牙医太无聊了，你知道吗，整天看人家张开的嘴巴，那个口腔里头又没什么可看的，连棵树都没有，更不要说小河了，什么风景都没有，所以……
间丘露薇：那做工人就不闷吗，你在……
余华：做工人的话起码你看见的是一个车间啊，那比嘴巴大多了呀。所以当时我其实最想做的是工人，但一是我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第二是我父亲要让我去做医生，他还要开一些后门啊，他还要帮我去跑各种关系。那是1978年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因为我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考上，所以我只能去拔牙了。
80年代的中国，牙科医生并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那时候的医生拿着国家固定的工资，收入也并不比一个工人多。在那个时代的这种现象，会使许多对中国过去情况知之甚少的外国人为他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感到不解。
余华把他放弃牙医从事写作当成一件极为幸福的事情。虽然都是穷光蛋，可是文化馆工作是个自由自在的每天都可以玩的穷光蛋。在县文化馆工作时的他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处游荡，实在找不到什么人一起玩了，才回家开始写作。
闾丘露薇：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喜欢写东西，你不是想当工人吗？
余华：就是做了牙医以后，我们那个牙科医院，农民不叫我们医院，叫我们牙齿店，完全把我们作为一家店一样的。当时我们县城也就一万多人，所以我们的客户，用现在时髦的话叫客户，就是病人主要就是那里的农民。就每天面对的主要是农民，所以农忙的时候是很清闲的。当时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就想，难道我一生就这么过去了？一生就拔牙了？所以当时就特别羡慕在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游荡。
有一次我就问文化馆里的一个作曲的朋友，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上班？他说我们在大街上这样走来走去也是上班啊。哎呀，我想这个工作我也喜欢，然后我就向他讨教，怎么能进文化馆。他就告诉我，作曲也可以，绘画也可以，写作也可以，你只要取得成绩以后，就有可能调到文化馆。
闾丘露薇：这三样你最喜欢做哪个？
余华：我想绘画和作曲太困难了，只能写作。虽然大学没考上，“文革”中也没有好好学习，但是也认识了大概有四五千个汉字了，我估计那时候最多认识那么多汉字。然后就开始写小说，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很多中国的那些批评家们表扬我，说我的语言简洁，我告诉他们其实是我认识的字不多。
余华拿来自嘲的这种简洁的语言方式，日后被文学评论家赞誉为“零度情感叙述”方式。而当初无论是出于对文学的真心喜爱，还是仅仅为了能够摆脱牙医职业，他开始努力尝试着写作。
余华：当时也处于一个很好的时代，就是你给一些文学刊物写稿子，不需要贴邮票的，剪一个角。我是一个胃口很大的人，我写完稿子以后先寄北京的《人民文学》，上海的《收获》，退下来以后再降一些，《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类似这样，不断地寄稿子。我们家住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面，那时候我印象很深，连我父亲都知道什么是退稿，什么是有希望的。只要是一个很大的信封，从围墙外边扔进来，我父亲就跟我说，退稿来了。扔进来一封很轻飘飘的信，我父亲就说有希望了。后来当然由于退稿多了，然后就是慢慢再降，就是什么新疆、内蒙古的刊物也寄去了。刚开始野心很大，想要好的刊物。所以我经常说，当年我那些退稿所走过的那些城市，我一生都跑不过来，太多了，什么城市都寄去过。
经过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余华的努力终于有了回音。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在一个清晨不期而至。
那天是1983年冬天的某日，从遥远的北京打到海盐一个长途。那时的电话还是手摇的，整个海盐也仅有一个总机设在县邮电局。这次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周雁如打电话让他去北京改稿。这也意味着他的作品第一次获得了出版物的承认。
余华：当时是《北京文学》给我挂了一个长途电话，上班就开始挂，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挂通了。那部电话就放在牙齿店挂号的地方。开始我以为就是我们镇上的同学打来，我过去接，结果是我们总机的声音，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是你有一个北京的长途。我当时心里面一阵狂跳，知道好事来了。我拿着电话又等了大概不到一小时，这期间有好几个电话打进来是找我们单位别的人，我在那儿勃然大怒，我说不许你们再打电话进来了，我在等一个中央的电话，因为北京就是中央嘛。当时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周雁如。
余华曾经为《北京文学》寄去过三篇小说。只有一篇的结尾处略显阴暗需要修改。其他两篇作品都得到了周雁如的夸奖。
余华：我到了北京以后，周雁如就找我谈话，她说，你的结尾有点阴暗，要改。她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样呢，肯定应该是光明的。那么我就问周老师，你告诉我是怎么个光明，因为光明也要有一个程度的，我要弄清楚我才能回去改。他们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是要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光明呢，还是就是稍微降低一点的那种光明？她说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光明是虚假的，我们要一种真实的光明。我明白她的意思了，回去以后两天就给改出来了。改完以后她特别高兴，后来她还逢人就说，余华这孩子真聪明，有些作者到我们这儿来改了两个月都改不出来，他两天就改出来了。
余华的处女作现在看来充满着青涩。它描写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孩子被没收了小提琴，最后只能用两根木棍拉琴的故事。余华充满悲剧色彩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初露锋芒。但他却不得不在编辑的要求下，改写这个阴暗的结尾。
闾丘露薇：其实我觉得挺奇怪，因为很多作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但是你当时还蛮有妥协精神的，或者说你蛮有这个适应能力的。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余华：没有，那个时候别说是为了发表让结尾光明，从头到尾全部光明我都干。你知道吗？那时候发表太重要了，我觉得自己是要坚持，但要看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子的坚持自己。当你有了本钱以后你才能够坚持，假如你没有这个本钱，你千万不要坚持，你一坚持，人家一棍子就把你给打死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这个事情在我们海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县委当时的宣传部部长也姓余，余部长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是有才华的，我们不能再让他拔牙了，让他去文化馆吧。他们中了我的奸计了。
凤霞死于产后大出血这一剧情是《活着》这部电影中唯一一个忠实于原著的死亡方式，剧中结尾处福贵一家围坐一起的场景在原著里并不存在，原著中福贵一家除他本人之外全部死于非命。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一经出现就注定了走向死亡的结局。这也许与作者本人五年的牙医生涯有关，也许与他的体验和偏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