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陈丹青刚刚小学毕业，1968年他开始学画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在他看来，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并没有什么冲突和不妥之处，显然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难逃红卫兵的抄家恶运。
1970年陈丹青去江西插队。插队期间，能够找到一份画连环画的差事，已经是最让陈丹青感到满足的事情了。
1976年的一个偶然机会，陈丹青第一次被借调到西藏画画，那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他就画了大幅创作《泪水洒满丰收田》。这幅画入选了当年的全国美展，并成为他的成名作，颇受圈子里的人的赞同。
1978年，中国的大学恢复招生。陈丹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一年前还在稻田边抬头仰望却看不见未来，一年之后就变成了天之骄子。再高明的导演，也会感叹命运戏剧性的安排。
陈丹青：现在想起来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好这么一个过程。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里面，我忽然变成一个大学生，变成一个教员，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留学生，都是没有想到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中国是在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当中，再加上中美建交，然后改革开放，然后中越战争，种种这些，我正好在一个大时代。我二十五岁上大学时，就很密集地见证了国家当时一个大的命运。昨天（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死了，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等着看电视，就是看审判四人帮。那是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时期。
许戈辉：但是你经历这些的时候，未必会这么清晰地认识到。在六七十年代，有没有在当时你看来简直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种大事，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可以一笑置之的？
陈丹青：有有有，一个是我当农民非常绝望；另外一个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母都是右派，被抄家，那真是天塌下来，奇耻大辱，但是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会看着自己父亲给人摁下去斗他，看着邻居在吐口水。然后小时候一块儿玩儿的朋友，第二天立刻不理你了，他还可以向你扔石子，这是我很小很小就经历过的，而且看不到会结束的一天。当然，谁都不会想到三四十年后，就是变成一种回忆以后，可以拿它来写散文。
许戈辉：那段经历在你身上的烙印的体现在哪儿？
陈丹青：我想就是对苦难特别敏感，对侮辱性的东西特别敏感。
许戈辉：比如说……
陈丹青：考试就是侮辱。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年轻的时候，出身不好，考不上，这是侮辱。现在是英语不好考不上，这也是侮辱。我对这些事情之所以大惊小怪，我相信我对侮辱的体验太强了，整体性的侮辱。
许戈辉：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美国十八年的经历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考试是理所当然的。
陈丹青：对，我知道另外一种经验，是那么做人的，然后是那么办教育的，然后社会上一个人的地位是这样的。我想美国教会我这样，是一个巨大的参照。我在美国看见每件事情都会想到中国，所以我跟人说出国不是为了去看国外，其实你会看清自己。
1982年，陈丹青赴美留学。在国内绘画界的成就，让陈丹青很快摆脱了留学初期的体肤之苦。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夹杂着人权、毒品、流行音乐和后现代艺术，撞击着陈丹青刻满“文革”痕迹的心灵。
许戈辉：在美国有过受到侮辱的经历吗？
陈丹青：倒是没有。他们问我，比方你有没有感到种族歧视？没有，我没有觉得。
陈丹青的女儿从八岁移民美国，念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在女儿的成长中他看到的美国教育是：艺术学校中没有类似中国的“美院附中”、“音乐学院附中”，他的女儿就读的是一所规模与设备皆优的“艺术与设计高中”，话剧、音响、服装、画画等，凡与艺术沾边的都要涉及。
中学毕业后女儿考入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深造。他们所谓的大学入学考试，就是在家里写一篇“关于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寄出后等待面试，面试过后就是通知录取或落榜，如此简单。美国的艺术学院没有年龄限制，不授学位，只是兴趣教育。他们更强调艺术面前人人平等。
许戈辉：你在美国生活了十八年，你的女儿呢？她在美国待了和你差不多的时间，你感觉你们父女两辈人，是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差别？
陈丹青：我们会争起来。有时候，就是当我在批评中国的时候，她说，爸爸，你不知道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因为她的成长经历，她知道的比我要多，她说美国有种族歧视，也有人权的问题。
许戈辉：为什么呢，你们几乎是差不多的时段生活在美国？
陈丹青：可是身份不一样，我已经是个成年人，她还是个孩子。
许戈辉：那恰恰应该反过来才对呀，就是她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你说，孩子，你不知道，其实美国社会的问题也很多。
陈丹青：不不不，我了解美国的程度远远不如她，而且我是带着一包记忆到美国去的，在美国看到的事情虽然可能很表层，但是会触动我在中国的那一摊记忆。可是她去的时候只有八岁，所以后来构成她记忆的都是美国的东西。她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一个就是，你不要看不起别人，大家都是人，我觉得这也是美国教育非常成功的地方。但同时社会也培养一种东西，就是你对虚伪的东西，对罪恶的东西，也要非常敏感。所以她会告诉我你不要光批评中国，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她经常是我的一个提醒者，就是我可能是对那个灾难的年代，一直在一个青春记忆当中。所以它一直带到我现在对中国任何发生的事情，可能一直保持着过敏。
陈丹青爱穿中式服装，立领、对襟、盘扣、黑色的中式上衣几乎成了陈丹青的标志形象。他的怀旧情结来自民国。他把自己的长辈都归结进民国时代。至今，他还记得小时候和弟弟曾经穿过长衫。这也是他搭建民国情结的第一道桥梁。
2006年6月，在南京四方美术馆举办的《民国油画珍品展》中，陈丹青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民国油画在历史上瞬间亮相，虽然开花却没有结果，就像是美好但虚幻的春梦。”
他把徐悲鸿大师概括成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徐悲鸿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他被公认为大师的先决条件。
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地利：他生在江南，长在江南。那里是清末民初时候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
人和：是他遇到了多位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另一位是一个法国公使。徐悲鸿当年在法国时，因买艺术品而陷入拮据，正是这位法国公使为他寄去了学费，解决了他生活上的困难。回国后，徐悲鸿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他不必为招生而安排政治、外语考试，可以自主决定要与不要，只要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他有着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和能量。
所有这些，陈丹青皆当作是构成“大师”的基准。
在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陈丹青总是说自己是“文革”一代人。也许艺术家、老海归、教授这些称谓，都不及“文革”对他而言来得更真切、更致命。当然还有他的愤怒、反叛与不随众，同样起源于“文革”经历后遗留给他的脆弱和敏感。
许戈辉：我觉得“反”这个字，在你身上也有一种特别有趣的体现。以前没有见过你本人的时候，是觉得陈丹青应该更激烈一点，但是我发现你的所有的“反”都放在你比较温和的外表下面了，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反的形态。
陈丹青：我知道你是学外语的，英文里面什么anti、dis、constraction什么的，我们在中文里面很多对应词找不到，所以只能叫反。可是中国的这个“反”字是很可怕的，你反了，好像你造反。我想这个英文前缀词这种反的意思和中文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因为小时候看不到原作，只能看印刷品，所以我总是非常着急，我想看到一个雕塑的背面，维纳斯，它的背面到底怎么样。
许戈辉：像我小时候，总想看到电影的背面一样。
陈丹青：对，还有小时候听无线电，非常想看背面，有没有人在里面，其实这就是反，我所谓的反。其实我在反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只是想，你已经给我看见了，我很想绕到你后面，或者旁边去看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许戈辉：或者再换一个角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反的方式，其实是在去找更多思路来佐证它。
陈丹青：我总是说，我们不要争论，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两三个以上的立场，两三个以上的角度，但最后你决定选择哪一个，这是你的事情，但跟这件事情不一定有关系，包括这次我辞职，我批评教育制度，我一点不认为我说的就是对的，我非常希望有人出来告诉我，你这样说是错的，或者哪一部分是错的，可是我没遇到，绝大部分都是支持我的，这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许戈辉：那现在的状况往往是要不就是太多的人附和，要不就是太多的人害怕，说，哎呀，有人要反。
陈丹青：对，所以它最后不真实，结果是我们总是不能接触真实。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比较沮丧的一件事情。
许戈辉：很多很多年以后，你希望别人记忆里的陈丹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丹青：没有，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会有。我父母从小教我，不要多谈自己，也不要夸张自己。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但有时候，我会被告知，比方说你当年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通常都是借着别人的回馈来看一眼，哦，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许戈辉：艺术家不都是自恋的吗，不都是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的吗，你例外吗？
陈丹青：但是我很早就学会了自嘲。自嘲比自恋有意思，我亲眼看到很多人因为自恋，就弄得越来越没有意思，真的。
尾声：2007年1月，陈丹青刚刚完成对他最后一批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辅导。此时，与清华美院的合约也已期满，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悄然走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摘下“教授帽”，回到画案前潜心作画，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