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只能离开中央美术学院了。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最焦点的文艺的观点，思想的观点也可以说最极“左”的。那么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教技术而不是艺术了。所以没有思想意识问题，反正是在边缘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搞自己的东西。我一看这个大势啊，我是拧不过这个时代的，那你又不能妥协。因此我学风景画，搞风景。风景、祖国的土地、大自然，它与社会的冲突不那么尖锐。而且王国维当时讲，一切景语（风景的语言）皆情语，都是感情的语言，景里面都是有情的。所以我想从风景里面来表达我的感情。就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从我的故乡开始，宜兴绍兴，到江南，从那里开始，从家乡的风光、风景里面来开始走这条道路。
尽管曾经钟爱着人物画，文艺界领导一番“风景画无害论”，使吴冠中感到觅见了奔向自己目标的独木桥。然而这座独木桥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又有谁人知晓？吴冠中十九岁的时候，为自己取了笔名“荼”，喻示自己如火如荼般强烈的性格。在留学巴黎期满面临去留抉择的时候，为了能够创作出震人心魄的作品，吴冠中决定丢下西方艺术摇篮，奔回自己的家园——祖国。然而他的艺术抱负、他坦率并执着的性格，都如同是当时环境中的一根芒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与打压。在一个艺术家将近二十年精力最为旺盛的创作期，吴冠中经历着人生最炽热的考验。
吴冠中：因为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苦难，是我的遭遇，我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的时候，这种腐败，这样贫穷，又遇到八年的抗战、流浪、落后、苦难都尝过了。后来一下子好了，到了巴黎了，西方的花花世界什么都看到了。回国后，是另外一种形势。经过这样几种反复以后，我把客观情况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出去，可能我都比较相信，对什么东西都容易相信。正因为像我这样经历了那么多，我不容易相信，我有个比较，到底哪个是真理，哪一部分是真理，所以我坚持我相信的东西。
“文艺整风”后，吴冠中不得不放弃人物画，开始创作风景画。他背着画箱到处写生，有人以为他是修雨伞的，还有老太太问他是否下乡来收鸡蛋。浪迹天南海北的写生，让吴冠中找到了宣泄对艺术的爱的出口。
然而“文革”爆发后的五年里，吴冠中却一直没能摸过画笔。直到1972年他下放到农场，管理有所松动，他才被允许在个别的星期天画一点画。
许戈辉：那个年代还要（把画）藏起来，或者是撕毁。
吴冠中：像裸体、人体那就毁了，不毁就不得了。在法国画的那些东西都是人体，红卫兵也来毁，否则影响到你一家的生命安全了。后来到了农村劳动，画的一些都是庄稼、麦田，那些东西就无害了。有时候可以画一点，但是有时候部队领导看了之后也批判，你又画画了，你又搞什么，就是这样。你那么辛苦画了之后藏到老乡家里，藏起来。
许戈辉：那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是被称为“粪筐画”的那一段吗？
吴冠中：对，那时候就在农村。开始不让画，到后一阶段松一点了，可以画一点。没东西，于是就把粪筐找来当画架，找农村用的那个黑板，纸的压的，拿来刷个胶，当油画板用。用这些材料，在农村画，画了一些东西就藏起来，藏在老乡家里，不让指导员知道。
许戈辉：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没有过非常苦闷的时候？
吴冠中：苦闷是很多，就是回来之后，在文艺思想上的苦闷很多。每天经常要被批判，经常是报纸上批判你，或者在学校里批判你。我经常是批判的对象。当时我老伴她跟着我，她也知道我这个苦闷。
许戈辉：怎么样排解呢，怎么样度过这段苦闷的日子呢？
吴冠中：我不管，但因为我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我相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相信我的东西将来是会有人认识的。我的画当时是不能发表，更不能卖，当时没有商业。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发表了，发表一张画就是最高的待遇了，也没有地方收藏，反正画了之后就收起来，否则还要批判你，“你还画这些东西你什么意思？”画了之后，我说将来等着当出土文物了，只好这样。当时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我说将来它还是出土文物，所以我还是要很保护它。我觉得还没等到我过世，它就出来了，这点对我讲是很幸运了。
吴冠中曾在散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五十年，存在了五十年。”
吴冠中：我最遗憾的就是艺术观点不能发挥。艺术观点同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不是我能够解决的，这是我痛苦的根源，也是我无奈的奋斗的一个焦点。因为我不知道艺术和政治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就不搞艺术了。
伉俪
1946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在南京完婚，这时的吴冠中已经在绘画上展露出超出凡人的天赋，得到多位画坛名家的指点与赏识。陈之佛为他的婚礼担任证婚人，林风眠为这对新人题词祝福。只是那时的新娘子还不曾想到，等待她的不是如胶似漆的新婚生活，而是即将来临的长达四年的别离。新婚不久，吴冠中就离开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只身赴法留学。似乎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朱碧琴陪伴在丈夫身边的日子充满了磨难和艰辛。
许戈辉：那个时候的日子是特别艰苦的。但是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讲，可能是又相当意气风发的。
吴冠中：恋爱第一，爱情第一，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像初恋的人，这样讲，非要她不可，什么都可以牺牲，对艺术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那个老伴儿，后来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可能谈到婚姻了，就是她父亲觉得，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
许戈辉：所以特别舍不得把女儿嫁给您。
吴冠中：所以她后来穷了，也还是嫁了。
在五十年腹背受敌的挣扎中，唯有让吴冠中感到欣慰的是，妻子朱碧琴一直陪伴在身边。
许戈辉：刚才吴老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夫人说……我老伴儿说……”我觉得老伴儿是他的最高领导。一个艺术家，他在艺术上越有才华，可能他在生活中越不容易相处。
吴冠中：是有这种情况。
许戈辉：我不知道您老伴儿对您有没有怨言？
吴冠中：是这样，她说除了我，谁也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你有再大本领我下辈子也不嫁给你了。
许戈辉：可是你们已经共同走过六十年了，听说今年（2006年）是你们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您这一生最感谢的人，就是您的老伴儿，她陪伴你走了这么久。
吴冠中：她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的画，必须是专家鼓掌，就是行家看了说真是好东西，但是我还需要群众点头，让一般人能够接受一点。不能说猛地一看完全不懂，尽管不能够辨别得很透，他还是觉得能够接受一点。所以我需要有两个观众，一个是比较高的高人、专家，一个是比较一般的老百姓。那我老伴儿开始就是群众，因为她不是搞这个的，所以她是群众的代表。
许戈辉：但是她跟您时间久了也变成专家了。
吴冠中：对。画出来第一个观众就是她，先看看她的意见，再看看群众的意见。这样子她后采也慢慢地变成专家了。
许戈辉：很多人往往会觉得艺术家很神圣也很神秘，但是我看到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着，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日子是非常非常清苦的，而且老伴儿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生活在很狭小的空间里，要带孩子，还要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都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