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
我去西关折桂巷捡瓦当。那块置于巷道墙角的“福”字瓦当模印饱满，字正形圆，仿佛还是康乾学派研究过的那类文字瓦当。可是它为什么躺在墙角呢？
我抬头看巷道里的青砖青瓦马头墙，发现一处屋脊缺失了瓦当。一排整齐有序的瓦阵因为这块瓦当的缺失，看上去有些像老人的豁牙。我明白，折桂巷老了。
折桂巷是老了，当我关注她时，她已经被拆掉了一半，只留下半截浅浅的巷道。她傍邻着飞将巷，和“飞将”二字神勇威悍的语韵相比，“折桂”二字，更显出一种文人的典雅。
折桂，折桂，这是一个曾经状元及第的巷道吗？白居易“桂折一支先许我，杨穿三月尽惊人”的欣喜之言，还挂在巷中某个书生的嘴边吗？不，面前的半截巷道，更像一个名落孙山的落魄书生。卢纶有诗：“独归初失桂，共醉忽停杯。”多么寂寥啊，又多么扫兴啊！
我捡来了折桂巷的“福”字瓦当，如同捡来了西关人家的一支羽翎。我将它作为西关民居的文化标本，供奉于书房。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感叹道：“中国古代的建筑匠师，恰恰在一条下垂的曲线上完成了他们的屋顶结构，好像他们根本不懂得重力的存在。”李约瑟博士此话的文化背景是：在西方近现代的科技理论中，建筑结构预应力的概念正式提出已有二三百年，实际应用也超过了一百年。这一概念表达在建筑语言上，就是下垂的屋檐应做成上弓形，用以抵御向下的重力影响，于是我们看到了哥特式建筑直刺苍穹的塔顶，经典的古典建筑中半球形的穹顶和陡直的屋面坡顶，看到了一种与天空相抗争又相衔接的西方审美之根。
而我们眼中柔婉的下凹屋面曲线，则更多地表达出道法自然、与自然相和谐的谦卑，是东方哲学思想的物化形态。它固然也有斗拱飞檐，但那向上翘起的力量更多的是与天空无言而友善的对话。
西关民居屋顶曲线，既然受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念的约定，那么它蕴含的充满动感的力量也一定是传统工程作法的产物——屋顶曲线，靠近正脊的地方最陡、一般略小于45度角；屋檐处最平缓，一般小于20度角，中部屋顶在二者之间，形成自然连续的弧线。工程理论上将这一最有利于自然排水的下凹曲线称之为“最速降水线”。宋代所谓的“折”，清人所谓的“举”，都对屋面曲线作了详细规定。
于是，顺着这一下凹的曲线，建筑结构预应力的近现代西方科技理论隐藏了，民居两面下凹的屋顶由一条屋脊连接起来。恰如一个“人”字。它是建筑的社会化层面，是自然和人文的相得益彰。
谁又能否认民居不是靠着“人字坡顶”的屋面实现一种东方精神的飞跃呢？因为有了这条曲线，有了构成这条曲线的瓦当，于是瓦当就成了民居的精神旗幡，成了一座千秋院落的羽翼。我站在三新巷的高处，脚下是千万瓦片，它们出自红如山花烂漫之野的砖瓦窑，在宋代由国家颁布的《营造法式》、明代江南地区盛传的《营造法原》及清朝宫廷编制的《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等千年来更趋规范和统一的建筑理论的指导下，如诸神落座于人家屋顶，成片的屋脊和成群屋面像悠远的石板路，又像一支幽兰，宁静、旷远，秋高气爽，天净沙白。
如果恰有一场雨袭来呢？我邂逅过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或者说，我站在西关的制高点上，手搭凉棚，注视着一场由远而近的瓢泼大雨从东南方向驰向西北方向，顷刻间覆盖了西关的泥灰瓦面。
多么动人的雨，它们在瓦屋的曲线上溅起碎琼乱玉，有如琴声自鸣，屋瓦吐水疾远，射于卵石铺就的滴水窝，四方合流，汇于院墙西角之水眼排出院外。
每当想起雨，就想起了雨中的一排瓦。
当一排瓦遇到了一场雨，瓦就活泛了，就如同我遇到的西关的雨。西关有瓦当，瓦有遮风避雨之用，它是庭院的斗笠蓑衣，也是西关的一片羽毛，是庭院精神的寄托之羽。以瓦为羽，瓦当就不再是瓦当，而是西关烟井万家的遥远背影。何况，青瓦中有一种宁静的天籁，它大音稀声，使我在书房中常常幻听到西关的檐雨之声。清儒有言：“听瀑声，涤蒙气；听松声，豁烦襟；听檐雨，止劳虑；听鸣琴，息机营。”我不能每日听檐雨，但我可以每日注视青瓦，从中听到悠然清韵，果然止息劳虑。
假使折桂巷消失了，折桂巷的雨声还会留在这块瓦当里呢！
（选自2007年3月26日《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