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广龙
房顶上的天线
过去的平凉城,都是土房子,屋顶的青瓦被岁月染黑,瓦缝里生出瓦松和茅草,一律凝重着,似乎在不断散发腐败的气息。两边有屋檐的叫安间,一边有屋檐的叫厦子。安间宽敞,稳当,用三角形的大梁支撑屋顶。厦子的背面像是切了一刀。土房子组成的大杂院,住进去十几户人家,都是门口堆着杂煤,烂柴,屋檐下吊着蒜辫子,辣串子。冒一样的烟,穿一样的衣裳,睡一样的炕。困顿的生活抹去了一家一户的差异,大家就在这种一样中,把日子迎来送往。只有少数几户人家的屋顶上竖着一根天线,在大片屋顶中就显示出了不一样。天线是用铁丝编的笊篱,锈迹斑斑。天线是收音机的天线,能让电波的信号清楚一些。物质的东西,就这样转变了用途,成为精神的媒介。那时,可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天上走动着看不见,听不见的声音,能被笊篱的天线打捞出来,通过收音机,让一些耳朵听,有事干。但是,还有很多的耳朵却闲着,没有这个福气。有时会说,听那干啥,吵吵嚷嚷,没个清静!
消逝的二胡
这次回平凉,到原来的市场去,已经大变样。铺了水泥,搭着高棚,却显得冷清。印象中这里过去是最大的自由市场,里头填满摊贩,也总是进出着人,拥挤着人。市场在一个大坑里,雨天到处都是泥,不穿雨鞋,出来脚上腿上就糊上了斑斑泥点。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家就在市场边的一条巷子深处,我无聊时老去找他,秋天就一起去泾河滩偷菜地里的西红柿和黄瓜。这是个长条形的院子,紧密着七八户居民,在住房对面自修了伙房,逼仄的过道,只能走一个推自行车的人,还得不时侧身子。我上初三时的语文老师也住在这个小院子里,见了就得打招呼。在市场顶头曾有一个大院子,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库房。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名字忘了,应该姓刘吧,有一段日子,他替在这里上班的父亲看大门。这位很可能姓刘的同学会拉二胡,声音听着叫人忧愁。在那个冬天,我经常去听他拉二胡,一个下午就磨过去了。记得一天下着颗粒状的雪,我和其他几个伙伴,竟把他赶到院子里,让他在雪中拉二胡,我们在门房里支起耳朵听。他拉的是《二泉映月》,我听着,脸上挂着笑,内心却一阵阵难受。他在雪中把《二泉映月》拉了三四遍,我们才放他进房子。他抖着双脚,二胡上都落了一层雪粒。这次我到市场走,那个院子早就拆了,《二泉映月》的曲子已不会响起,可能姓刘的同学得了绝症,死去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就想,如果再有人拿二胡拉《二泉映月》,还会有伤感在我心中泛起吗?
条绒布
有一种绒布,平凉人叫条绒,它有个好听的名字:灯芯绒。最多见的是黑条绒,颜色正,耐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穿一件条绒布的裤子,人都精神了。条绒最适合做鞋面,挺括,结实,经磨。脚也舒服,是那种护着揉着的舒服。母亲扯下的条绒布,都给儿女做了鞋面了。我一年要穿烂三双母亲做的条绒布鞋,母亲说我脚上长着嘴呢。但手里还是裁着鞋面,纳着鞋底,给我做条绒布鞋。有一双,鞋面用的条绒布是先后两次买的,一尺的价格相差一毛钱。刚穿到脚上,新崭崭的,没有区别,脚的感觉也一样。可是,洗上几水,就能看出不同了,明显的,一边鞋面颜色深,一边鞋面颜色浅。颜色浅的摸着硬,柔韧性差些,而且最先破了个洞。过去的东西,不糊弄人。诚信就像价格差了一毛钱的条绒布一样,不害怕时间的验证。
老师的期望
老师教学生,希望有出息,学生也着急未来。别看在学校里,穿衣戴帽差不多,人前人后也一样,出了校门,就有高低贵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中学的老师刺激学生:今后,是成葱胡子蒜皮子牛的犄角驴蹄子,还是当文艺家科学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家,就看现在是不是努力学习,好好学习。前者具体,都是些废物,后者虽然能找到参照物,却需要吃力想象。既然需要想象,实现起来肯定艰难,就成了多数人的梦,而梦是不能当真的。不愿当废物的学生,一生多么自卑,一生受着多大的熬煎。
练习竞走的人
想起许多年前,在平凉城里,有个每天傍晚练习竞走的人,瘦高个,背一个黄色的挎包,无论刮风下雨,都绷直身子,挺直脑袋,两条腿一直一弯,端着两条摆动的胳膊,走在人多的路上,更多是走在人少的路上。我那时不知这叫竞走,以为这是个古怪的人,以为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控制着他,他不这样走不行。我那时觉得人做事都应该有明确实际的目的,他费力走路,还不好好走,真是吃饱了没地方消化。后来长时间不见这个人,听说被汽车撞死了。我有些伤感,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呢?无非就是缺少了一个练习竞走的人。
我的老婆
我在六七岁就有了性的萌动,证据是我已经从我们家所住的大杂院里的女人中为我选老婆了。多少个晚上,我把每一家的女人都要比较一遍,看哪个最适合我。几乎每次我都选中李奶奶。她大概有六十多岁了,穿得干净,头发梳得整齐,还是一双小脚。她说话声音轻,走路几乎听不见脚步声。我对她有好感,因为她给我吃过水果糖。在我的想象中,李奶奶成了我的老婆,和我生活在一起,睡觉的时候,跟我就睡在同一个炕上。炕在冬天烧得很热,我吩咐李奶奶不要把炕烧得太热,不然我会尿炕。李奶奶很了解我的心思,看我不高兴了,就赶紧给我拿水果糖。我就这样在头脑里组建了我的家庭,落实了和我过日子的老婆。
(选自2007年第7期《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