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白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儿子的陪伴下找到他的家门，让他帮忙看一件东西。那是左一层右一层细布包了的一个瓷碗。老太太去买菜，卖菜的告诉她，这只碗是昨天才从地里挖出来的。老太太就用买菜的钱买了这只碗回来。
白先生看了一眼心里就有了数。就问老人，喜欢这东西吗？老人说喜欢。白先生的母亲正住着院。他想自己的母亲要是也有这样的爱好该多好啊。遂把老太太的儿子拉到一旁，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孝子，老人喜欢就让她喜欢吧，不就八十块钱吗？这么大岁数难得啊，还是不要给她说透好，让老人总有个高兴劲。
儿子就心领神会地把快乐的老人带走了。白先生只是出于一种好意，却没想到老人的儿子后来又打电话，说可是没辙了，母亲这些天已经拿回家好多个旧瓷碗了。白先生这才后悔没跟老人说实话。对于那些走火入魔的人来说，好的药方应该是“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文学上的相通之处。
有热好者，写出的东西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编辑、评论家、朋友总是不愿意说透，知道不行也说好。可能是出于好意，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但往往给人以误导，让这些本没有多少文学素养和前途的感觉良好者，更一发不可收，自我感觉特好起来。叫苦不迭者更多的是读者了。这样说来，迷误了收藏者，多是个人吃点亏，迷误了写作者，就有可能让众人吃亏了。因为违心说好的场合，有的是公众的，比如报刊上，比如研讨会上。那样，神圣的文学殿堂就会又多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烂碗。
八
几年前就有传闻，说余秋雨封笔了，我搞不清楚此消息是否真实，更搞不清楚余秋雨为何要封笔。一个思想者或写作者对事物的看法，总是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要么是利用口舌，要么是利用文字，就受众者而言，我觉得还是文字的多一些。后来又有人说余秋雨要辞去作家称谓，网上发布这一消息时，还把我的一段话挂上了。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说的。对于这些报道，我说不准是不是炒作，也说不准是谁在炒作。我只是希望能看到余秋雨的文字，其他的无关紧要。余秋雨的文字很多人从《文化苦旅》中已经领略了不少，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他对题材的把握，对文字的运用以及对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展现。我始终觉得余秋雨是一个智慧型的人，他写东西，知道从何处去下笔。面对大量的史料和素材，他能够很好地取舍，从中抽取为己所用的精华。而且，他能够很好地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史，在挖掘这块层面的时候，会联到另一块。把这样的素材横向里或者纵向里掺和在一起去比较，去分析，去论证。这样就有了一个极好的概括力，空间感很强。读之能够让思想千里驰骋，万里奔涌。此外，他在叙述的过程中还运用了极好的想像力，每一个素材中的细节及人物都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灵动起来，形象自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而读余秋雨的作品不会感到枯燥，不会感到文字的漫长。
近来就又看到了余秋雨的一些文字，读起来还是那般的好，干吗要“封笔”啊，干吗要“请辞作家”啊。你可以诋毁余秋雨，也可以抵制余秋雨，但是你无法抵制余秋雨的文字及由文字溢放出来的魅力，那是文化的、思想的光芒。《问卜中华》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不好作，观众可看看。
袁鹰和阎纲两位老作家的作品同样可读，细腻的情感流淌在文字间，让人很容易走入他们的内心。毕淑敏的感知也很好，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事物的独特认识。
九
最近看了一个报道，说80后作家渴望进入主流文坛，说他们最忌讳别人说他们完全市场化，渴望进入主流领域，期待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无论是对参加作协，还是对参加鲁迅文学院的文学班，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可笑，既然是文坛，还会有主流或次流，或次主流之分吗？既然称他们为作家，既然他们的作品有很大的卖点，就说明他们被社会所认可。前一段有余秋雨请辞作家称号之说，作家称号还能辞掉吗？只要你写的是好东西，只要你的东西被广众接受，那么你就是一位读者熟悉的作家。即便是你退出了作家所在的某种组织，你也仍然退不出作家的名号，比如前一段东北的作家洪峰要退出作协，还有山西的一两位也宣布退出作协，这都属于行为上的事，但无碍他们是一个作家。
这样说来郭敬明的加入作协与韩寒的拒入文联都不是大事情，至于说他们的作品稍逊文学性，那或许是他们的手法使然，或许以后会日臻成熟。王蒙、白烨、雷达诸先生从欣赏后生的角度愿意推举他们，只是一种好意，不值得就此大为炒作，更不能以“招安”为一种说法。
写作永远都是个人的事情，鲁迅的简介里没有××会员，依然成为鲁迅。作协也永远不会将80后的作家关在门外，而且很快还会开办80后作家的研修班，这都表明着某种态度，至于谁能否进入作协，那是评审团的事。实际上，作协的大门对谁都一样开着。那么80后的作家进不进什么主流文坛，都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他们的作品能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能不能长久地被广众所认可。
年轻作家与成名作家或业余写手与体制作家的对立说明一种时代进步，对立与融合不会是绝对的，将来，90后、2000后也可能会与80后发生观点、写作手法上的对立，这都属于正常的。成熟总是春天以后的事情，但春天的萌动给人带来的新鲜与欣喜也同样是好事情而非坏事情。在当今的创作平台上是谁都可以出现的，是谁都可以发言的，谁也不可能把谁抵制掉，排斥掉，不可太狂傲，也完全没必要一争什么，越是在文坛上闹嚷嚷的，说不定还有点个人的目的。
十
陕西的“陕”很有点琢磨头，陕字表面看是夹着耳朵，本身有狭窄的意思，《墨子》有“是故溪陕者速涸”之语。陕实际上是在河南省和陕西省中间地带，也就是在河南的陕县那一片，早时候有地名张汴塬，古称陕塬，地势必然奇特、陡陕。陕西概是陕塬以西的意思。《公羊传》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陕西地盘是古秦地，所以陕西的简称为秦，有人说现在陕西的车牌都写着陕字，好像不太周延，可能这个陕字是由当年“陕甘宁”的叫法而来。那么陕北和陕南又是以陕西省的地域而名，而不是在陕县的正北或者是正南。说了这么多，追寻一个陕字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这个陕西的陕，让人想些什么，陕西人对这个陕的叫法也让人听了有味道。
陕西这一块儿可是个好地方，山有华山、太白，还有个不高但名气不小的骊山。水有黄河、洛河、汉水，还有泾渭分明的渭水和泾水，当然还有个温泉汇聚的好的塘子华清池。有秦和唐的辉煌，有数不清的地下文物，有陕北的红都，汉中的粮仓，有秦腔和陕北民歌，再往细里说还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真的是好的都让陕西占尽了，近些年兴起旅游热，很多人都往陕西蹿，蹿进去就迷上了陕北陕南到处走。上攀莲花峰，下看兵马俑，或淘点古懂，或找平凹弄幅字，吃一碗羊肉泡馍，学几句陕西话，哼两嗓秦腔，来一声信天游，觉得就是沾了点“陕”气。
陕西的文化着实有值得研究的地方，陕西的文学也是如此，不说小说和诗歌，单讲散文，陕西也不可小觑，不只在文人圈里散文高手如林，就是上至省长厅长，下到打工平民，也多有嗜好散文者，时不时在哪个地方整一两章铅字出来。一批全国叫响的小说家，散文都侍弄得不错，比如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红柯等。再加上原来就操作散文且操作得很有影响的刘成章、李若冰、李天芳、方英文、萧重声，还有逝去的李佩芝姐弟，当然还有一个著名的散文理论家萧云儒。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贾平凹又将《长安》杂志办成了专发散文的刊物，更为陕西的散文创作推波助澜，于是一大批散文作家从各个层面冒了出来。陕北、陕南、汉中各有风貌，产生的作家也就各有特色。秦腔有秦腔的味道，信天游有信天游的味道，当然还有老西安和现代西安的味道，这些味道都构成了陕西散文的味道。一大批人中，有王朝阳、吴克敬、李汉荣、史小溪、李宗奇、杜爱民、王锋、耿翔、银笙、王云奎、黄海、杜文娟、张艳茜、阎安、第广龙、高亚平、穆涛、杨莹、祁玉江、吴梦川、王炜、夏坚德、马永丰等。
十一
现在很有一种现象，散文作家往往地域性地出现，一出就出一群人，阵容非常整齐。仔细研究会发现，在这些阵容里会有不自觉的领军人物，而且还会有当地的社团和报刊助阵。江西就是这样，似乎这个地方有着散文写作的传统，多少年前就有一批人在全国产生影响，提到散文必然涉及江西的作家。近时江西的散文主要得益于一批年轻人，这些人的红火是十年间的事情，潮头汹猛，势不可挡。江西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即气场。有气有场就有引力，有活力，就构成氛围。比如南昌、九江、赣州都有散文的气场，氛围十分好。按说文学创作是个体的事情，但相互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江西散文界的团结也不可忽视，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捧场，加之文学界领导层的鼎力支持，就使得江西的散文走得很顺也很快。我还想着，文学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江西的地理环境也是出散文的因素之一，这里不仅具有独特秀雅的山水风光，更有浓郁深厚的人文历史，这里是出《滕王阁序》、《石钟山记》的地方，是出陶渊明、八大山人的地方。因也就有这样的一批人物：陈世旭、刘上洋、刘华、郑云云、胡辛、王晓莉、张绪佑、李晓君、江子、姚雪雪、李前、傅菲、范晓波、梁琴、陈蔚文、文瑞、杨振雩、樊健军、夏宇红、邱林、铁马、林琼、封强军等。其有对人文历史的关注与反思，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有对生命的解说与歌赞，有对自然山水的描摹与感喟。文字的利用也各见所长，有诗样的赋体，大开大合，大情大歌；有朴实的畅叙，自然生活，娓娓动听；有睿智幽默，显现青春的追求与释放。
十二
每个作家都是生活在社会场景里，他们对时代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会同样是深刻的，因而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总是从广大的民众着眼，关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命价值，由此而显出作品深重的社会意义。范曾的《寂静的世界》，把心灵的一角给了聋哑人，他去接近他们，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范曾觉得，在这嘈杂的世界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这些聋哑人以一颗善良的心爱着这个社会，以一双无邪的眼睛看待自己的人生。范曾在文章中写道：“说他们心灵不敏妙、感情不丰富，你就大错特错了。往往聋哑人是极智慧、极多情的。足以反证这个事实的是生活中的饶舌者往往集愚昧、薄义、寡情、嗜利诸恶德于一身，你不妨在生活中观察衡量，便可知我的判断绝对百发百中，所言不虚。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
这些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长期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认识，他们把民族大义，人文精神作为著文的首义，在他们的文章中总能读出那种雄浑厚重、人气磅礴的气势与心性高扬的精神。王充闾的《守护着灵魂上路》，写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先烈思想与内心精神的探视。面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和自已经历的艰难与曲折，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虚伪与做作，他的精神依然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护着灵魂上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周明的《走近柏杨》，写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将自己一生珍存的五十六箱近万件的书籍、手稿及文物捐赠给中国大陆的事情，柏杨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留在台湾，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的根。周明写出了去台湾举行捐赠仪式和见到柏杨的情景，展示了一位老作家对祖国大陆的一片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