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重现传统文学史的光辉——评於可训的《王蒙传论》
“传论”，顾名思义，有传有论。《王蒙传论》即分为传人和论文两个部分，既通过王蒙的生平经历来解释王蒙的文艺活动，“以人释文”；又从王蒙的文艺活动中来提炼王蒙的精神实质，“以文释人”。然而本书又不仅仅是一部作家传记，更是於可训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治史观念、治史方法等问题的个体思考。总体上看，《王蒙传论》是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模式的回归和超越，重现了传统文学史的光辉。
一
有论者把文学史的治史方法按治史所关注的中心归纳为社会中心模式、作家中心模式、读者中心模式和文本中心模式四种。传统文学史写作多为“作家、作品中心”模式。这种模式往往选取各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作为论述对象，把作者看做社会生活与文学间的中介。这种模式实际是“一种经过了近百年文学史治史实践的检验的成功模型之一，它在认识作家与社会、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并以作家为中介沟通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葛红兵：《文学史模式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但是，这种文学史写作的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例如，在处理作家与社会关系时，容易陷入社会决定论，把作家看做是社会生活的“传声筒”。同时，它过分强调了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支配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文学史家的冷淡。此后，史家们积极探索文学史撰写模式，一些新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竞相采用，其中，话语模式、文化模式可谓炙手可热，呈现出取代传统“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趋势。新近崛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无疑拓宽了文学史研究视野。但是，作家、作品毕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诚如钱理群所说：“我发现，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花哨，却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守的文学史理解，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理解。”（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写在前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作家、作品应该仍然是文学史叙述的中心。只不过，对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应该革新与调整。《王蒙传论》就是这样一部既坚守了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又有所超越的重要著作。它试图以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大作家”及其创作为对象，回归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学史理解”。
《王蒙传论》以第十一章为界，共分两个部分。前半侧重论人，即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为主，后半则侧重论文，具体解读其代表作品。一个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论述结构已经呼之欲出。第十一章主要论述在“文化大革命”后王蒙回归文学界最初的生活和创作。1978年，放逐边疆十六载的王蒙，终得回到北戴河参与文艺界和文化人的“大会师”。卷入日常生活多年的王蒙，终于得以回归到“文学界的公共生活空间”，他一直坚持的作家身份终于得以再度认同。于是，“日常王蒙”最终走向了“文学王蒙”。以此为界，笔者不仅注意到王蒙前后期的创作的相互关联，其前期的命运和后期的创作更是互为印证与补充，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王蒙此人的生活细节、思想动态的了解，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多重视角。正如於可训先生所说“这后一半的王蒙进行文学创作，又常常要向前一半的王蒙索取生活资源，这前一半的王蒙于是就得源源不断地向后一半的王蒙输送各种各样的生活材料”（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同于以往的“作家作品编年体”或是将作家个人生活与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对应的“反映论”模式，而是一个“传人”与“论文”有机结合的模式，突破了文学创作和作家所处的社会生活之间简单对应关系。
《王蒙传论》在“引言”中提到，“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那么在面对这样一个还在不断变化的对象和他所处的时代时，给其“一个盖棺定论式的断语”显然也是不容易的。为此，《王蒙传论》采取了不是从时代的社会生活出发来观照王蒙，而是以王蒙的自身的主体意识作为研究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了《王蒙传论》别具匠心地以王蒙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名作为各章的标题。《王蒙传论》十一章以后本就以论“文”为主，以作品名做标题可谓理所当然。但是，《王蒙传论》前半部分要么直接以作品名命名，如“青春万岁”、“恋爱的季节”；要么以王蒙作品中的名言为题，如“逍遥游”即取自其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要么以王蒙本人的生活语言为题，如“去新疆好不好”即为王蒙与妻子的通话。无论哪种方式都足见著者的匠心。它充分地显示了於先生在对王蒙的人生历程和创作进行分析时，力求贴近王蒙自身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症候的理路，体现了於先生力求忠实于传者，把王蒙自身的文学观、价值观放在基础位置的“信史”观念的行文策略。这种研究思路在重视作家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又避免了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常常把作家当做时代与作品的中介的弊病，有效地革除了“作者中介论”。
二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以1949年为界，把之前的新文学史著概括为“描述型”的，之后的文学史著为“阐释型”的。这两种文学史著述方法也常被称为“以实证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史学”和“强调史学主体作用的阐释型史学”（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学界一般把前者视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它追求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文学史事实，因此陈思和称其为“文学史知识史”；而后者则是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视野，它也叙述文学史事实，但事实是作为被阐释的对象存在，由于阐释主体生活时空、知识结构、文学史观、理论依托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对同一文学史事实的阐释是千差万别的。林继中以为传统的文学史主要有两种叙事方法：“知人论世”和“以诗为诗”（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学界一般把这两种方法都归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还是更为注重客观性与真实性，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明确提出“在文学史叙述上，你必得抛弃自己的好恶偏见，依着已成的事实，加以说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实际就是类于刘师培的“客观派”，十分重视原始材料的组织。
所谓“知人论世”来自于《孟子·万章》，最早并非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但后来由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后人对其内涵空间不断拓展，使其发展为我国最具影响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它强调文、人、世三者息息相关，在文学史的表述时以介绍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为主，并和作品内容相联系甚至相对应。这种文学史治学方法在建国以后可谓进入全盛时期，“由于统编教材的需要，集体编写的倡扬，‘作家、作品加背景’的撰写方式得以普遍采用”（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于是这时候便形成了“在二维思维方式指导下，用社会学方法充实、改造传统的‘知人论世’模式，建立起基本上以王朝更迭为序的作家作品加背景的稳固模式”（林继中：《“知人论世”的文学史模式，天府新论》，2001年5期。）。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多采取这种简单处理化的“知人论世”方法，它最大的局限就是易陷入阶级决定论，将世、人、文三者都归于简单的社会学的范畴，把其他如审美、心理、文化、文学性等因素排斥在外，这样就忽视了三者各自的丰富性，还抹去了三者间的中介系统。
而《王蒙传论》在叙事方法上即选取了与“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观念相匹配的“知人论世”，但已不再是“作家、作品加背景”的简单公式化写作，《王蒙传论》不仅注重文、人、世三要素的关系，还注意到了三者间的中介系统。这条路子最早应当是鲁迅先生所谓三者的“有机整体性”。“知人”不仅是生平，更重表象后真实的心理活动，所以全书中无论是传人还是论文，於可训先生都多次用到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辅助分析。因此，於先生眼中的王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王蒙，还是一个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王蒙。
於可训先生在叙述王蒙的生命中的每一次选择和变化时，都将其放入社会和文坛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极力还原出当时的“现场感”。更重要的是，於可训先生还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种种社会生活对王蒙心理的影响。《王蒙传论》从王蒙各时期的情感、意志、气质、审美取向等人格的内部构成看其对创作的影射，如从王蒙性格中的“忧郁内向”和“多愁善感”看到其对作品“忧愁忧思”的影射，从其“好关心时事”的个性观其作品的时代性特征，从王蒙“喜好突发奇想的不安分个性”观其文学创作中的种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新之举等等。这种人格、心理学要素在具体作品之中对王蒙创作的影响，於先生也作了详细的探讨。例如，於先生以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王蒙当时与众不同的写作《青春万岁》的心态。在谈到王蒙初期创作该小说时是处于地下状态的“隐秘”心理时，笔者以精神分析中“压抑的欲望”与“艺术的想象”之间的一种意念和形式上的相互关联性，来类推王蒙这种靠文艺来虚构性地满足自己渴望走向建设第一线的愿望的心理状态。在谈到《青春万岁》的创作动机还有一层是对过去的人和事的怀恋时，笔者又用到了现代心理学中“个体心理补偿”的观点，分析了王蒙当年这种典型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从而对王蒙当年的创作心态和生存心理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到位的剖析。因此，王蒙就不再被简单化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一个更为全面丰富、有血有肉的个人。由此，《王蒙传论》的“知人”方法，也不仅知表层的生活动向，还深入人物内心，构成了主客观的双向印证和对话。这对于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完善和提升。
《王蒙传论》借鉴现代心理学来弥补传统“知人论世”的弊端，同时，还借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弥补传统“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不足。“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派倡导的批评方法之一，它是指对一篇作品进行详细的甚至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评论，而对文本外的任何因素不加考虑。可见它追求的是一种只关注作品、认为作品即本体的“客观主义批评”。它以作品为解读落脚点，以语言技巧的字斟句酌为解读核心，这两项基本原则是值得借鉴的。於可训先生在《王蒙传论》中即充分利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且有许多延伸与拓展，譬如新批评的细读严格回避作者的自我阐释，而《王蒙传论》却是以作者的自我阐释为前提的。例如，在阐释《布礼》时，於先生以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创作题旨为基本点，再类之于屈原作《离骚》时“怨而不怒”的心理，然后原文引用了《布礼》中值得阐释的几段“奇文”，从布局谋篇、遣词用语上加以逐句逐段的分析，最后得出《布礼》是王蒙的心理图像的刻画、是其后期作品的原初意象的结论。整个细读过程建立在王蒙自身的几度起伏的命运和王蒙自我阐释的基础上。因此，它完全避免了孤立分析文本可能造成的过度阐释。而於可训先生更为集中的运用细读法，是论述王蒙后期带有语言实验色彩的作品。於先生对《春之声》、《海的梦》、《杂色》等作品中语法修辞的刻意性、文体结构的实验性，甚至是标点符号运用的特殊性等诸多纯粹文本自身的问题，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如关于王蒙“只用句号或以句号为‘压倒优势’的标点法”，於可训先生一直追溯到古文的圈点，把它看成是在文白夹杂的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标点和句法处理方式。这样的解读，不仅为更好地分析王蒙和其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主客观结合的立场还使我们对他的作品有了更为准确透彻的理解。
《王蒙传论》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角度，矫正了传统“知人论世”方法对作者主体心理的忽略。同时，它以细读法弥补了传统“知人论世”方法不注重文本的形式美而只关注其社会性价值的缺憾；《王蒙传论》正是将传统“知人论世”方法和文本细读、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让我们领略了传统“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方法的魅力。
三
《王蒙传论》还对文学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和深度的思考，更突出了它“论”的色彩。於可训先生曾这样坦言选择王蒙为写作对象的原因：一者，王蒙本身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作家”，他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是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而非单一的平面化的“扁平人物”，这种丰富性对于笔者无疑是个“诱惑”。二者，王蒙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重要作家，使得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和创作活动中窥见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心理，并可以由此透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可见，王蒙无疑符合了笔者“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的“理想对象”（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