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通论部分共四章：一、二两章主要介绍了版本批评的研究对象，包括版本和版本变迁两大方面。以版本为例，著作形象地将新文学的版本实物概括为“九页”：正文页、封面页、书名页、题辞或引言页、序跋页、插图页、附录页、广告页、版权页等。“九页”概念的提出是作者的一个创举，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出了新文学版本本性的九种要素，还有着新的突破意义：以前著述多从版本层面来看新文学版本的“九页”（尤其是其他八页），如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版权页研究》、张泽贤的《书之五叶》等著作，涉及新文学版本中的封面、插图、商标、广告、版权页等内容，虽然做了深入的分析，但都没有将之看做一种文本关系。作者这里深入一层，将“九页”不仅看做一个版本整体，同时还是一个文本整体。借用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将“九页”划分为正文本（正文页所承载部分）和副文本（其他八页）两大部分。“所谓‘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它应包括封面、插图、标题、副标题、题辞、引言、序、跋、注释、附录、广告文字等。”（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320页。）作者这里甚至将正文页中的标题、副标题、注释等都划作了副文本的内容，以突出“九页”作为版本构成转换为文本构成后的复杂关联，而所有这些副文本因素都会与正文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确立，它们成为版本批评的基点。版本变迁角度著作详细分析了新文学作品异本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异本的形成原因主要是查禁、盗版或翻译、以及修改等造成的，其中又以作家自己动手修改为主，新文学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这种修改关系。不过作者的修改过程并非千篇一律，其中有可能是作家“悔其少作”或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等外力的作用，更多情况是多种动因掺杂在一起，其中不乏矛盾和歧异因素并存的情况，曹禺的《雷雨》、茅盾的《蚀》等作品在修改过程中就较明显地体现出作者这种矛盾心理。版本变迁为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提供了深入推进的可能。《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三章侧重版本批评的方法论问题。鉴于新文学版本及版本变迁的丰富性、复杂性，版本批评也应该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即必须从多角度切入来进行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会涉及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创作学、传播学、阐释学、文本发生学、语言学、修辞学、观念史学、接受学等不同角度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新文学版本批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版本学使我们学会辨识版本，创作学、语言学等让我们体味作品的修改过程，传播学和接受学引我们去考察版本形成的因由，阐释学领我们去挖掘文本的不同意义。最终，我们会发现新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只有这样，新文学版本研究才能全面地凸显它的价值和意义。”（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50页。）。《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四章内容分为两部分，主要讨论版本批评应遵循的学术谱系和学术原则。新文学的版（文）本谱系包括直进式、进退式、一源数派式、二水合流式、复合式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谱系模式，新文学研究的版（文）本原则则包括精确所指原则、叙众本原则、新善本原则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新文学研究包括版本研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版本批评是新的理论尝试，其最大特点是将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结合到一起，实现版本研究的文学性转化，最终形成版本批评这种新的理论范式。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下篇以校评形式，对新文学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品版本进行了精彩的批评实践，涉及到的作品有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茅盾的《蚀》、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怨女》等。此外还有“附录篇”中的《围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文本的版本研究。它们可以说是对通论篇中版本批评方法和原则的运用和贯彻，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参考的版本批评范例。
我们以《雷雨》的版本批评为例，来窥探金宏宇的版本批评的方法和风采。《雷雨》有异文的版本一共有8个（文集本与全集本算一个），除去编辑因素之外，曹禺本人的修改至少有5次。面对如此频繁的版本变迁，作者从版本学角度出发，开篇就画出详细的版本谱系图。版本谱系图显示，《雷雨》属于复合式的谱系模式，经由从出刊本到初版本再到不同的修改本，然后又折回到初版本（定本）的版（文）本变迁路向。作者对几次重大修改造成的各个不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校对：“初版本在初刊本基础上改动了350多处。……增加台词108处，……台词提示的修改有55处……叙述、说明文字在初版本中也有很多改动，共90多处……人物台词的修改也有90多处……”（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69—73页。），“以‘戏剧二版’本与‘剧本选’本对校，共发现有800多处异文。……改动的文字处次最多，除了大量语词的调换（如‘么’改为‘吗’、‘允许’改为‘答应’等）、台词提示的改换（如‘平静地’改为‘心虚地’等）外，也涉及舞台说明文字和人物的台词。”（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07页。）金先生的版本校评大到章节的调整、作品的构思、人物关系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小到语句的修改、字词的调换、颠倒、增删等细节，都列出了详实可信的数据和对校举例。版本对校之后，《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再运用创作学、比较修辞学等方法对作品进行了精彩的版本批评，对版本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有些是作家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如初版本；有些是为了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接轨，最明显的如“戏剧二版”本；也有各种动因的杂糅，如“剧本选”本。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还对不同版本的文本本性进行了解读，我们还是以《雷雨》为例。如《雷雨》初版本是初刊本的文学化提纯，开明选集本开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开始明显介入，“剧本选”本的艺术修改和思想修订趋向折中，“戏剧二版”本则成了典型的意识形态压迫下的产物。同时从动态角度入手，作者对各版本间的艺术差距、意义增殖或损耗，文本的艺术修辞与意识形态修辞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说明，得出了独到的结论。
我们再以《蚀》为例，研究《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的批评方法。《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对《蚀》的版本批评，同样从版本谱系展开：《蚀》的版本谱系基本是直进式的，较少有回返现象，因此进行版本批评的思路要相对清晰许多。通过详细的校对，《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对它的版本批评主要从阐释学角度入手，对版本变迁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如“革命”、“人民”、“性”、“爱情”等分别进行研究。《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认为，茅盾早期作品中的“革命”主要包括两层语义：一是获得政治地位和身份上的平等和自由，1954年前《蚀》的版本体现的基本上是这些内涵；一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改造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也因此对“革命”的理解进行了刷新和提升：他承认新政权所倡导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式的“革命”更高明，并对这种“革命”所带来的改天换地的变化表示了心悦诚服的欣赏和追随。《蚀》的人文本就是这种意义变迁的直接体现。“当置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中心的茅盾，以新政权文化要人和文学权威的身份来修改二十年前的旧作时，无疑会使这些内容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滑变”（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16页。）——整体上这些概念从早先版本（文本）的启蒙意义逐渐让位于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等体制建构。当然，在修改中作者也尽可能地尊重并保留作品中自己旧有的思想印记，把对作品艺术的损伤降到最低，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作家在版本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心理。
版本批评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批评范式，其方法论前提仍然是版本学的研究，以校评为手段，校评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同时，版本批评绝不是单纯的版本学校对、勘误，它需要各种文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版本批评与文学史观念的蜕变
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曾提出，由于主流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向社会学、哲学、文化学方向倾斜，不屑于利用版本研究的成果，缺少甚至根本没有基本的版本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不可能真正的深入，不可能具有科学性。一方面，新文学版本研究不能对长篇小说版本变迁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和整体的把握。一方面，主流的新文学研究又不能对长篇小说版（文）本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2页。）不仅是长篇小说，版本批评的缺席在整个新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是一种很普遍的存在。新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在寻求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却在急功近利的忙碌中忽视了作品版本这一基本前提，确是一个遗憾。随着理论的成熟和批评的深入，版本批评所显示的文学史意义逐渐彰显其重要性。
对于新文学版本研究是否该进入文学史的叙述视野，《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做了深入的分析。《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认为，从版本本性出发，新文学版本应该纳入文学史视野。《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认为，进入新文学作品（不含某些新文学杂志）的版本内容包括“九页”，它们共同参与了文本意义的阐释与理解。如“九页”之一的序跋，从创作角度而言，它常涉及作者生平、创作思想、创作动机、作品本事以及当时某种文学思潮、文学论争等文学史内容；同时，许多修改本的序跋常直接涉及作品的修改内幕、修改动因，如胡适《尝试集》的《四版自序》叙述了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任叔永等参与《尝试集》的删诗事件。一些新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本序跋透露了作品修改与新中国的文学规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关系。所以，“九页”副文本的参与，能够提供重要的版本史料与文学史料，可以有效地对正文本内容进行补充，对于彼时的具体语境，也可能找到所谓的正文本内容没有的线索和依据，它不仅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包容性，而且让整个新文学的叙述变得丰满、生动起来。另一方面，从新文学的版本变迁角度讲，《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认为，版本也应该进入文学史。因为，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史都不叙述作品的版本变迁“史”，表现出文学史不写“史”（不写作品之史）的吊诡现象，这一点亟待改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表明，有了版本意识以后，版本批评将新文学作品的版本和版本变迁作为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具体对象，从文学、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综合运用诸种方法进行版本批评，它理所当然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内容。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还讨论了新文学的版本如何入史的问题。许多新文学作品具有多个版本，从初版本（或初刊本）到不同再版本（或修改本），到最后再定本，选择哪个版本进行研究，新文学史又当如何对这些版本进行恰当的评价和叙述，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中国新文学的具体实际，《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提出了三个具体原则：“精确所指原则”、“叙众本原则”和“新善本原则”。
“精确所指原则”主要针对文学批评的泛指现象。如巴金的《家》，由于版本的不精确导致版本互串或将某一结论当做唯一合理的结论；“精确所指原则”就能有效避免这种阐释的混乱。“叙众本原则”主要为文学史叙述寻找方法论依据。新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当中，由于某些作品版本众多，在文学史的叙述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而过去所谓的“善本”标准和版（文）本进化论又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于是，作者提出“叙众本原则”。它要求文学史叙述作品的版本源流或版本变迁史，漏缺任何一个有内容有改动的重要版本，都是对一部作品历史的阉割和掩埋；最后是“新善本原则”。它对新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有重要启示意义。与传统的“善本”意义不同，传统意义的善本（“善书”）重视版本内容，而作者这里的“新善本”则包括“版本”与“文本”的双重意义，版本完整之外，还要是最具历史真实性与美学价值的文学版本，缺一不可。至于如何具体操作，作者也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处理方法：“对于那些作过思想跟进和艺术除魅式修改的作品，我们最好是回到它的初版本。对于那些出于艺术完善动机进行修改并确有艺术进步的作品，则应重视其定本。有些作品的‘新善本’可能既不是出版本也不是定本，而是其中的某个修改本。如《创业史》（第一部）是它的《收获》上的再刊本最好。”（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62页。）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很好地解决了新文学作品版本入史的合法性和可能性问题。它实际代表文学史观念的一次新的蜕变——接纳作品版本作为文学史关心和叙述的对象之一，运用新的理念挖掘作品版本及版本变迁中的文学史意义，以及运用新的理念完善新文学的版本叙事，是今后的研究者所要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