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思想主脉》描述了清末民初近90年来文化解体与重构过程的分期。作者采纳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的分期对清末民初的文化里程作出了划分：第一期，鸦片战争后，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第二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以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为代表；第三期，是民国六七年以后，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的划分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清末民初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循序渐进的特点。《清末民初思想主脉》顺其意，将清末民初文化进程也相应地划分为三代。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进一步对三代文化转化的理路进行了深层次清理。这条理路也是作者归纳出来的强势文化撞击、压迫弱势文化，弱势文化缘此转化的一般规律：“从表层进向中层，再从中层进向深层；从求同存异到求同取异（部分），再从求同取异进到求取中西文化之‘大同’，这是一条与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从制度文化到思想文化的逐代递进的变革吻合无间的理路。”（昌切：《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东方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页。）中国文化的解体与重构，也依循着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是“三代”文化在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策动下逐代递嬗的过程。由物质文化而制度文化而思想文化，由表层而深层，由部分而整体，由固本开新而本末俱变而思想革命（整体变革），融中西，洽古今，续中见反，逐代递嬗，从而在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历程中凸显出一条清晰的思想主脉。具体而言，《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主要从文化代际递嬗的线索中去把握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探讨三代思想的内容实质、肌理脉络、理论依据、文化转换序列及代际递嬗方式等等，并从中抽象出“中上西下”、“中西对等”和“西上中下”等制约三代思想家运思的主导性思维模式，对其进行了区分和理解。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三代思想家的思维结构或思维模式。所谓思维结构或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从第一代的“中上西下”、第二代的“中西对等”到第三代的“西上中下”，每一代文化都体现了相对应的思维结构，每一种思维结构都体现了独自的价值重心和价值定位。《清末民初思想主脉》重点探讨了“西上中下”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将西方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以西方文化来观照、衡定和裁决中国文化价值，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远远超过前两者。《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从大量“五四”及“五四”前典范的西上中下文本着手，对这种思维结构的结构方式及内蕴的价值构成进行了阐释分析：“五四”前如严复的《救亡决论》，以西方文化权衡中国文化，层层铺展，差不多处处以西方文化之长透视、克制中国文化之短。再如“五四”期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在中西全面比较的前提下，六告青年的主要思想脉络，大端是以西衡中，贬抑己方而褒奖西人，强调中国人是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伪的和想象的，推崇西方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和科学的价值观。《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还进一步分析了“西上中下”文本结构的理论支点，包括“社会进化论”和“有机整体观”两个方面。《清末民初思想主脉》认为，晚清的进化论并非西方原版的进化论，而是经过严复等人改造过的包容着互不相容的“任天而治”与“任人而治”两种社会进化论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有认可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奇谈和中国民族在国际间生存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的怪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道理，要求排斥无为而治的祖训，抹煞种族优劣的界线。在《清末民初思想主脉》看来，“有机整体观”是西上中下思维结构的第二道理论生命线，要从整体上比较中西文化，就必须从空间上把中西分离出来，把中西断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有机整体。再以一个有机整体审观另一个有机整体，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某些优长。
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勾勒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动和文化变动，实际上是从文化变革的深层次上为文学的新变提供了理论的阐释。而罗晓静的《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则把新文学发生的根由——“个人”观念的发生——做了清晰的梳理。
“个人”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历史进程和历史阐释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亦是一种逻辑存在，与“非个人”相对而在。现代个人观念影响到现代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格局，也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诸多现象及其阐释评价都可以归结于“个人”或与“个人”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或“个人观念”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自身而言，就具有了某种“元观念”或“元话语”的性质。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对于“个人”或“个人观念”而言，往往只是停留在个人观念或个人话语的一般表述层面，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即便有人试图走的更远一些，也多局限在某一作家或思想家，或者思潮流派，单独就某一特定时期的个人观念做一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很少见，这就势必妨碍对中国现代个人观念本土构型过程的全面透视，也影响到对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历史演进过程的系统探求。针对先前相关研究的不足，罗晓静的《寻找“个人”》选取“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发生学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演化，给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以某个关键词切入文学史研究，是近年来备受学术界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新的名词、术语，尤其是关键词的出现，具有一种‘议程设置功能’，它们往往引导、激活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动；往往凝聚和表征着一个时代重要性或关注程度高、具有统摄或生发意义的核心概念、观念及其思想价值谱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入。”（罗晓静：《寻找“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3页。）也就是说，关键词研究具有某种元概念意义和广阔的生长空间，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关键词虽然只是一个点，但却是一个有着无限生命力的充满活力的原点，透过它，可能发现无限宽广的文学史视阈。
关键词可能引导一个连续的概念流，进而介入和影响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以“个人”观念为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史概念，但却贯穿古今文学始终，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端始于晚清，历近现代而至今，其意义与价值仍然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寻找“个人”》只是选取晚清至五四这一具有发生学意义的阶段进行阐释和分析。《寻找“个人”》显示，现代个人观念在中国的发生，大致经历了从“天”到“人”、从“人”到“个人”的转变过程。对此，《寻找“个人”》展开了详细的论说：（1）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人”与“天”相分离，这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的逻辑起点。古代中国“天主人从”、“个人缺席”的状况随着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动摇而发生改变，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和表征的“天”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被消解，“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开始逐步建立。（2）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此一时期，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都先后被引入，包括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特性、个体与群体之关系等，它们或被肯定，或被否定，或被扬弃，或被改造，一切尚在不确定之中，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3）五四前后，现代个人观念的确立和多元化。“个人”无论作为术语还是概念，其自身现代意义上的外延、内涵和概念要素几已齐备；“个人观念”无论作为关于个人的思想陈述还是价值判断，其诸种现代性，包括多元化的概念形态得以真正形成，人们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个人”为价值本位，公开宣扬个人本位。与此同时，“个人”观念的命运也开始走向多元：以激进姿态主张个人本位和个性解放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受，也基于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很快抛弃了“个人”，将“个人”整合进社会之中；以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观念的主要阐释者仍然在困境中继续坚守，在理论上有着更高的自觉，在精神上有着更坚执的追求；鲁迅此一时期从之前的呼唤“个人”到改造“国民性”，并非就此否定“个人”，而是暂时地悬置起来，从而体现出内心深处“个人”与“众数”的重大矛盾。
以上三阶段的论述，作者从宏观上梳理现代个人观念的发展历程。此外，《寻找“个人”》还从微观角度区分了各个阶段“个人”的不同表现内涵。如第三阶段即“五四”前后中国现代“个人”就存在着不同区分。作者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辨析了现代个人观念中几组重要概念：“概念上，‘小己／大群’转变为‘小己／大己’；思维方式上，‘个人’从‘群’的范畴中独立出来；价值判断上，‘个人’大于并高于‘群’。三者共同支撑并完成了这一转变过程”（罗晓静：《寻找“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179页。）。而到了1915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个人”观念领域进一步扩展，用“个人”来表达“己”、“私”、“本人”的情况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个人”开始进入私人领域。“个人”这一白话词语被广泛使用，不仅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而且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肯定和中性。最后现代个人观念才得以最终确立：第一、“个人”独立性的获得，将“个人”从家族、国家、社会等群体关系中分离出来；第二、“个人”指称范围的扩大，不仅指精英、男性，更包括妇女在内；第三、“个人”内涵的更新，从之前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立自主、主张个人的自由平等发展到推崇个性独立、自我实现和个人本位。
《寻找“个人”》正是通过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关键词“个人”及诸多子关键词的细致解读，辨析了“个人”乃至“个人观念”的范畴、概念要素和逻辑结构，梳理了这一时期“个人”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进程。通过论述，《寻找“个人”》就有力地论证了五四前后“个人”观念，既是对晚清以来思想变动的承接，又是对民国初期中西两大思想资源的生发、重构和转换。也有力地阐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必然路径。
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其实也是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一个问题。不过，它更侧重揭示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外来文学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发生初期，日本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发展、现代性生长过程为参照，重新考察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内在关系，探究日本文学如何被中国作家所选择、接受和最后转化成自己的血肉的。
首先，方著在时间脉络上打通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部过程，将原来割裂或是孤立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统一贯穿起来。晚清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和转型阶段，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萌芽时期。对晚清文学的清理，自然也是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萌芽的重要步骤。《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发现，晚清时期，以文学手段推动政治变革的文学理念，来源于日本文学。例如：梁启超以日本的政治小说为参照，大力倡导“新小说”的创作，并上升到开发民智的高度，主要是其政治理想一种表达，功利性非常明显。其他如诗歌、散文、戏曲方面，晚清文学领域的变革和改良也都与日本的启蒙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晚清文学变革发展到五四阶段，价值观念、意义生成方面有了质的突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强调。这一时期对日本文学的接纳和吸收也从先前狭隘的政治需要转向更深入的理解和消化阶段，《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从日本的白桦派影响出发，讨论了晚清“国家”文学向五四“人的文学”的转变；《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为例，探讨了晚清政治文学向五四人情文学的转变，晚清政治宣讲式文学向五四写实文学的转变。五四文学在建构与发展过程当中，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加深入。例如，前期创造社大多是旅日派，其中很多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自然受到日本影响。《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论述了其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关系，并从实据出发，第一次探讨了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联系，颇富创见。
五四高潮过后，启蒙主义主题并没有被削弱，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革命文学。如果五四是对晚清“国家”中心文学的一种反拨，要求寻找“个人”，那么革命文学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国家”的回归，不过国家不再是旧有体制下的晚清帝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换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影响是分不开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列举了当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与交往，对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换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做了详细的甄别，回应了上述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