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些研究著述中也有过“自由派”、“自由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文学”等提法，但真正从学理上对这一概念进行探讨的却不多见。学界对上述概念的使用也常常是相互交叉或覆盖。针对这一现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对“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换言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认为，自由主义文学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为前提，它包含了文学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自由主义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文学独立性；自由主义作品注重人性的挖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具有文学主体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也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这种概括较之先前的“自由派文学”（针对某一流派）、“自由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针对某个创作主体）而言，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学理性。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指出，自由主义是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它在西方有其特定的含义，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多是自由主义作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几乎是“无根”的，直到近代它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兴起，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是作为一种学说得以保存下来，并深入影响到文学创作当中。因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进一步提出“自由主义文学”具有的两个典型的文学史参照系：“就不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和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就同时空来说，它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右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而言。”（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页。）这种论断不仅廓清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及范畴，也解释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作为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无疑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页。）譬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文学进行社会学阐释成为文学研究的常见方法。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角度难以客观地评价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不仅影响到文学史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评价，也容易造成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框架认识的片面。这显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极为不利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关于“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为今后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入手，著作首次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做了深入的全景式观照。具体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从历时与共时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历时方面。《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首先从宏观方面梳理了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将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一、近代的移植与萌芽。这一阶段自由思想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但彼时的“自由”只是社会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也并未真正出现，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二、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与民主主义文学和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同途而殊归。这一阶段自由主义作为启蒙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被介绍进来，并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创作力量，出现了胡适、周作人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作家。三、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既对立又互补。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阶级意识的对立和互补中扩大，是自由主义文学独立发展较为全面的时期，涌现出众多的作家群落（包括梁实秋、胡秋原、苏汶、沈从文、林语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边缘状态。这鲜明地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限度。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挣扎与断裂。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明显势弱，在理论界和创作界时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出现，但立即遭到打压，如朱光潜的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以及钱钟书、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等等。四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以时代分割为界限，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的特点。
其次，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从微观方面对各阶段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比如，在对第一阶段的自由主义作家进行论述时作者提出，判定一个作家是不是自由主义作家，不应简单地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定性，也不应只言片语地从其作品中搜寻挖找那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之类的字眼。而应该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是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及创作态度，二是其作品的整体风貌。因此，尽管胡适在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比周作人要一贯的多，激烈的多，但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通过详细阐释，坚持认为：胡适只“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开路人、始作俑者，但他不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正式发言人和举旗者”（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73页。），作者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正式发言人和举旗者的角色是周作人担任的。这一评价应该是公允的。另外，站在自由主义文学的立场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对20世纪40年代“孤岛”作家张爱玲的评价也很有见地：“她的小说，深入地表现了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充满了繁复的意象和参差的对照，有着对人性的精微的描绘、而且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她是把中国传统小说技巧和西方现代派风格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她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经受起历史考验和艺术考验的作家之一，她是少数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家。”（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62页。）《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通过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精彩描述，勾勒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和阶段性特征。
除了历时层面的精心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还试图突破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表层线索，在共时层面挖掘其深层意蕴。具体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深入探究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从自觉的作家意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等方面来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立论非常中肯！以自由主义作家自觉的作家意识为例，著作认为，“所谓自觉的作家意识，是指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把创作文学作品当做自身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把它当做实现其他社会目的的附属性手段或方式；……一个主动的作家、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的最大特点是：在他眼里，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虽然他也承认文学与社会现实的错综复杂关系，但他对待文学本身的态度是纯文学的。他只关心人性的自由和美的创造，认为这是任何别的社会分工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劳动。”（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6—187页。）这一观点虽然是针对自由主义文学提出来的，实际对于文学的自由发展具有普遍意义，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和这种价值观念的合理性。
二、断代史研究
通史和断代史是从时间的连续性角度对文学史书写进行的一种主观区分。相对通史而言，断代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较为集中，常常截取文学史的一个段落或截面，从某个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究。在视角和方法上显得更加精致和细化。因此，在某个统一的文学史观念观照下，断代史研究既可看做是通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通史研究的深化或精细化的表现。与此相关联，断代史研究在时空观上有着明显的理性自觉，它往往敢于突破固有的观念或文学史时空的限制，在某个有效的时间段中，或从细微处寻找自然联系，或排列新的时间序列，从另一个角度将文学史盘活。同时，断代史研究在空间上常常以某个“点”为突破口，抓住某一个关键问题或概念，深入到文学史的叙述当中去，坚持“点—线—面—立体”的空间策略，拓展拓深某一具体问题。断代史时空观念灵巧，常常是以形式的有限，来阐释“无限”丰富的文学史。
（一）转型期湖北地区的断代史研究
具体到本地区而言，如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罗晓静的《寻找“个人”》，叙述时间均跨过了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界限，抓住某个关节点恢复原有的文学史联系。前者关注中日文学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从选择—接受—转化这一思路出发，做动态的研究，得出了新鲜的结论。后者抓住“个人”这一对现代文学生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元话语、元观念，从这个“点”（关键词）出发，分析了晚清至五四之间从“天”到“人”、从“人”到“个人”的逻辑进程，梳理史的线索，阐明其现代意义，最终找到“个人”在整体文学史、观念史中的合法位置。另外，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也跨过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时间障碍，选取20世纪40—70年代这一独特的时间段，以独立的视角和理论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打通起来，既有史的连续性，又较好地体现了史的立体感。
转型期湖北地区断代史研究，一方面借鉴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注重吸收西方思想，总体上呈现为开放、多维的特点。中国传统文论重视从社会、历史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阐释，文学史表现为明显的思想史特点。转型时期本地区的断代史研究同样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注重从文学的外部——思想史——的角度介入文学史研究。不过，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则有新的内涵。就思想性而言，更多是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性概念的关注，以及对深层次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如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以清末民初的思想史变迁为线索，在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寻找文学的关联，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行文很有思辨性。罗晓静的《寻找“个人”》选取“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先前相关研究的不足，着重从发生学和观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演化。对于文学史的叙述而言，它势必改变先前对“个人观念”使用的模糊和混杂状态。
其次，文化研究的深度渗透也是转型期湖北断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和《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昌切的《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张卫中的《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陈国恩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等分别对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代际文化等的内在关联做了出色的分析，对各种文化传统、文化潮流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作出有力的价值判断。
最后，转型时期湖北地区一批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和创新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与方法——包括现代及后现代方面的相关理论——的借鉴与应用上。他们的研究常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出发，在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取得了较好效果。如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集中探讨了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或话语困境，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主要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文革”后近三十年来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从谱系分析的角度出发，作者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而是存在较大程度的断裂；而从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话语的产生与流变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作者详细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人”的话语线索，对其内涵和变迁过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揭示。
不过，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转型期湖北地区断代史研究也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非常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学的研究；二是对当代文学史上的某一阶段的文学作出别出心裁的深度阐释。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文学作为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其发展无疑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诸多影响。从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来看待文学和从事文学研究，探讨文学发生与流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以清末民初为时间界限，对这一重要过渡时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做了系统的介绍。尤其是对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整理，探寻其中的规律，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本书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7年“五四”时期结束）是一个两世交接、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段。此阶段，中国社会在西方诸列强轮番的侵略、劫掠和压迫下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渊源深厚的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外文化相当激荡的冲突中解体与重构。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就有必要了解这一时段的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