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轻敌，当时共军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4个军团白崇禧说的不准，事实是红军的第一军团的第3、第4、第12军和红三军团的一部——本书作者注在江西永丰、宁都境内，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全师覆灭之惨局。
2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法，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
三、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被歼3万余人
蒋介石本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然而第一次发动大规模“围剿”却遭到了大失败，这是他万没想到的。
与此同时，当他听到各地报来的消息是：除赣南、闽西、赣东北外，湘鄂赣边、湖北洪湖等大小不一的红军根据地都在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蒋介石大为震惊。他绝不能坐视红军壮大的，叫嚣一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主力。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
为发动第二次对中央红军大规模“围剿”，蒋介石首先调整指挥机构，主要是特别加强南昌行营，特调军政部长何应钦兼该行营主任，贺国光任行营参谋长。
1931年2月中旬，陆续调集四路军队作为进攻主力。第5路军从河南郑州调至江西修水、武宁、萍乡、宜春地区后，于3月间集中吉安、吉水、永丰地区；第26路军，从山东济宁调至江西，集中崇仁、宜黄、乐安地区；第6路军集中于江西南城、南丰地区；第19路军集中于江西兴国地区。在3月底集中完毕。由该行营直辖的各师、独立旅则分别配置于赣江、抚河及闽西地区守点守线，作为策应部队。
另要航空署派出空军部队第1、第3、第5分队，进驻南昌、樟树、吉安地区，协助各路军的作战。
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6路军（朱绍良）的5个师、第9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19路军（蒋光鼐）的3个师和第5路军的5个师、第26路军的两个师，加上4个直属师，3个直属旅和3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113万人，主要是第5和第26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钰、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着者，分别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战机者，予以惩罚，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
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5个部分、28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中“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等政策措施。
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后，于2月初即偕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到南昌驻在百花洲。随即改组南昌行营，分别召集各路军总指挥在南昌开会，检查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及制定第二次“围剿”计划。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等参加了会议，蒋光鼐因病在广州未参加。会上决定了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指导要领、进攻部署等。
以右路军全力扫荡东固、龙冈红军；南路军在敌后占领兴国为据点，进攻崇贤、江背等地。此后，各路军即会攻宁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而聚歼之。在战略上，吸取第一次“围剿”孤军深入招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方针。
以第5路军（王金钰部）编为右路军（辖5个师），区分为两个纵队，于4月上旬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先以主力扫荡红军东固、龙冈根据地，再会攻宁都。
以第26路军（孙连仲部）编为中路军（辖3个师），由宜黄、乐安分两路出发，于4月上旬先从沿线扫荡，进占洛口、南团之线，构筑据点，尔后会攻宁都。
以第6路军（朱绍良部）编为左路军（辖5个师），于4月上旬以主力先占领广昌，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构筑据点，迨俟右路军扫荡东固、龙冈地区后，再会攻宁都。
以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代总指挥）编为南路军（辖两个师1个独立旅），以兴国为据点，先攻占龙冈、城冈、江背之线，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其他守备方面部队共6个师1个旅。其部署如下：
第52师由南昌进驻清江至峡江一线，新编第13师守南丰、南城，第56师守福建建宁、安远，新编第14旅守福建宁化，新编第2师守福建长汀、连城，第49师守福建上杭、武平。另以粤系第8路军所辖第62师由广东蕉岭进入福建，协助第49师“清剿”粤闽边区。
3月20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政治准备工作发布通令。通令分析了目前敌我形势和我军胜利条件，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通令还规定了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军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各师召开士兵大会，还同当地群众一起召开誓师大会，认真进行着战前准备工作。在地方上，党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和俘虏收容所。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个通令，指示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中采取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10项办法。
方针确定以后，就是先打哪一路的问题。当时多数意见是打蔡廷锴的19路军。理由是打垮蔡廷锴后，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泽东认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中，19路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它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因此打19路军没有绝对胜利把握。我应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先打王金钰这一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形、群众都好。因此，毛泽东主张先打富田地区的弱敌王金钰部。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关于这个部署，毛泽东后来同样有过回忆和总结：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20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19路军，孙连仲的第26路军、朱绍良的第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四）王金钰的第5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峰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25天后，时机来了。5月13日，红军得到情报，王金钰部的第47师分三路由富田向东固前进。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定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命令》还对敌可能采取的几种进攻方案和我军的对策进行了“想定”。为了保守机密，《命令》还特地强调：“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进一步发出命令：“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日（16）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其具体战斗部署是：红3军团为左路军，令15日进至江头村附近宿营，严密断绝交通。16日经固坡向富田攻击前进；红3军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占领有利地形，伏击敌公秉藩师；红4军（并64师）、红12军为右路军，以4军担任第1梯队，12军担任第2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由富田到东固40里，中间横一大山，九寸岭和观音崖是两条必经的险要隘口），正面迎击敌人，总司令部设在东固通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上。
16日拂晓，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连首先与敌28师先头遭遇，阻止了该敌的前进。午时，担任中路军的红3军沿小路进入中洞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敌顿时乱作一团，惊呼：“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战至17时许，将敌28师大部歼灭。敌师长公秉藩被地方赤卫队俘虏后蒙混逃脱。与此同时，右路红4军、红64师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追歼敌47师一个旅大部；担任左路的红3军团，于16日午夜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17日晨结束战斗，歼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红3军、红4军相继抵达富田。
红军又是旗开得胜。毛泽东在白云山的指挥所里，先是从电台听到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SOS”的呼救声，知道公秉藩师已被我包围。接着，又听到王金钰的47师求救的呼声。不久，“救命”的呼声听不到了。毛泽东判断，战斗已经结束，遂从容大步下山。
富田战斗后，按照预定计划，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就势向东横扫，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华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毛泽东却是豪情满怀，诗情勃发，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白崇禧曾总结说，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1）部队虽多，未经选择，因地理、历史之关系，故存有互相观望，保持实力之陋习。互信不立，共信不生，所以被共军以内线作战方式各个击败。
（2）战术上还是不重保甲，不重民间组织，以纯军事作战对总体战，我方之兵力虽比共军多一倍，但兵法云：“倍则攻之，十则围之。”故就兵力而论，攻击则绰绰有余，包围则尚感不足。
第二次“围剿”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以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陂、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等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钰的第5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在进攻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曾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对红军谈虎色变”，于是“深沟高垒，筑成堡塞”。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京蒋介石。
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先发收容费5万元，补充步枪2000支，并要公秉藩到京面谈；一面电令王金钰等调部增援，17日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鼐等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所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26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红军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下场。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热烈，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26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
1931年4月1日，孙部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1000支，重机关枪20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6路军打的。该部除1个师在福建，余下的3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3路向红军根据地进犯。5月10日，占领了广昌、头陂、白水镇，在闽的1个师也入赣协击。此时，第5路军和第26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1个师守广昌。5月27日，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入赣协击的朱部1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四、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五战皆败
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的失败，使其暴跳如雷，国民党军十多万人且使用包括飞机和大炮在内的先进武器，对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进行“围剿”，怎么就“围剿”不了呢？蒋介石思忖，多半是前线这些将领无能，非自己亲自出马不可了。于是，他亲任主将，又发动了第三次对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围剿”。
蒋介石亲自“督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定要“解除内乱，剿灭共匪”，“幸而完成此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死疆场，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