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原集结于东固，似有在东固作战的企图，但当我军向东固推进时，他们仅留一小部分在东固虚张声势，主力已撤向小布、黄陂一带。而张辉瓒仍以为红军尚在东固，分4路（张师两路、公师两路）向东固进行包围。张师行至距东固约40里的罗坊，忽然下令休息一天。我当即向张辉瓒说，各路军队均按进程表前进，如一路停留可能引起事故。张不听。20日晨浓雾弥漫，对面不见人。我旅先头部队到达东固时，果然与前一天到达东固的公秉藩师发生误会，自己打了起来，双方死伤多人。公秉藩以首先占领东固报捷，大受蒋介石嘉奖。由于这次误会，公秉藩与张辉瓒不和，也不与张见面，而将全师开往富田。张对此非常不满。
第18师在东固稍停，张辉瓒即命我旅向南垅（今南龙）推进。
沿途小有接触，我李月峰团一排长受伤。红军似在迟滞我军行动，或者是诱我深入。我到南垅的次日，与主任参谋练光枢到附近侦察地形，发现荆棘丛中隐匿妇幼不少，我彼时未惊动他们，并为一妇女赶回一小猪。根据沿途找不到食物和用具等情况，知道苏区已采取空室清野的措施。在南垅约停三天，没有发生战斗。12月29日，部队到达龙冈。
龙冈位于丰县城南部约180华里，集镇上铺屋有300余家。当时，市面上不但找不到食物，且寂无一人（师部到达后，搜出一中年男子，即指为奸细，把他枪毙了），惟遥见远山红旗隐约，我认为情势是相当严重的。当日下午5时许，张辉瓒率王捷俊的第53旅及师直属部队（计有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骑兵连）开到龙冈。先一日，我曾写信给张，请他全部开来，东固不必留兵。他不听，仍留朱耀华的第54旅在东固，说是维持后方交通。
晚9时许，师部召开军事会议（师部驻在集镇上一铺屋内），张辉瓒首先说明谭道源师望援甚切，本师奉命驰援，定于次日继续前进，问我们有无意见。我建议停留1天，急电朱耀华旅于次日午前赶来龙冈，电公师于次日午开达表湖（距龙冈8华里），两个师齐头并进，互相策应，可立于不败之地。张说：“救兵如救火，应迅速前进，不宜迟疑。”我再询问红军的情况。张说红军已与谭师相隔很近，恐已接触等语。我又力争说：“据判断，红军原想诱谭师深入山谷，以便一举予以歼灭，及见谭师不进，且择地构筑工事，解决比较困难（我到东固后，曾电第50师副师长兼第149旅旅长岳森，告以红军行动，说红军似系诱我深入，不宜轻进）；又侦知我师前来增援，如两师会合，解决更不容易，势必暂时以少数兵力牵制当前之敌，其主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来解决我师，然后再回头打谭师……”张坚持谭师催援，指我为判断错误，不肯采纳，并谓命令已下达，各师明日须遵令前进，不得延误。当时，参加会议的师代参谋长周纬黄因病未发言，旅长王捷俊表示惟命是听，其他各副旅长等见张态度坚决更不敢持异议，会议于是结束。
回溯是年7月间，红军过永丰，经新淦，直趋樟树，南昌震动。当时，我驻防峡江（在新淦与吉安之间），张辉瓒曾一再令我渡江邀击。我以敌前渡很危险，不如尾红军之后，使其不敢进攻南昌，因此，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又当红军到安义、奉新、靖安时，我率4个团扼守涂家埠，屏障南浔线，与驻万家埠的红军相隔20余里，我不敢战，以战而失利，则将危及南昌、九江。当红军入湘，张令我进驻万载、浏阳，以威胁红军之后。但我以红军力量大我3倍以上，我只能守而不能攻，且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南浔线，不能远救湖南（联络参谋贾伯涛奉令前来催我援救长沙，我以上项理由答复）。因此，我派一个连到万载，而以主力驻在高安。张辉瓒曾电询，如红军回窜并逼南昌，我在何处决战。我答以固守高安以待援。由于几次没有执行张的命令，已遭到他的疑忌和不满，这次我提议停留一天，张更疑我无心作战。我回到旅部后，自思遵令前进失败，不进则将指为抗命，终夜彷徨，莫之为计，而天已拂晓，部队于6时出发了，时为12月30日。
部队开出龙冈约12华里，先头黄钟团遇伏击，我当即督队前进，与红军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数次向我中央阵地冲击，未能得手，即转向两翼包围。我亦增兵向左右延伸，相持半日之久，阵地亦无变化。中饭后，红军陆续增加，我正面兵力颇形单薄，乃将情况报告张辉瓒，并请其派兵增援。张仅派出一个团向前推进4里许，没有加入第一线做有力的支援。我再次催援，张说已派陈团来了。我当时不解增援部队为什么不加入第一线，主任参谋练光枢说：“师长可能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进；万一失败，则率其控制部队退守东固以自保，必不肯努力增援。”我说：“失败将同归于尽，前后方均无法自全。”至午后3时许，红军即以一部兵力从我左后方绕袭龙冈。张辉瓒仅注视正面，对侧后无戒备，直至红军逼近时他才觉察，便仓促应战，连自己直接掌握的部队5000余人全部被缴械。张辉瓒侥幸逃匿，但旋即被俘。师代参谋长周纬黄与第53旅旅长王捷俊等也同时被俘。
一些在龙冈被缴械的官兵，以及溃散的官兵，纷乱地跑向我阵地的后方，红军即跟踪而至，我前后被夹击，军心动摇。我当即下令转移阵地，占领小溪南面一带高山。因山势陡峻，攀登吃力，待到达山顶时，红军已追踪而上，混战不到1小时，官兵续有伤亡，副旅长洪汉战死。我即率兵一部突围，被红军层层截击，苏区少先队持梭镖来拦阻。我且战且退，从者渐少，李月峰团长阵亡，身边只剩20余人。时近黄昏，我已无法突围，乃率20余人逃入茶林中隐匿，战事也就结束了。
是夜，我混在伤病兵中，在阵地附近山上一所颓破的僧寺（当时住有农民，寺左门上书有“只园”二字）度过。31日黎明，我与从者12人分散隐藏于山谷中，他们皆被搜出，我幸获免。黄昏以后，下了毛毛细雨，我饥寒交迫，颇不能耐，不得已，只好再爬进“只园”。一农民以我为奸细，我以患病失队告之。他怜我饥寒，初授以火（火箱），继之以烟（水烟袋），旋引入内室进餐。老母妻女，一家4人，均甚殷勤，饭后略谈一会儿，即送我就寝。室内颇整洁，帐被备全，我知道是他们的卧室，不敢去睡，坚请宿于正厅草房中。我心绪不宁，坐而假寐。夜半，犬吠声中似有人细语，起而视之，则是来找我的士兵，我略问情况，知红军已去，我们被缴械的官兵已领了路费和放行证离开了龙冈，他们在离龙冈约10里处等候寻我的消息。我无暇谢主人，即随他们循小路（大路红军设有岗哨不敢走），跋山涉水逃离龙冈，与缴械的官兵一同回到南昌。
龙冈战斗结束后，红军不顾疲劳，星夜回师去打谭道源，“先捉张辉瓒，再打谭道源”的欢呼声响彻山谷（旅部副官曾仲元告我）。谭师闻讯向东韶逃逸，被红军追及，混战竟日，伤亡惨重，半个师被歼，其余陆续溃退。毛炳文部闻讯，则向南丰方面逃走了。
据被俘官兵说，龙冈战事结束后，所有被缴械的队伍当夜即在战地附近宿营，当时红军军官向俘虏们说了许多话，指出官僚、地主等反动派不仅是红军的敌人，而且也是穷苦的国民党军士兵的敌人。另一红军军官向俘虏们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了解张辉瓒及各旅长为人如何，并要我旅士兵把我找出来。当时，俘虏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憎爱，认为张辉瓒很坏，要求枪毙他，但没有提到我。下午，红军在龙冈前面河岸欢送被俘人员，还发给每人路费光洋3元，过桥时逐个发给。红军要大家过桥时从容一点，走不完明天吃过早饭再走，俘虏们对于红军的优待非常感激，纷纷表示再不愿与红军打仗了。
据说，王捷俊当时混在俘虏队里，低着头坐在田塍上，有个平日对他不满的士兵对他说：“旅长，你也想来领路费吗？”因此，被红军发觉，将他扣留了。当时，我潜匿山谷中，被俘士兵戴昭湖、程琦二人前来找我，怕我躲不脱，劝我主动出去见红军，我恐惧不敢出去。
公秉藩为第一次“围剿”中央红军中的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师长，他回忆当日的情况是：
1930年10月上旬，何应钦乘飞机到南昌，听取鲁涤平报告红军占领吉安后，其先头部队攻占樟树、丰城、高安等地的经过。最后决定分兵两路，反击红军。当日下午，何应钦乘原飞机返回武汉。鲁涤平命令张辉瓒率领第18师从南昌出发，向赣江东岸丰城、樟树攻击前进；公秉藩率领新编第5师从牛行出发，向赣江西岸高安攻击前进。
10月初，新编第5师从南昌牛行出发，开始向高安前进。红军闻讯，主动地、有计划地循着原路逐步后撤。新编第5师没有经过战斗即进入高安，鲁涤平命令停止前进。听说是为等候萍乡方面罗霖的新编第23师和由某地调来谭道源的第50师协同动作。新编第5师停留高安一个多月，压迫劳动人民，修筑飞机场1个。听说丰城、樟树的红军同样主动撤退，第18师没有经过战斗就恢复了丰城、樟树。
11月上旬，鲁涤平命令第18师、新编第5师在赣江两岸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开始行动后，吉安以南赣江两岸的红军还是有计划地主动撤退。第18师进入新淦、永丰。新编第5师进入清江、新喻、峡江，均未见到红军踪迹。新编第5师前卫第17团团长柳振汉，在峡江侦知吉安红军于11月18日向中央苏区富田、东固一带撤退。于是我们赶紧兼程前进，企图先进吉安。结果，比从萍乡夹击的新编第23师迟到吉安两小时。新编第23师进入吉安时，完全未经战斗。罗霖在吉安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企图邀功，硬说该师经过激烈战斗，才占领吉安。蒋介石在南京接到电报，通令嘉奖罗霖，提高新编第23师番号为第77师，犒赏该师2万元。
12月上旬，蒋介石乘飞机到南昌，住在百花洲，准备开会。会前召见了我，问道：“新编第5师和新编第23师，哪个先到吉安的？”我答：“新编第23师比新编第5师早到吉安两小时。”蒋介石拿起笔写了一张条子，犒赏新编第5师2万元，还说好好整理队伍，准备再打一仗。我辞出，走到百花洲大门口，看见新编第13师师长邓英也被召见。我刚回到马家池办事处，就接到新编第13师办事处电话说，邓英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扣押在百花洲行营，嘱设法营救。当天晚上，蒋介石在百花洲召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何应钦、鲁涤平和江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段锡朋等，还有朱绍良和第50师师长谭道源、新编第5师师长公秉藩奉命守备吉安没有参加。蒋介石报告国内形势说：“讨逆军事胜利结束，乘胜消灭共产党是目前首要任务。”他要求部属效法曾国藩“剿捻”的刽子手本领，要在短期内“肃清共产党”。因为蒋介石的气焰很高，大家都十分严肃，不敢咳嗽，不敢动弹。会开了很长时间，江西省政府的一位委员坚持不住，从会议桌上溜下去，被抬出百花洲，听说不久就死去了。会后还发了《曾胡治兵录》和“剿共”手本。12月中旬，“围剿”东固红军开始。鲁涤平命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从永丰出发、新编第5师师长公秉藩从吉安出发，向中央苏区东固进攻。新编第5师经陂头到达富田后，绕至东固西南，攻击侧背。第18师经白水、水南及白沙、罗坊直攻东固。同时，命令第77师罗霖部守备吉安。
新编第5师于12月16日推进到陂头，在前进的途中发现山顶有人鸣枪射击，故作疑兵。经派部队迎击，则又销声匿迹。我以为这样只能迟滞行军，扰乱秩序，以后就故作镇定，听见不理，照常行军。苏区标语很多，用白粉写的很清楚。如：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打人，优待白军俘虏，欢迎白军士兵投降，拖枪来归者赏洋10元，杀死白军官长来归者有重赏。在富田宿营时，室内发现“活捉公秉藩枪决”的标语。我师第9旅旅长王懋德对我说：“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我们的部队感觉到这是红军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但只能硬着头皮前进。
新编第5师到达富田后，第9旅旅长王懋德侦知，东固的红军已经向宁都一带撤退，东固无敌踪。这时，第18师尚未到达东固，王建议该旅取道九寸岭，直达东固。我同意这个建议，自己率领师直属部队和第10旅还是依照命令路线，经陂头绕东固侧背进入。12月19日，王懋德率第17、第18两团，未经战斗，于午间进入东固，就在周围山上设置步哨监视红军，防备反击。晚上，第18师前卫工兵营到达东固附近。该师为什么派工兵当前卫呢？听说怕红军敷设地雷，是派工兵扫雷的。20日凌晨，第18师先头部队进至东固，在晨雾中，他们发现山顶上有哨兵，疑是红军，就开枪射击。双方误会，一时机关枪、迫击炮齐发，互有伤亡。随后在死者身上发现第18师符号，才用号音联络，解除误会。王懋德把张辉瓒欢迎到东固。当天傍晚，我抵达东固，听取王懋德上述报告后，决定把第9旅和第18师前卫误会的厮杀，说成攻占中央苏区东固的战况，分别报告吉安鲁涤平、南昌何应钦、汉口蒋介石。蒋介石复电说：“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尚，着即提高番号为第28师，犒赏官兵2万元，以资鼓励。”鲁涤平复电中有“吾兄用兵神速，虽古之名将亦不过如斯而已”两句。听说蒋介石打电报骂张辉瓒怕死、可耻，张辉瓒垂头丧气，恼羞成怒。
12月29日，张辉瓒带领第18师向龙冈进攻。此时，第28师已集结富田，一部经殷富向约溪推进。这时，虽然已届岁寒，但苏区还是气候温和，树木尚未落叶，士兵一面洗衣，还做了精神上的准备，一旦前方有令，还须随时出发。到1931年元旦下午，就有从前方退下来的武装士兵，低着头没精打采地经过东固，向后方走。听说其中有一个旅长名叫朱耀华和两个乘马军官牵着3匹马，询问前方消息。据谈，张辉瓒跟在一个旅的后边，进入龙冈小别（在龙冈东南）时，受到红军埋伏的袭击，并在两面山上红军的夹攻下，先头部队缴了枪，打到下午，张辉瓒被俘。有的说第18师进入龙冈，四面枪声，喊着缴枪不打人，大部队都缴了械。有的士兵说，他向红军缴械时，还请红军闻闻枪口有没有火药味，表示没有开枪打红军，并说红军对他很优待，发给3块光洋让他回家。
我得到上述消息后，就据情报告鲁涤平，我师奉令在东固布防。1931年1月2日下午，接到鲁涤平由吉安来电，命令第28师退守富田。3日，我师退至富田，准备防御工事。5日，又接鲁涤平命令，说调动部队尚需时日，该师退守吉安县之值夏，等待重新部署。
第一次“围剿”，就是在第18师被歼，第28师逃回，张辉瓒被活捉，公秉藩逃脱的情况下结束的。
曾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他认为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