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一胜利吹得太离谱，让人心里起疑。不久之后，由咸榆公路向前方运送弹药和给养的300多辆汽车，在返回西安时，不仅没有运回1个俘虏，而且也没有运回1个伤兵。因为这一路的左兵团刘戡，就没有敢纵兵深入，他遭到民兵和游击队的袭扰，顾虑是否有重兵抵抗，就采取蛇蜕皮的办法前进，前卫部队首先前进一段，占领阵地，再回头掩护主力前进。主力前进一段，占领阵地，再回头掩护前卫部队往前赶。所以，刘戡这一路就没打什么硬仗，是进驻人家让出来的空城，哪有什么战果呢。
这种胜利瞒不过国防部驻西安的联络官范汉杰，他三番五次给裴昌会打电话，询问战报是否属实。裴昌会答复战报已转报国防部，不要再问了。范汉杰心领神会，无可奈何。
对胜利深信不疑的是蒋介石，或者说他并不在乎胜利中含有多大水分，只要能拿下延安城就行了。3月20日，一拖再拖的三中全会开幕了，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20日，胡宗南收到了蒋介石的嘉勉电：
宗南：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望传谕嘉奖，并特此将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苦，望弟勉旃。
胡宗南真是春风得意，此时的他，可能是全中国最感“幸福”的人了。在延安的黄土和窑洞中，他被蒋介石授予河图大勋章一枚，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介石把拿下延安作为与中共决战的转折点，认为胜利已成定局，全面实施反动统治，进行全国“戡乱总动员”。5月间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这成为事实上的戒严令。根据这一办法，逮捕了13万多名要求和平民主和人权参加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的工人、学生、市民，封闭了100多家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团体和媒体。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要“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加紧“戡乱”。7月18日又发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宣布在全国进行动员“戡乱”。7月又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镇压进步民主运动，不计其数的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被关进监狱和被杀害。蒋介石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与中共进行最后的决战。
然而在攻陷延安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胡宗南便尝到了解放军的苦头。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6个旅，在青化砭地区伏击胡宗南部第31旅，消灭2900多人，俘获旅长李纪云。4月14日又在羊马河地区猛攻整编135旅，全歼该旅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创西北野战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5月2日至4日，攻克胡宗南部陕北后勤补充点蟠龙镇，消灭国民党军队6750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5月29日至6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又把敌人调到陇东，在合水、环县一带消灭胡部4300余人。胡宗南在占领延安后的3个月内，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各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四战四捷。胡宗南的几万大军被牵着鼻子在黄土高坡上转圈，被动挨打，说明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已经濒临失败的边缘。
在胡宗南的重点进攻中，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切机会给予其打击。1947年8月上旬，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中旬，进行沙家店战役；9月，进行岔口战役；10月，进行黄龙战役、延清战役和第二次榆林战役；1948年2月，进行宜瓦战役；3月，进行黄龙山麓战役、西府和陇东战役，彭德怀九战九捷，共歼敌918万多人。
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宜瓦战役。西北野战军接连获胜，越战越勇，2月24日，许光达的3纵、贺炳炎和廖汉生的11纵、王震的2纵、罗元发和徐立清的6纵在瓦子街附近公路上伏击国民党整29军。29日刘戡率部进入中共方面预设的埋伏圈，双方血战4日，刘戡部全军覆灭，此仗开创西北野战军一次全歼一个整编军的纪录，此役歼敌294万人。
在西府和陇东战役中，中共军队冲出陕甘宁边区，挺进敌后进行交通破袭战，一度切断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和西安至宝鸡的铁路，4月26日还攻克宝鸡城。西北野战军威胁宝鸡、西安之际，胡宗南分外紧张，急调裴昌会的第5兵团西进增援，并命令洛川、延安的守军向第5兵团靠拢，一起撤兵，免得再被中共各个击破。这样沦陷13个月后的延安城又被中共方面所收复。
四、重点进攻的失败
在实施重点进攻的4个月中，蒋介石不仅在陕北和山东遭受重大挫折，在其余战场也同样一再败北。苏北战场有淮沭及李堡战役，晋冀鲁豫战区有豫北攻势战役、晋西南攻势战役，华北有正太战役、青仓战役，东北有夏季攻势等，其中的正太战役中共军队就歼敌3万多人，东北夏季攻势战役则收复县城40余座，歼敌8万多人。
从1947年3月到6月，蒋介石每月平均损失10万人，虽说抢占解放区95座城市，但同时又被中共收复153座。在内战爆发后约一年的时间里，南京方面损失112万人，975个旅，打破了陈诚、蒋介石提出的“5个月消灭中共和解放区”的计划，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每月消灭8个旅”的计划（超额完成15个旅）。军事力量的对比，国民党方面的正规军已从430余万人降到373万人，正规野战军从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机动兵力下降到40个旅，这表明国民党军队不再具备组织大规模进攻战的能力。
相反，中共军队则从12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因国民党的进攻能力不可遏制地下降，各解放区的防守压力迅速减弱，所以中共军队几乎全部可以用来进攻，机动兵力已超过对方。除了军力对比上的转变以外，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观，部队士气也在一系列的胜利之后大为高涨，解放区不断恢复、巩固、扩大，因而支前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在此形势下，作为中共最高领袖和军事统帅的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在解放战争的第2个年头，举行全国性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在敌占区大量消灭敌人。自此，蒋介石由进攻转为防御，中共则成为把握战场主动权的一方。
五、蒋介石总结1947年失败教训
在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失败之后，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针对中共由内线转向外线的作战方式的转变，组织重点防御。蒋介石为扭转败局对1947年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总结。
1947年10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他做了《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的报告，对内战爆发一年来的军事得失做了小结并说明了本年6月以后的军事形势。蒋介石把一年来同中共作战的情况分为两个时期，并认为第一时期是从1946年8月至1947年4月，这一时期是由参谋本部指挥的，结果是一连串的失利。第二时期是从1947年5月至10月，是由他本人指挥的，取得了重大胜利。
蒋介石在会上说：“自从去年7月共党公开叛变，国军开始军事进剿以来，到今年4月为止，我们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于是我不得不集中全部的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
蒋介石的这番话表明前一阶段作战失败的责任在参谋本部，与他本人无关。此时期，参谋总长是陈诚，8月28日由林蔚代理。主要责任在陈，这是对陈诚的直接批评。1947年4月蒋介石直接指挥各重要战役，并于4月开始分期训练军官，并印了一些小册子，说明解放军的长处和自己军队如何改正缺点。蒋介石认为一年来一系列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高级将领对解放军缺乏明确认识，不知对方情况，盲目进攻，他说：“冒冒失失的进入共区，当然非彻底失败不可。”后来，制订中央突破战法，对沂蒙山区的军事根据地和胶东及沿海地区，展开了重点进攻，那是6月以后的事，结果一一获胜。
蒋介石对山东重点进攻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6月25日、26日先后发动进攻，7月2日，国民党整11师占领南麻。17日陈毅向南麻反攻，经5昼夜激战，陈毅部主力退走。7月17日，李弥师占领临朐。24日，陈毅因反攻南麻未成，又率其2、6、5、7、9共5个纵队再反攻临朐。双方激战整整一周，陈毅未能实现既定目标，随即北渡黄河。这时，蒋认为陈毅的“主力可以说已经整个地溃散了；如其我们各将领能捕捉战机，追击得法，则一定可以全部歼灭”。“其另一股，窜过津浦路者——第1、3、4、8、10，共5个纵队——更陷于进退维谷绝境。……其时刘伯承所部……为策应陈毅作战，大部渡过了黄河；但他过河以后，首先在军山集遭受66师坚强的抵抗，死伤惨重，继而遇到国军的反攻，无法抵抗，本想退回黄河北岸，又因当时河水大涨，加以受国军空军的监视，不能达到目的，乃不得不回过头来，向我后方做无目的流窜。实际上，这时候共军已陷于整个崩溃的状态，如果当时国军能实行大胆的追击，则共军一定要被我们逐一消灭。”
所以蒋介石认为，他的将领们“未能及时追击”，“太审慎了，行动太迟缓了，……不明了共军的意图，所以才发生这种错误的观念。须知共军主力击破之后，他已经士无斗志，只求逃命。……现在陈毅、刘伯承、陈赓所部……大多窜过了黄河，聂荣臻一股最近在冀中又遭受了惨重的打击，所以河北、鲁北、晋南、豫北、太行山各地区、可以说已经没有正规的共军了”。进而他认为：“总之，现在共军的主力已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
战局的发展似乎大出蒋介石之所料，1947年10月19日，刘邓大军却于羊山集击溃了他的66师，继续南进，这使蒋介石担心得很，他对其将领的积极精神缺乏信心。他又认为解放军虽“着着失败，但败而不乱，溃而不散，不久又能死灰复燃起来”。
10月20日，蒋介石在《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中，对他6月以来的战略目的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他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并且认为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做到陆、天、海的封锁，已是“关门打老鼠了”。显然，蒋介石夸大了自己的战略预想，对国共双方的兵力认识不够全面，盲目乐观。
“自从6月25日到现在，这个时期……统帅部有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个是要占领共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个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第三个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援助。”
蒋介石根据自己对中共军事战术之认识，制定了所谓的中央突破法，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侧背，他仍命其军队迅速前进，攻击既定目标。当时蒋已占领延安，便重点攻击沂蒙山区。经过10天左右时间，他又占领了沂蒙山区。他称之为“摧毁”对方军事根据地。此后解放军主力移转鲁西，一部转移黄泛区，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第9纵队转移胶东，第2、7纵队转移到诸城、莒县、日照一带，统归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统辖。
蒋介石又命徐州总部编成胶东兵团，由范汉杰兼任司令，目的是占领各港口，并进攻胶东许世友部，从海上封锁中共。1947年初，范汉杰发动了军事进攻。9月11日，占领范家集。蒋认为已完成海上封锁。他认为：经过一个半月作战时间，到这次范家集战役以后，已经顺利的成功了。
占领范家集之后，蒋介石在青岛励志社聚餐会上就讲了一段过于乐观而又盲目的话。他说：“今天我们检讨统帅部过去所定的战略目的，可以说已经完全达到。其政治根据地——延安，在今年3月已被国军克复；其军事根据地——鲁中沂蒙山区6月以后，也被国军摧毁。至于国际交通线，本有陆上与海上二路，其陆上一路，在去年10月张家口承德收复之后，久已被国军截断，到最近，国军占领烟台、龙口，他海上交通线已被封锁了；共军又没机场，……所以他今天连空中的接济也断绝了。我们今天真是关上了大门，关上大门即使是一个虎也要被我们打死，何况他是一个老鼠。”
紧接着蒋介石说明了他下一个战略目标，是“追剿”，并断绝解放军的兵源和粮食供应。“追剿”战不再采用中央突破战法，而用灵活的自动战法，随时捕捉战机，消灭对方。进攻地区则是冀中、冀南、鲁北3个地区，他告诫国民党将领：“如果我们派遣军队，犁庭扫穴，占领这几个地区，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只要我们军队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就没有不被我们消灭的。”
可以说，从内战爆发到现在，蒋介石对战局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但他对东北的局势之危，则没有提及。
1947年11月4日，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蒋介石又谈及国民党军队的缺点和对待伤兵的严重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他的部队对待自己的受伤官兵极不人道。他说：最近几个月来，我研究中共俘虏的口供，尤其是他们政工人员的口供，觉得他们对我军的批评，很有参考的价值，现在列几点如下：“国军对于阵地上伤亡官兵不能救治掩埋。这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以后收容所和掩埋队的工作，应积极改进和加强。”
1948年1月8日，蒋介石在《参谋长的任务与剿匪必胜的途径》讲话中，把军事斗争的重点重新转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上。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各地区的战役，均转向防守，已无进攻之力。而三分军事中，又以七分斗智，三分斗力。蒋介石所认定的智略就是“要在战略上、宣传上、情报上、交通运输上来制胜敌人，而这些智略就有赖于一个优秀的参谋长来贡献”。尽管蒋介石对当时国民党军队存在的种种弊端也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积疴已久，势必难以有效改进，积弊日重，其失败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至1947年12月，共产党军队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部、54个旅（内28个整旅），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余人。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新解放区，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翌年2月蒋军总兵力已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增加到279个旅，181万人，但由于大批保安团队的编入，战斗力已大为减弱。
共产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上升到249万人，其中野战军50个纵队、156个旅，约132万人；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全军82迫击炮以上口径的各种火炮已达7400多门，部队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应付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特别是华中战场所发动的战略攻势，并加强长江防御，被迫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实施了“分区防御”的战略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