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彼得公学完成初中学业。这里的教育给我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我的未来也没产生特别的影响。那个时候，在废除农奴制法令带来的新思潮中，新潮的革命精神在学校里冒泡、发酵。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我不自觉地受它而鼓舞，跟着一起兴奋。
我的父亲是沙皇的一位将军。夏天，站在我们家别墅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沙皇策马而过，我的哥哥们与沙皇打着招呼，他也会友好地挥挥手。毫无疑问，我们家的立场是站在沙皇这一边，但新的思想也开始侵蚀过来，时间已经翻到了一八七0年代了。亚历山大二世在废除农奴制后，俄罗斯一度引为自豪的改革就停滞不前了，甚至变得非常保守了。
把我从这些强有力的当代事件中隔开的，是因为我受到了一个人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俄罗斯，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更冷静地看待这一切。他的这种观念也影响着我，这个人叫基洛特，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
他认为我应该把幻想抛在一边，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保持着该有的理性——既非跟随将军家族做一个沙皇的拥护者，也不是俄罗斯新兴革命主义的追随者。
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政治运动，证据一直藏在我家的抽屉里——那是维拉的一张照片。她可能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个恐怖分子，搞暗杀的那种。俄罗斯人喜欢当面决斗，而不是暗杀。一八七八年初，因为一个政治犯在拘留所的院子里没有向圣彼得堡的总督特雷波夫将军致敬，遭到了这位将军无辜鞭打，维拉打抱不平——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特雷波夫将军时，朝将军开了枪，将其打成重伤，被控告犯有谋杀罪。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后来，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不久，维拉就被释放，出狱那天，一群崇拜者把她举在头顶抬出了法庭。她就像一个凯旋而归的女英雄，英姿飒爽。后来，她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瑞士的日内瓦隐居，避免了被仇家跟踪，活到了很老。
这之后，暗杀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因为有很多人看到，决斗也不是绝对公平，决斗甚至成为当局抓捕的最好理由。
一八八一年三月，我正在苏黎世上学，虚无主义者用爆炸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这个沙皇，并不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坏的皇帝。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多任沙皇。比较有名的有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最后终结于尼古拉二世。
苏黎世的俄罗斯学生为了庆祝沙皇被杀这一事件，举着火把上街游行。他们兴奋地大喊大叫。这中间有一些女孩，她们多数选择医生作为未来的终身职业。
我开始以为，这些女孩只是把学习当作出国的政治借口。不过，我完全想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进行斗争，做出牺牲，是为了享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认为，关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她们不在于跟男人争权夺利，也不在于要在学术上取得何等成就。她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走出去，走到被压迫、被奴役的俄罗斯劳苦大众中去，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后来，成群的女医生、女教师、助产士像潮水一样，不断地从学校和演讲厅涌向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女人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们同情的对象——尽管她们一生都要面对政治上的监禁、流放和死亡。
事实上，革命家们尽管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在从事启蒙人民的工作，但是在人性上，那些酗酒、俗气又迷信的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典范。他们都愿意把俄罗斯的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这一点，我首先是从托尔斯泰那儿了解的。托尔斯泰首先从农民社会中了解到了关于生、死、工作和奉献的所有意义。每个人精神生活中的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某种原始主义的言行之上——那是一种孩提的状态。从本能的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摆脱了这种状态，哪怕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成年人。
在我看来，这种对人民的爱，还影响到了两性之爱。在西欧，一千多年来，两性之爱已经发展成为夸张的狂喜。在俄罗斯，各种荒唐、放荡的行为也可能发生，也许还更加粗鄙，但是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一直是天真、纯朴，而且带有孩子气。俄罗斯人的集体观念，表现在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上。在他们心底看来，那是一种本能，不是理性或文明行为的规范。他们所有的狂热情绪，都可以在人民那儿找到表达的方式。他们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分别，总是跟尖锐的的革命家的素质高度结合在一起。
这一切到了后来我才明白，那已经是一九一0年了。我第三次在巴黎逗留期间，一个年轻的女恐怖主义分子的妹妹劝我加入她们的团体。那是在“阿泽夫悲剧”变成公众事件后不久。阿泽夫是个双重间谍，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双方都背叛了，让人想起来就绝望。其实，在那个革命小团体和虔诚的农民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前者为了某项他们信奉的使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投掷炸弹；后者同样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接受上帝给他定好的命运。在两者身上，具有相同的信仰。它一方面要求服从，另一方面呼唤行动，指导原则都凌驾于生命之上，超越他们内心想要表现的一切。这些原则不是来自个人生活，而是规定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殉道热情变成了暴行的力量。在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社会革命家们被悲惨地逼到了墙脚，他们面对的是某种远远超出他们梦想的东西。于是，从那种相同的内在激情中，产生了第三类革命力量：新近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他们被召唤来参与革命工作。因为取得了胜利，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纵情狂欢，以一种暴风骤雨的方式摧枯拉朽着。
这种冲突换了一副新面孔，但它曾经造成的悲剧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反复地上演。他们以前对别人被动地服从，现在则在以土地改革为标志的运动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早期基督教徒对人间天堂的期待。原始村落共产主义形式被那些抽象的政治措施给毁掉了，因为那些措施不再照顾农民的利益和他们对上帝的服从，它们很明显是反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的。有不少农民聚集在教堂周围，以上帝的名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动。
这种革命的情绪曾经在某些时候影响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有重头再来的努力和再生的欲望。我们都曾努力地去顺从周围的生活，轻而易举地顺从那些征服了我们年轻心灵的判断和规范。数年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会在我们正在成熟的体内陡然升起，就好像这世界只有现在才被创造出来，就好像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攻击我们的欲望，感到无从理解。
由于我们最终必须向世界的真实样子屈服，所以在我们后来的人生岁月里，这一叛逆心理成长的阶段会给我们蒙上一层面纱，就像是森林里的湖泊上微微闪亮的月光，就像是那引诱我们走向毁灭的幽灵。然后，我们会把内心深处的冲动跟某种过度的情绪混淆起来，那种情绪可能只跟某个特殊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称之为“叛逆”的东西，起源于我们自身最坚固、最顽强，也是最初始的部分，那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力量。
在身体成熟的转变期，我们的真实本性会引起内心的斗争和动荡，同时也估就早年生活中的混乱和压抑，达成新的妥协。我们总是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像自然界一样在起起落落中反反复复。在这个阶段，我走过了一段混乱的宗教信仰时期，也有过一段夭折的初恋，并且宗教信仰和初恋还裹在一起。
从小，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受父亲信仰的耳濡目染，自然自动吸收了那些宗教信仰。正是在孩童岁月，孩子的辨别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他会想信父母所信仰的东西都是可能的，不需要进行怀疑。对他来说，最高的力量可能会像魔力一样出现在人世间，而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时，在我看来，上帝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他非常宠爱我，他的口袋总是鼓鼓的，乐于送给我各种礼物。他几乎就是万能的。我确信自己能收到上帝的礼物，而且它并不跟我的日常表现挂钩，不像有些礼物需要我有好的表现，或者希望我有良好表现才能获得。那个时候，我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会不时地挨上桦木树枝的抽打，我总是在上帝面前抱怨这件事。结果，他完全同情我，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如果那天我的心情好，我也会反过来告诉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上帝要做的大事太多了，像我这样的孩子挨打算不得什么。
这些幻像经常进入我的日常生活。在睡觉前，我不仅把当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悄悄地告诉上帝，并且还很慷慨地说出整个故事，尽管他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仆人们在院子里堆了两个雪人，一男一女，是一对夫妇，就像给我们送鸡蛋的那一对。慢慢地，那对雪人夫妇发生了变化，慢慢地变得瘦小了，虽然变得很慢，但这种变化持续着并很彻底。最终它们倒下了，只剩下那个女人白色外套上的几颗黑钮扣和那个男人留下的一顶扁帽子。不过，他们曾经站着的地方仍然覆盖着他们冰冻的泪水。
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很感伤。那天晚上，我问上帝为什么？可是没有答案，上帝不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出现，我上天入地都找不到他。它令我感到失望，连几个字都没施舍给我。它在我需要的时候消失了。
我曾经是多么地信仰上帝啊。非常奇怪的是，上帝的消失让我变成一个好小孩，甚至比以前还乖，如举止更加文雅，更像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孩子。另外，我也不想给父母惹麻烦，我担心他们和我一样面临着失去上帝的烦恼，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曾经努力地想扭转局面，去模仿信仰宗教的父母，我是在他们的教育之下才相信现实的各种事物的。我在入睡前继续讲着我的故事，但是再也没有找到与上帝对话的感觉，故事中的人物也都找不到回到上帝身边的路径。当我跟同龄女孩子在一起玩时，我不太跟她们谈论这些“神圣”的体验。我让事情保持在一种暧昧的状态，就好像我不太确信它曾经唤起过类似的体验。不过，过了几个年头，我对那些体验的记忆逐渐消失了。
由于分析力不够强大，而欲望的力量又铺天盖地，每一个人孩子都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领域里开始他的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正常的孩子往往会丧失宗教加诸过来的教育的兴趣，他的批判性往往会转变为对现实的浓烈兴趣。
这样，我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更强的力量，去分享他的权威甚至它的万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抛弃了父母在宗教方面的观点。
后来，我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找到一首诗，那是我在芬兰一片白茫茫的雪夜里写的：
哦，头顶上的天空，
我把信任交给你；
不要让欲望或恐惧
将你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你伸展在我们的上方，
被风从这端吹到那端。
请让我跌倒前看清道路，
并再次把你看见。
我并不奢望逃离痛苦，
也不要求爱情的忠诚；
我要的是广阔的草原
好屈膝在你的足下。
这是来自我年少时期的某一段岁月的体验。我重新发现这首诗后，读了又读，甚至为诗歌中暗含的价值而虚荣了一回。
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小型日历，上面有52条《圣经》中的语录。每周是不同的一条。其中有一条说：“要学会心平气和，做你自己后，而且要亲手去做。”这段话一直跟随着我，哪怕我移居国外时，也带着它。它几乎贯穿了我远离上帝的所有岁月。我没有忘掉它，一是因为我父母的教导，二是它穿过了我的心。后来，当尼采听到这句话时，曾说：“应该抛弃那些四平八稳的衡量标准，要下定决心过一种完整、完全、完美的生活。”
在我十七岁时，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我跟信仰做起了直接的斗争。我就好像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跟冷静的现实发生了冲空。
当时，在改革后的福音派教会里，我跟着道尔顿牧师学习教义，接受笃信教导。道尔顿牧师的讲解不仅枯燥无聊，而且很多问题讲得含糊不清，特别是有一天讲到“上帝无处不在”时，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曾经认真地寻找着上帝，结果见不到他的踪影。
这时，上帝的形象在我的内心已经明显地衰微，一种秘密而愤怒的情绪油然而生，我抛弃了关于上帝的存在、正义和善良的理性证据。这使我感到震惊和迷惑，也让我感到羞愧，就好像上帝一直在被迫倾听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一切。
如何确认信仰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时，我的父亲就病了，病得很重。我让道尔顿给我讲述本该第二年讲述的教义，以免因我离开教会而导致的节外生枝。父亲去世了，我不再上坚信课，并坚决地退出了教会，不再视那些教规为自己必须遵守的条条框框。尽管在我的内心看来，我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就不会在父亲生前引起他不必要的不安，也不会让母亲承受着让别人非议的痛苦。把我引到这个地步的，并不是什么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而是某种不可调和的内心冲动，它已经煎熬了很久，爆发已是不可避免。
亲戚们都劝我回到教会，因为这对一个贵族家庭来说，脱离教会，简直是有辱门风。我几乎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时有一个可以将我从水深火热的境地拯救出来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吉洛特牧师。
吉洛特是荷兰驻彼得堡公馆的牧师，因为该教职不属任何教会管辖，所以他能够比较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思想前卫、博览群书、阅历广泛。他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神是借着大自然和《圣经》传播它的奥秘。他不仅在俄罗斯的上流社会中受到敬重，而且对那些对上帝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启示。吉洛特讲义的教堂在涅瓦大街上的彼得——保尔教堂，每到星期天，教堂里总是人满为患。有的人是为信仰而来，有的人则显了一睹吉洛特的风采。他常用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奇迹来论证《圣经》的可靠性，在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中，人们仿佛找到了一条回归上帝的道路。聆听吉洛特的布道，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件社交盛事。
那天，我正在涅瓦大街上散步，无意中走到了彼得——保尔教堂的门前。一个声音从远处的布道坛上传了出来，仿佛是来自天国的声音，在召唤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推开了教堂的门，缓缓地推出了走向圣坛，在前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我终于目堵了这位传说中的牧师的模样——风度翩翩，说起话来铿锵有力，神态像《圣经》中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