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保尔出走的真正原因我与安德烈亚斯订婚。在保尔看来，这是我要和他分手的表现。他选择了退出，独自一个人咀嚼其中的苦涩。
在我订婚之前，保尔也许还抱着几分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他而改变主意。
从和基洛特的初恋受阻后，我就抱着不结婚的想法，除非他能完全替代基洛特。对尼采、对保尔，我们可以交往，甚至可以日久生情，但不一定要结婚。其实，我的兄长中也有人一生未婚的，虽然他并不缺乏女人缘。
安德烈亚斯作为一匹“黑马”，从中途杀出。他是如何扭转了我一贯坚持的“不婚主义”的思想呢？
那是1886年夏日的一天。我正在书桌前写作，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给人的印象是长得很结实，脸部轮廓分明，满脸的胡子显得很有阳刚之气。他自报家门，说自己叫安德烈亚斯，对我倾慕已久。
这个人没有预约，让我有些不高兴。我并不喜欢陌生人的来访，这会打乱我的写作安排。但是，这个人身上似乎有着某种魔力，或者说藏着某种神秘，我还是客气地将他让进门来。
我当时有一种预感，会有某一种事情要发生。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上门，竟然开门见山地跟我说，要向我求婚。那一霎那，可把我惊呆了。
我从别人那里见到多种求婚方式，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求婚方式。此前，既无任何思想交流，也没一点思想沟通，完全是毫无商量，让人觉得无法接受。那时，我正在写作，需要新鲜的刺激和心灵的体验，所以一开始，我竟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来观察这段很有刺激性的求婚。
和保尔在一起生活了近五个年头，我依然没有结婚的想法。对于安德烈亚斯的求爱，我照样像当初对待尼采一样，列出了很多拒绝的理由。谁知，安德烈亚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的攻势一点都没有减弱。从这一天以后，他每天都到我的住处来，以各种理由找我说话。
当我拿出杀手锏，告知了我和保尔的同居状况时，也没吓退他。他说：“如果你们俩真的要在一起，那早该在一起，我想肯定是有什么阻碍着你们。”
安德烈亚斯对我跟谁在一起，并不在乎。尽管他的恋爱与婚史，我一无所知，但他也是年近四十岁的人了，他的经历比我的更复杂得多。他说，他看中的是我的现在，而不是我的过去。
在试图交往了一些日子之后，我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求婚方式是那样地咄咄逼人，让人无处可躲，让人束手无策，我只有缴械投降。
因为我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着尼采、保尔身上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一种力量、勇气和意志，就像我那当将军的父亲一样。尼采虽说是哲学上的超人，但他的生活充满着悲观、忧郁和狂妄；保尔虽然正直、阳光一些，但自卑感让他不敢对我说出半个“爱”字。安德烈亚斯想什么就说出来，倔强中显示出强大。也许是这种潜意识，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一种改变就悄然而来。我在生活中并不遵循什么原则，我追寻的是更加美妙的东西。
我屈服于安德烈亚斯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求婚。不过，我也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他要尊重我和保尔之间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友谊，不被婚姻所破坏；二是在婚姻中可以不和他过夫妻生活，即我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性行为基础之上。
对于我的这两个要求，安德烈亚斯爽快地答应了。当时，安德烈亚斯四十岁了，而我才二十五岁。也许，他是想着把我娶回家，日子一长，两张床也许就合成了一张床。
如果考虑到他的人生世故比我多好多年，而我又比我的同龄女孩幼稚许多，那么，他的信念和执着就显得有些可怕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两人对无法预先知道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都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的家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他晚上步行回家时，常常带着一把防身的短刀。当我们俩在桌前坐下来时，他就把刀从腰间解下来，放在桌上。一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来到我的住所，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毫无异样地拿起那把刀，然后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我吓得魂飞魄散。
我冲上大街，挨家挨户打听着哪里有外科医生。那些人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语无伦次地说，有人跌倒在自己的刀上。医生终于找来了，安德烈亚斯倒在地板上已经不醒人事。医生检查完毕，他的目光和话语中充满着怀疑，好像在说：不是安德烈亚斯倒在刀上，而是有人挥刀刺向他，甚至是我有意刺进去的。不过，后来，他什么都没说，因为安德烈亚斯苏醒了过来，并没有要追究我的意思。
这把刀在他的胸口造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伤口，愈合起来有些慢。幸好，他的胸脯很壮实，刀插得不深，离心脏还有一些距离。但那次也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则险些被牵扯进一桩谋杀案。我们都曾经站在死亡的门口。从那以后，尽管我们俩的心里都充满着困惑和绝望，但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迈入正轨。
不久，我们就订婚了。这是1886年的11月。
订婚的消息传出后，着实让周围的朋友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始终不肯钻进婚姻的“围城”，要不然，他们早就要撮合了。罗马的玛尔维达夫人更是不可理解，在她看来，我要么跟保尔这样善良的人订婚，要么跟尼采这样天才的人结婚，结果我却跟一个名不见经传、根本不认识的人订了婚。
不过，这个消息让我的家人喜出望外。对我的母亲来说，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不会再因与众不同的生活而让她尴尬。自从我们在德国分手后，母亲对我的管束是鞭长莫及。她最盼望的是我尽快找到一个好丈夫，然后放心地把我托付给他，她操心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婚礼。
我想到了吉洛特牧师，他是我的精神导师。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尽管我不能嫁给他，但还是想让他一起分享我的婚礼。我觉得如果没有他的祝福，那么我们的婚姻中总会有着解不开的疙瘩。
我给吉洛特写信，告知了我的想法，请他在荷兰的教堂里给我们主持婚礼。我那时太年轻，没有想到这是对吉洛特的一种伤害。为曾经心爱的人主持婚礼，而新郎不是他，这不是一种伤害，那又是什么呢？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是固执地要求他能答应我的这一恳求。吉洛特终于复电，让我们到荷兰去接受他的祝福。
1887年6月，我和安德烈亚斯的婚礼在荷兰的散德普特教堂举行，那里正是七年前他为我举行坚信礼的地方。吉洛特和安德烈亚斯都有些激动。不过，吉洛特在举行完婚礼的当晚，就匆匆回到了彼得堡，我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交流。
吉洛特是开启我青春情感之门的人。尽管时光正在淡化我们之间曾经拥有的感情，但这次我和安德烈亚斯的婚礼可能还是刺激了他。如果不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和家庭上的原因，站在这个教堂结婚的人是吉洛特。现在，他却以一个主婚人的身份出现。
婚后，我的名字就改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加了我丈夫的姓。
婚后几年的生活，我并没有多少可说——尽管在这个时期我也跟其他人保持着活跃的接触。我遇见过许多人，很了解他们的为人和言行；而我天生就沉默寡言，这使我的交往很快就从一个人挪移到另一个人，从一次私密谈话移到另一次。
当然，刀刺事件对我和安德烈亚斯来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曾经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拥有很多共同的欢乐，让我们看起来更像是夫妻。
在我丈夫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婚姻生活后，我们在柏林又搬进了另一所房子，那所房子位于一个公园里面，四周全是遮天蔽日的榆树。房子建得很漂亮，但年代已经很久远。房主本想把房子的内部装修得漂亮一些，不过，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没能完成装修，我们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了下来。一楼，房间很大，足够我们居住了，当时也没有更多的钱去整修二楼。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以及我的舞蹈学校——房子里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有两间卧室装着壁板，阳台也很宽敞。房间里沿着墙有一排壁橱，十分实用，可以放置书籍和装饰品。加上我们原有的一些家具，几乎不需要添加什么东西，就可以生活了。
这个家位于柏林城的南边，进入柏林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大游览车——冬天装载着到户外跑步的人，可以沿途招手停车。车辆走走停停，走得很慢。
对这个时候的生活，可以从我的《三月的欢愉》这首诗中看出几分来。诗是这样写的——
山雀的啁啾
像大自然的允诺
一声召唤，一声问候
春潮将至。
虽然她失去了庇护所
让我们忘记霜雪
直到春天到来
有如梦幻一般。
现在！他不能再诱惑——
让这三月的欢愉仍属于我
在冬景中平静地站着
聆听春天的召唤
婚后一段时间，我主动去适应安德烈亚斯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夫唱妇随。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我不曾答应的床第之欢。我的服装和饮食越来越简洁，越来越学习他享受新鲜的空气。在外人看来，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
这与安德烈亚斯在波斯湾的那段经历有关。他热爱大自然，那段艰苦的生活让他看淡物质享受，无论是饮食，还是穿着，他都是以俭朴为主。我很快适应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我们的伙食很简单，自己缝制衣服，亲自下厨房做饭，每天出门散步，甚至到森林中露营。安德烈亚斯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早上起来光着脚丫在院子里的小径上跑步，一年四季从不中断，连冬天下雪时也不例外。这种方法对锻炼身体极有作用，我们一直坚持到了晚年。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安排。柏林太大，而且也太嘈杂，我们后来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租了一栋房子，虽然比较偏僻，但安静怡人，太阳和星星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再说这里距离城市也不远。如果我们愿意，只要个把小时，我们就可以重踏都市的繁华之所。
新婚带来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相互间没有身体上的依赖，更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迷惘。在某些方面，我可能是个极度坚决的人，也许这与受到的初恋打击有关。
一开始，我丈夫对我的一些说法，都认为不过是女孩子气的想法，很快就会消失的。他所说的“很快”，指的就是整个一生，甚至直到死亡。我丈夫当时身强力壮、血气方刚，根本不把死亡当回事。当人们觉得他比我大那么多，又那么比我有阅历，而我跟同龄女青年相比，又是那么天真孩子气时，他仍以丝毫不动摇的稳定心态相信我，这一点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有时，我对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无法回答。在我的青春伴侣离开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哀伤无比——哀莫于心死。
他和我都不太了解我的真正本性——不管我们的观点是多么女孩子气，不管我在经过彻底思考后所怀有的什么样的信仰，它们对我的决定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拿自己脱离教会的行为，来解释我这一难以解释的性格特点。这不是对宗教的一种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真理的盲目信从。我曾经跟本能进行过斗争，因为我的冲动曾让父母感到痛苦和难堪，也引起了大家对我的说三道四。当时，我只是在整个事件中感到特别地兴奋，今天从道德的角度看，这甚至是有罪的。不过，真正做决定的不是我，而是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我听见自己在订婚仪式上高声地大叫：不！当我醒来时，我并不害怕我会真的那么去做。最后，我意识到，我的内心就是如梦中那样，想强迫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一种形式也不可能。
不管多么仔细地编织我们之间的关系网，但经常的情况是，这张网就像两根树枝之间的蛛丝一样轻飘飘的，最微弱的风都会把它们吹跑。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婚姻生活中最基本的纽带，缺少了应有的润滑剂，让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我们的人生只能是由于突然之间的某种领悟而发生变化。
这事来得非常突然。当时就过去了，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后来我们俩从来没有提到过它。
有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睡午觉，突然有一个人跨到我身上，脱我的衣服。我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本能地阻挡着他的贴近。我感到有个声音在我的头顶，那是一种充满着奇怪的热情的声音，接着就有热呼呼的嘴巴朝我的嘴巴逼来。我用人双手卡住了某个人的喉咙，仿佛在与这个人搏斗。那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渐渐地变成一种悲鸣。
我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这人是我丈夫，现在却成了暴力者。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过着一种没有实质婚姻关系的同居生活。他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我们之间奇特的夫妻关系，一旦生米做成熟饭，整个婚姻生活也许就可以走上正轨。
可是，我不允许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不知道我有多坚决，特别是这样事发生以后。
虽然我们后来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但他的这张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丈夫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冲动”或“压抑”。只有那些深入了解我丈夫性格的人，才会知道“冲动”的确切含义。导致这种冲动的是某种无法抵御的力量，我丈夫也屈于这种力量。他向我表达着这种冲动时，但更多地是把它压制在他的身体里。对于那些不了解我丈夫的人来说，我没有办法描写这种冲动，我在别人身上也没有看到这种冲动。
我对此的印象并没有受到那时的任何情感的影响，情感有时可能会克服意志力，比如强大的性吸引力，我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我的反应跟一般女人的不一样。这方面我几乎是一个中性人，我对青年时代的伴侣也是如此。即使我们关系很亲近，即使在花前月下，也少有卿卿我我。
最深的友情跟爱情也会区别开来——因为我们能感知彼此身体的疏远，有时是隐约的，有时是强烈的。但这回不是这回事。很多妇女都熟悉这种压抑，我由青年步入中年期间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这件事的发生，给我们的感情笼罩了阴影。如果他以更隐秘的方式，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手。无奈之下，我向安德烈亚斯提出了离婚。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也可以做你不想做的事，但你永远必须是我的妻子，这是法律规定了的。”
当时，我感到很绝望，感到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们甚至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整个世界丢给其他人，让其他的人来料理我们的事情。
但是，死亡对一个人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这时，安德烈亚斯在柏林东方学院任教。他是一个严谨的人，处处追求完美，为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则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张罗着做饭、洗衣这样的家庭事务。
说实话，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我感到自己的思想仿佛被装入一个密封的小瓶子里，无法释放。这让我怀念起与尼采、保尔和玛尔维达夫人在一起的时光。
彷徨、苦闷，随之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