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伊祖塔就在当地的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但是革命一来，可口可乐这种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怎么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继续存在呢？所以，戈伊祖塔就被迫流落到美国，住在当地的贫民窟里。不过，戈伊祖塔和一般的难民不一样，他虽然住在贫民窟，却还在可口可乐公司上班，即便居住的条件艰苦，每天上班仍是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很快，他就凭借才能在公司晋升，最后爬到CEO的位置。正是他在任期间，可口可乐公司彻底成为称霸全球的碳酸饮料，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正是因为戈伊祖塔的故事，让年少的许光头心中，对贫民窟留下了非常正面的印象——别看贫民窟的环境脏乱差，这里说不定就藏龙卧虎，孕育着未来改变世界的人才！
但是，许光头对贫民窟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总觉得贫民窟像印度，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样的；又或者像巴西，像《上帝之城》那样的。直到后来到了香港，才知道，自以为生活得蛮好，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小城市，按照香港的标准来说，不就等于是住在贫民窟里一样的吗？所以，富裕和贫困，其实是对比出来的，这话说得一点儿也没错。
香港也有贫民窟吗？当然。这里，许光头就要打破很多人对香港长期以来的一个偏见，那就是觉得香港是“东方之珠”，是“国际城市”，甚至以为“香港遍地是黄金”，好像香港人什么都不用做，是个“福利社会”，整座城市光鲜亮丽，等等。这个貌似是“常识”的观点，许光头今天尝试“颠覆”它。
香港这座城市，自从1840年被英国人打开以来，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个移民城市，或许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唯一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城市。而既然是移民城市，香港每天都要迎接来自全世界各地来来往往的人。这些人，有的是过客，有的准备长期居住，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到埠之后，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在这方面，有钱人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多的移民者，都是低下阶层，或者是出于各种各样原因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对廉价栖息地的需求就变得很大。这种情况下，贫民窟就成为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香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贫民窟，例如位于九龙城的九龙城寨，又如曾经的调景岭等。但是，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而如果今天你来香港，还想看看所谓发达城市的贫民窟长什么样子？那么，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绝对是不二选择。
重庆大厦原来是贫民窟
很多人知道重庆大厦，一般都是通过王家卫的那部文艺电影《重庆森林》。梁朝伟、金城武、王菲、林青霞……哎哟，“重庆大厦”不要太文艺！但是还有一种对重庆大厦截然不同的印象，是从新闻里来的。还记得吗？2013年6月，有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去香港旅行，住在重庆大厦里，洗完澡，包着浴巾从共享浴室走回房间，结果不幸被一名南亚裔男子强奸。那一阵，重庆大厦简直成了“罪恶之城”的代名词。网上各种吐槽，说香港的治安怎么这么乱，也有人说这位女大学生也太不小心，太不了解香港了。第一，她不应该贪便宜住在重庆大厦；第二，即便住在重庆大厦，怎么可以包着浴巾走来走去，不作死就不会死。其实，后一种说法虽然刻薄无情，但不失为事实。
如果这名女生在来香港前，能先看看这本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以下简称《重庆大厦》），我猜再给她十个胆，她也不敢如此春光乍泄了。
《重庆大厦》的作者是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他是个外国人，在香港教书、做研究已经二十多年。麦高登长年研究重庆大厦，几乎每星期都在那里蹲点。你现在到中大人类学系的网站上去看，还能看到他目前从事的研究中的一项，叫作“重庆大厦的世界：低端全球化如何运作”（The World in Chungking Mansions：How Low-end Globalization Works）。仅仅针对一座大厦，展开田野调查，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我本来不知道该怎样简单介绍重庆大厦，直到我看到书中有段对话，觉得太精彩了。有次，麦高登在重庆大厦里碰到一名内地游客。这游客估计也是那种两眼一抹黑，慕名而来的主。转了一圈，跟麦高登抱怨说：“我想吃中国菜，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中国餐厅。为什么一间都没有呢？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而麦高登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重庆大厦不算是香港的一部分。”然后，麦高登又说：“它更像是香港心脏部位的一块发展中国家的岛屿。”重庆大厦身在尖沙咀，说这里是香港的心脏，一点儿也不过分。于是就更加深了我们的好奇，香港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座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呢？
香港为什么需要重庆大厦
人类学的书往往有个缺点，就是比较注重对现象的观察，而相对缺少历史的追溯，《重庆大厦》这本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它对重庆大厦的前世今生、怎样沦入黑帮之手等着墨比较少。
但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在重庆大厦内出没的，大多是些皮肤颜色较深的人群，有的来自南亚，有的来自非洲。而麦高登通过大量的深入访谈、田野调查，通过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重庆大厦的众生相。基本上，“龙蛇混杂”都不足以形容这座奇葩一般的大厦了。比如，你别看这里住的都不是华人，深入研究却发现，实际上拥有重庆大厦产权的，大多数却是些从内地来的新移民。这些业主平日里完全不露面，一年365天，只有在每年的业主大会晚宴上才会相聚。麦高登神通广大，混进晚宴现场，其中一段描写看了让我觉得实在是好笑——
“晚宴即将结束之时，业主们开始用带有口音的粤语合唱《狮子山下》——一首象征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歌。这些中国大陆移民用一首歌宣告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这个香港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跟如今的香港也有一定的联系，现在的他们却经常看不起大陆新移民；基本上，他们在宣告：‘在多年的挣扎奔波之后，我们终于成为香港人了。’但讽刺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却是许多香港人不敢去的地方。他们的香港人身份基于一幢非洲人和印度人喜欢去的大厦，同样也是香港人引以为耻的大厦。讽刺之处即在此，也是重庆大厦众多矛盾之一。接下来的几年周年晚宴大同小异，但晚宴在2008年和2009年变得更加多元化了，还提供了重庆大厦南亚餐馆提供的自助餐，形式仍然与往年差不多。”
重庆大厦就是这样的地方，也是香港的缩影。你以为它表面看上去如何，其实只是拉线布偶。我来香港十几年，只去过那里一次，而且完全没有第二次光顾的欲望。基本上，那里也只是供香港本地人猎奇的地方，外地人反而比本地人对这个地方更充满好奇。这里实在住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例如，有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真假难辨的政治难民，长年等待联合国发放难民证。
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苦啊，在重庆大厦里，永远有排着队、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的人伸手要救济。但是，有些“难民”讲的故事真的很难相信，甚至有时候引得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要强忍发笑。比如有个人跟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说，他是非洲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他在文明国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父亲死后，按照部落规矩，他要娶自己的母亲才能继承酋长之位，如果不娶自己的母亲，老百姓就要杀死他。无奈之下，他只好逃跑到香港来。这种故事，怎么核实真伪？所以啊，兄弟，你就在这里等着吧，天长地久有尽时，此证绵绵无绝期。
为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会混到重庆大厦里来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香港作为“******”，有相对比较宽松的入境政策，比如只要买一张从香港转机的机票，就可以在香港入境，而入境之后，他们就躲进重庆大厦不出来了。第二，和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有关。这些难民的首选地本来是美国，但美国收缩了入境政策后，他们就一拥而上来到香港。
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收缩入境政策，以免这些人来香港造成负担呢？要知道这里可是香港，全世界的“自由之城”，就连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全世界最后的三个自由地中都包括香港。“自由”是香港所有核心价值中的核心。香港拥有全世界最高效廉洁的警察，但是对重庆大厦却视若无睹。你以为政府没有算过账吗？把入境政策一收缩，这些负担是减少了，但同时要付出的代价，绝对多过收益。根据麦高登的说法：“来过重庆大厦的每一万人中，两千人是避难者，四千人是持旅游签证的非法工人，另外四千人是商人或合法工人。”在这组数据中，后面两组占80%的人才是关键。这也是《重庆大厦》这本书想要传递的重点，那就是：重庆大厦这样的贫民窟，看似混乱不堪，实际上却是香港能够参与全球化经济重要的因素。
当你在重庆大厦看到“Nokla”（山寨诺基亚）、“Sory Ericsson”（山寨索爱）这些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中国的山寨机怎样被装满整整一行李箱，运到位于非洲国家的部落，成为当地人重要的通信工具？实际上，不光是山寨产品，大量的合法、正牌产品，也是这样通过这些商人，通过香港，完成全球连接的。有时候，我们会在香港机场，看到带有几十个红白蓝胶袋的非洲人，其实他们不就是从广州、义乌等地进货，从香港转运到老家的商人吗？重庆大厦的一项功能，便是提供给第三世界尤其来自非洲的商人，从内地城市进货的落脚点。
我们需要贫民窟
于是，我们就要说回城市贫民窟存在的理由。很多人，包括不少学者都嫌弃贫民窟，认为是城市的“顽疾”。有病，有病得治。就好像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廉思老师，前几年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蚁族》，告诉大家北京城里有个叫“唐家岭”的地方，外地毕业留京的大学生都住在那里。每个月支付低廉的租金，吃的也便宜，各种环境不好。有次我见到廉思，正是他在网上被人骂得最惨的时候。他为什么被骂？因为那些原来住在唐家岭的年轻人被迫要搬到离市区更远的地方。这当然不是廉思的初衷，但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你以为把唐家岭拆掉，贫民窟问题就解决了吗？怎么可能！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造成那些有高学历、没有北京户口、正在打拼的外地年轻人，每天浪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路上。而每个个体生命的浪费，加起来不就是整个社会的浪费吗？我们回看香港的经验，也是一样的。把九龙城寨、调景岭拆掉，以为贫民窟就会绝迹吗？只要一座城市还有魅力，吸引外地人来这里落脚，贫民窟就有大量的需求。结果，深水埗啊，大角咀啊，新的城市贫民窟马上就起来了。而且，香港还失去了九龙城寨这样一座非常有文化保育价值的“世界奇观”。
从罗伯特·戈伊祖塔的故事，到香港的重庆大厦，再到北京的唐家岭，都告诉我们，贫民窟非但不是城市的“顽疾”，反而可能是城市活力的来源。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供社会底层暂时栖身的处所，在贫民窟中，他们可以积蓄资源，以便来日厚积薄发。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消耗创业者的财富，就是灾难。一个城市，应该容得下一座重庆大厦，应该容得下贫民窟。因为，贫民窟照亮未来。
网友评论吧
@Kyo：虽然在讲贫民窟，可是我认为更多的是在传递香港的核心价值，而且许大哥对香港核心价值也诠释得很好。前些天和许大哥在下午茶时也聊到这个，例如茶餐厅就是香港价值的缩影。茶餐厅前身是冰室，二战后兴起于香港，主要卖西式饮品，后面单卖饮品很难开下去，就开始提供中式炒菜和西式饮食。我想除了我这样是香港音乐爱好者以外的，对香港的热爱就是觉得东西便宜吧。可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作为基石，香港哪里又有机会成为******呢？
女人生娃娃，男人坐月子
神奇的生命
人老没老，对许光头来说，不能仅仅从生理年龄来划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对自己未知的事物还有没有好奇心。一个人越是年轻，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越是想要去了解。相反，老年人看到新鲜事物往往提不起兴趣。比如，年轻人本能地对新出了什么手机趋之若鹜，而老年人面对这些，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你仔细去观察人们穿衣服的风格，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追赶时髦，但是好像到了一定年纪，突然有一天，从此之后这个人的穿衣风格就固定了，后来再有什么新浪潮，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他的余生都停留在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