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主关系”是对党群关系的基本定位的形象说法，这种关系是不容颠倒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讲到，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是社会公仆。列宁进一步强调党是群众全心全意的“公仆”和服务者，是为群众谋利的工具。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则是群众的“公仆”或“工具”。“公仆”的权力是“主人”赋予的，“公仆”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的。用邓小平的话说，“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种组织都只能是为其服务的“公仆”或“工具”。
“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党群关系现实联系的描述，反映了群众离不开党的基本特性。党是领导者，群众是被领导者；领导群众前进是党的基本职责和任务，群众自觉接受党的正确领导，是对共产党的先进性的自觉、理性的认同。革命时期是如此，“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设时期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种关系是由党自身的性质、条件和它的先进性所决定的。首先，党以工人阶级和群众为“基石”和“支柱”，由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体现了阶级性、群众性和先进性的统一；其次，党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始终推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为己任，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再次，党有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有这些，便决定了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在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而形成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在革命胜利后，群众也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组织下，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的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对于广大群众来讲，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以相分离的。
但是，党和群众“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改善党与群众的领导关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共产党是群众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向导、引导者和指导者。刘少奇曾经说过，“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主张，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否则，“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念等，都可能产生。”这些经典的论断今天仍然是适用的。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把党与群众变成上下级领导关系，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为害甚深，必须改革和创新。要探索党政科学定位、职能边界清晰、适当分开的途径，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对各项具体工作包办代替和事事干预，更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强迫命令。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要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并且形成最大的正向合力。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目的和归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案例链接
党群危机背后的公信力下降
——甘肃“陇南群体事件”的启示
甘肃陇南事件是典型的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做好群众工作、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所导致的，市行政中心搬迁本来是着眼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然而在搬迁中对开发商前期投入和群众生活，都没有明确周到的方案与解释，而且一些干部工作中不是及时与群众沟通，而是有意回避群众、隐瞒群众，最终导致危机的集中爆发。
一、事件经过与处置
2008年11月17日上午，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的住房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作出答复。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同志及时进行了信访劝解，但上访人员不听劝阻。到15时许，上访人员打出“反对搬迁”的横幅，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并围堵了市委大门，致使聚集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17日21时30分以后，400多人陆续强行进入市委后院。22时左右，部分人员推倒阅报栏，损毁绿化带，并开始冲击前来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武警和市委办公大楼，公安民警和武警以十分克制的态度采取措施将聚集人员清理和疏散出市委大门。24时左右，部分聚集人员向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打伤武警69名、公安民警2名、陇南电视台的新闻记者3名。18日零时30分左右，部分聚集人员强行冲进市委大院，砸毁了前院和中院两栋办公楼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砸毁汽车12辆，并抢走了部分财物。随后，聚集人员冲进后院。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现场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果断处置，现场抓获了35名不法人员，并将聚集人员清理和疏散出后院和中院。不法分子在前院纵火焚烧了市委保安室和信访接待室，以及停放在前院的摩托车、自行车和砸坏的办公用品，并将前来救火的一辆消防车强行抢夺开进大院，后被制止。之后，武警战士和公安民警将聚集人员清理和疏散出市委大门，4时左右，事态暂时得到控制。18日8时，市委大门口又陆续聚集人员，10时30分左右，部分人员冲进市委后院，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公安民警和武警，砸毁3辆小车。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公安民警、武警采取强制措施，抓获带头滋事的不法人员，并将其余人员清理和疏散出市委后院。随后，聚集人员又冲到市委前院和中院，纵火焚烧市委前楼、中楼、中院木楼和18日凌晨被砸毁的12辆小车。一些机关单位办公设施及文件资料被砸坏烧毁。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将停放在市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初步统计，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3.8万元。在甘肃省委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公安民警和武警紧密配合下，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武都城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事件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出由省委政法委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亲临一线指导处置工作。工作组召开会议，察看现场，研究对策，部署工作，起到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事件发生后，市委、市政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平息事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一是加强了组织领导。事件发生后，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安排部署处理事件的具体措施。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次事件的处置工作，18日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安全保卫、宣传、群众工作、综合协调、后勤保障、信息六个工作组，积极开展处置工作。二是加强了市区机关干部和群众工作。市、区两级共抽调干部1820名组成33个工作组，明确任务，包干责任。18日由市级领导和武都区领导带队，分赴15个社区和6个乡镇，全部进村入户，面对面对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向群众讲解事件真相，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解决问题，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自觉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及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明党员干部纪律确保社会稳定的通知》《关于在维护稳定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通知》。市直各单位召开干部职工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值班，落实安全保卫措施，正常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工商部门组织力量，动员个体经营者正常营业；教育部门加强学生安全管理，保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加强了舆论宣传工作。通过高音喇叭向上访群众做劝解疏导工作，播放武都区公安局关于处理这次事件的1、2、3号通告，奉劝上访人员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诉求；通过发布公告、市长发表广播电视讲话、播放录像、报纸报道等形式，向社会和群众公布了这次事件的真相；出动宣传车21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市委的决策，旗帜鲜明地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这次事件的立场、态度和决心，加强了对群众的宣传引导工作。四是加强了对不法分子的处置。在事件的处置中，本着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原则，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果断采取措施，共传唤询问违法人员110人，刑事拘留30人(取保候审7人)，经过谈话教育具结悔改80人，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五是加强了对社会面的控制。事件发生后，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和武都区各级党政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责，做好相关工作，积极主动地向群众讲明事件真相；人大认真做人大代表的工作；政协全力做政协委员的工作，全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安全保卫组合理调配警力，发通告对部分街道实行交通管制，对市内重要路段、关键路口布置警力，昼夜进行值班和巡逻，防止了事态的蔓延，保持了市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事件剖析与反思
陇南事件的事发原因是部分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2006年6月，陇南市开始开发建设武都区的东江新区和中楼滩。其中仅东江新区开发，即规划征收土地2800多亩，四期拆迁涉及1050户农户和单位。为筹措开发资金，陇南市引进开发商，并承诺在土地使用、手续办理等方面可提供优惠和便利。开发东江新区，当地拆迁户和开发商均极热情。大家提起开发东江的事情，都竖大拇指，认为市委、市政府给办了件大好事。开发商也看中了武都区作为陇南市府的地位和房地产开发前景，在东江新区进行投资。然而，拆迁户和开发商的热情从2008年3月开始因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传言受到很大打击。从3月起，当地就开始有陇南市行政中心要搬迁的传言，引起拆迁户先后数次到市委上访。陇南市委、市政府通过电视等进行了澄清。9月以后，当地再次出现搬迁的传言。11月17日，有传言称搬迁已定，连搬迁时间也已确定，导致拆迁户再次上访，并最终酿成了“11·17”事件。至于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一是陇南面对“大投资”产生冲动引发危机。面对迁建的大投资，陇南市对地产商的前期投入、对群众生活，甚至对当地干部的具体困难，都没有明确周到的方案与解释，这是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越是面临巨大投资的诱惑，地方政府越要严密论证、科学决策，才能够把钱用好，避免因项目冲动损害群众利益。从陇南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在特殊时期、特殊机遇的情况下，面临巨大快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建立怎样的工作机制、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是此次陇南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的一个课题，各地要多从执政方式、理念上想办法，避免草率决策、仓促上马。二是一些地方干部不敢面对群众。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许，武都城区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他们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作出答复。得知情况后，陇南市委主要领导安排部分市委常委、信访、公安等相关部门和武都区的负责人接访。上访群众此间明确表示要求见市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11时许，陇南市委主要领导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市委书记出面进行接访。上访群众表示，他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求一起同市委书记见面，拒绝选代表进行会面。尽管市委接待群众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直在现场做上访群众的疏导工作，但由于没能见到市委书记，上访群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一些拆迁户表示，他们到市委上访，就是想见一下市委主要领导，听一听市委对行政中心搬迁是什么样的考虑，对他们将来的生活保障有些什么样的准备，不是来听《信访条例》是怎么规定的。只要主要领导出来跟我们说说，说行政中心搬走以后你们的生活保障我们有考虑，由谁来管，那就啥事没有了。事件升级的前一刻，如果市委主要领导能够出面接待上访群众，对群众反映迫切的问题进行解释和疏导，那么事态升级仍可能避免。三是信息公开明显迟缓。从2008年3月起，当地就开始有陇南市行政中心要搬迁的传言，引起拆迁户先后数次到市委上访。陇南市委、市政府通过电视等进行了澄清。9月以后，当地再次出现搬迁的传言。从9月底到“11·17”事件发生的2个月时间内，拆迁群众仍不断到市委反映问题，要求政府保障自己的生计，也一直再未得到正面的回应。11月17日，有传言称搬迁已定，连搬迁时间也已确定，导致拆迁户再次上访。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是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前提性条件。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信息公开准确，事件处理及时，本身就意味着主动。一旦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可以说，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