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拜伦》
——纪念他的逝世
现在是1824年6月，拜伦爵士刚刚去世不久。
人们问我们对拜伦爵士以及对他逝世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重要呢？何必把它写出来呢？除非人们认为，对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这样一件巨大的事件，不论谁都非讲几句值得予以辑录的话不可。根据东方的奇妙传说，一滴眼泪落在海里，就会变成一粒珍珠。
在文学趣味给我们陶冶而成的特殊生活中，在对自由与诗歌之爱那个静谧的领域中，拜伦的死给我们的打击就像自己死了亲人那般沉重。它对我们，是一件切身的不幸。把自己的时光贡献给文学的人，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圈子在收缩，同时感到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范围却扩大了。一小部分亲近的人霸占了他心头的温存，但所有已故和健在的诗人，不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却获得了他灵魂里的爱情。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家庭，而他的诗又为他缔造了第二个家庭。他的同情心很少被身边的人所激起，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旋风越过时间和空间的界线，去寻找一些他所了解的人和他认为值得被他们了解的人。习惯与俗务周而复始、陈陈相因，在这种单调的循环运转中，冷漠的人群挤压他、撞碰他，但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却在他自己与他根据自己的爱好所选择出来的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情感的交流，也可以说是一种感应的电流。一种温馨的思想上的共鸣，就像一条看不见然而拧不断的纽带，把他和这些出类拔萃的人们联系起来，这些人在自己的世界里孤高脱俗，正如他自己在他那个世界里一样；因此，当他偶然遇上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一道眼光便足以彼此肝胆相照；一句话便足以互相深入心灵深处，从而认出彼此的投合；并且，不要多久，这两个原来不相识的人在一起便好像亲兄弟，好像两个曾经同甘共苦的朋友。
请允许我们这样说，我们刚才所说明的那种同情心已把我们引向拜伦，而且，如果有必要，还请准许我们对此说法引以为荣。当然，这不能算是天才吸引天才；但至少这是一种真诚的赞赏、真诚的热情和真诚的感激，因为我们对于以其著作和行动来感化人心的人们是应该怀有感激之情的。当人们告诉我们这位诗人去世的消息时，我们好像觉得有人夺去了我们的一部分前途。我们只能怀着从未有过的悲伤，永远告别了和拜伦结成的最富有诗意的友情（我们和这时代的大部分杰出之士，也愉快而光荣地保持着这种友情），并且我们把和他同流派的一位诗人向安德列·谢尼叶的英灵致敬的诗句献给他：
永别了，我不认识的青年朋友。
既然我们刚刚在拜伦爵士的特殊流派上透露了只言片语，那末，在这里考察考察这个流派在当前整个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也许不算不合时宜。人们对当前的文学加以攻击，似乎它可以被摧毁，人们对它滥施诽谤，似乎它会遭到判决，那些假充有才智的人善于颠倒黑白，企图在我们之间散布一种十分奇怪的谬误，根据他们的想象，现实社会在法国是由两种绝对相反的文学来表现的，也就是说，同一株树上同时结出两种相反的果实，同一个原因平行产生两个互不相容的结果。但是，这些敌视革新的人却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种顶新鲜的逻辑。他们每天继续探讨他们名之为“古典主义”的文学，似乎这种文学今天仍然活着，他们也探讨他们叫做“浪漫主义”的文学，似乎这种文学即将完蛋。这些迂腐的修辞学家，他们总不停地叫别人用现在的东西去换取过去的东西，使我们不由自主想起阿利奥斯特的傻子罗兰，他一本正经地要求一个过路人用一匹活马来换取他一匹死马。罗兰的确承认他那匹牝马是死的，因而补充说，这是它唯一的缺点。但是，这些假古典主义的罗兰们在判断事物上和诚实无欺上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此，必须强迫他们承认他们不愿承认的东西，并且向他们宣告，今天只存在一种文学，正如只存在一个社会一样；还要向他们宣告，过去时代的文学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纪念碑，但早就应该隐退了，而且它们在表现了过去时代人的社会习俗和政治感情之后，也的确随着过去时代的人而一同隐退了。我们时代的天才也可以和那煊赫一时的古代天才媲美，但它并不和过去的天才一模一样，并且，复活过时的文学之由不得当代的作家，正像园丁之不可能使秋天的树叶在春天的树枝上发绿一样。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其实这一小撮井底之蛙企图把普遍的思想扭转到上个世纪可怜的文学体系中去，那完全是白费气力。这片天然寸草不生的平原，从很久以来就已经干枯贫瘠了。况且，人们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之后也不会再唱多拉的情歌，而在拿破仑的时代，也不可能再去继承伏尔泰。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是一种其作家遭到阿利斯第德式的放逐的文学，是被一切笔杆所排斥而被一切竖琴所采纳的文学；是虽然遭受了多方面预谋的迫害但仍然有各种才华在它那充满风暴的领地里开放的文学，它像只在风吹雨打的土地上才生长出来的百花；它虽然遭到那些生性莽撞的人的排斥，但得到那些用灵魂来思考、用智慧来判断、用心灵来感受的人们的保护；那位歌颂菊布瓦红衣主教、谄谀庞巴杜尔夫人并凌辱我们的贞德的诗神，她所具有的那种软绵绵而厚颜无耻的姿态，我们时代的文学是根本没有的。它既不求助于无神派的烘炉，也不求助于唯物论者的解剖刀。它也不向怀疑派借用那笨重的天平，在这天平上，只有利害关系才能打破其平衡。它不会在酒神节的豪筵上为屠杀唱出颂歌。它不知谄谀和辱骂是什么，它也不为谎言涂脂抹粉。它毫不剥夺幻象的魅力。除了它自己真正的宗旨之外，其他一切它都视若陌路，它从真理的源泉里汲取诗歌。它的想象由于信仰而丰富。
它追随着时代而进步，但以一种庄重而合度的步伐。它的性格严肃认真，它的声音响亮悦耳。总之，它是伟大民族的大灾难之后的一种共同思想，忧郁、自豪而又富有宗教气息。如果必要，它会毫不犹疑地参与公开的纷争，或则为了主持公道，或则为了缓和矛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牧歌的时代了，所以，十九世纪的诗神便不能这样唱道：
Nonmeagitantprpulifasces，autpurpuraregum，
然而，这种文学好像人类的任何事物一样，即使在它的统一性之中，也有它阴暗的方面和软弱的方面。在它的内部，形成两个流派，它们表现出人类的双重处境，在这里，我们的政治苦难分别留下了智慧、容忍和绝望。这两个流派都承认某一讽嘲哲学所否认的东西，即永恒的上帝、不朽的灵魂、古老的真理与天启的真理；但是对于这些东西，一个流派是赞美，另一个流派则是咒骂。一个从天空的高处俯视万物，一个则从地狱的深渊仰观一切。前者把天使放在人的摇篮里，直到最终的时候，天使还坐在他逝世的床头；后者则让魔鬼幽灵和不祥的征兆在人的周围逡巡。前者对人说，他要有信心，因为世界上不只有他孤单单一个人；后者却不断对人加以恐吓，使他孤独脱群。这两个流派同样都具有描绘优美的场景和可怕的形象的本领，但是，前者小心翼翼，从不伤害心灵，甚至给阴沉的画面也赋予一种我所说不出的神圣的回光，后者则刻意使画面悲愁黯淡，在最欢乐的形象上也散布一种地狱的幽光。一个好像以马内利，温存而强壮，坐在一轮霹雳和光明的车上周游他的王国；另一个则像倨傲的撒旦，当他从天国被谪贬的时候，拖带了一大群星星坠落而去。这两个孪生的流派，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出生于同一个摇篮中，在我们看来，它们特别为欧洲文学中两个著名的天才所代表，那就是夏多布里昂和拜伦。
在我们惊天动地的革命之后，在同一片土地上，有两种政治制度在斗争着。一个古老的社会终将崩溃；而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兴起。东边是废墟，西边则是建筑工地。拜伦爵士在他阴沉的悲痛中，表现了濒死的社会最后的痉挛。夏多布里昂先生则用他高尚的灵感满足了苏醒了的社会最迫切的需要。前者的声音好像天鹅临死时的告别；后者的声音则像是凤凰在灰烬中再生时的歌唱。
拜伦爵士以他忧郁的天才、高傲的性格、充满风暴的生活，的确可说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所属的那种诗歌之典型。他所有的作品都深深印记着他的个性。读者像通过服丧的黑纱一样，在他每首诗里总看到有个阴沉而高傲的形象出现。像一切深刻的思想家一样，他有时也不免流于浮泛和晦涩，但他的话语反映了深沉的灵魂，他的叹息表述了整个的生涯。他的心扉，似乎每当一个思想从中喷射出来的时候，就要张开一下，犹如一座狂吐火焰的火山。痛苦、欢乐、情欲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神秘，而如果说他只让人通过一层纱幕看到真实的物体，那末，他却把理想的境界表现得一览无遗。人们可以责备他完全忽视了他诗歌中的法则，这是严重的缺点，因为一首缺少绳墨的诗就像一幢没有骨架的建筑或一幅没有远景的图画。他还把抒情诗人对起承转合的蔑视表现得有些过分；并且人们有时还希望这位忠实描绘内心情感的画家，在描绘有形事物的时候不涂上那么荒诞不经的光泽、不渲染那么虚无飘渺的色彩。他的天才往往太像一个漫无目的的散步者，他一面走路一面梦想，并且，因为他完全陷在一种深沉的直觉里，所以对他所经过的地方只能勾画出一个模糊的影子。不论他是什么，也不论他甚至写过一些不怎么好的作品，但他那狂放不羁的想象所达到的高度，却是没有翅膀是飞不上去的。雄鹰即使在把眼睛盯着大地的时候，那超群的目光仍然保持着凝视太阳的能力。有人以为，《唐璜》的作者在思想精神的某一个方面，属于《天真汉》的作者那个流派。这些人大错而特错了！在拜伦的笑和伏尔泰的笑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因为伏尔泰没有受过痛苦。
现在本可以讲讲这位品格高尚的诗人在如此坎坷不平的生涯中的几件事情；但由于我们对于使他的性格暴躁的家庭不幸的真正原因了解得不够确切，我们宁愿对此保持沉默，以免我们的笔不受控制地乱写。由于我们是根据拜伦的诗来认识他的，我们就很容易一厢情愿地根据他的灵魂和天才来想象他的生活。像所有一切高尚的人士一样，他肯定遭受过诬蔑和攻击。诗人的名字长期以来遭到流言蜚语的玷辱；我们则将这些流言蜚语完全归之于诬蔑。此外，即使是他的错误招致了一些攻击者，但他们面对着他的逝世，也首先抛弃了前嫌。我们希望那些攻击他的人已经原谅了他；因为我们并不以为，仇恨和报复有什么必要在墓碑上留下痕迹。
而我们，让我们也原谅他的缺点、错误甚至他的某些作品，在那些作品里，他好像从他的性格和才能的双重的高度上坠落下来了；原谅他吧，他死得这样高尚！他殒落得这样美好！在古代诗神的王国里，他好像是近代诗神的一个生性好斗的代表。作为光荣、宗教和自由的了不起的信徒，他把自己的剑与竖琴交给希腊古代伟大战士与伟大诗人的子孙；并且他的桂冠的重量早已使天平倾向不幸的希腊人那一边了。特别是我们，我们要对他深深表示感激。他向欧洲证明了，新流派的诗人虽然不再膜拜多神教希腊的众神，但却永远赞美它的英雄；他们虽然抛弃了奥林匹斯山，但至少没有和温泉关告别。
拜伦的逝世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普遍的悲痛。希腊的礼炮长时间地向他的遗体致敬，在国难深重的时候，希腊人以国丧的仪式把这个外国人的逝世当作全民的灾难。威斯敏斯特高傲的大门仿佛自动地开放，让诗人的灵位来给国王的陵墓增添光荣。我们在这隆重的举世志哀中，想看一看巴黎这个欧洲的首府对拜伦的英灵作了何种热烈庄严的表示，结果我们只看见个怪脑袋在侮辱他的竖琴和几家戏班子在亵渎他的棺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