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宫造办处与清代宫廷鼻烟壶生产
设在清代宫廷的造办处，全称应为“内务府造办处”，因最初设置在清宫养心殿，又称为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造办处是清代皇宫内管理手工作坊的机构。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以前，造办处设有画院、做钟处、玻璃处、炮枪处、舆图处、珐琅作、镀金作、玉作等四十二个作坊，以后经过历朝的裁并，到光绪年间，共有十四个作坊，工匠六十一种，俗称造办处六十一行。
我们已经说过，鼻烟壶的流行主要是在清代，而且皇宫中帝后及其他皇族成员和宫中官吏对鼻烟壶的使用和重视，与宫外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解宫中的鼻烟壶生产，是我们了解中国鼻烟壶发展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历史如过眼云烟，今天我们只有通过有关清宫档案以及经鉴定可以明确地定为皇宫生产的鼻烟壶，才能了解这段历史。
在我国收藏历代档案最为丰富的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有幸目睹并查阅了清代内务府所属造办处记载日常承领各项活计的清档。这分活计档起于清代雍正元年，迄于宣统三年。其主要内容是宫廷传旨交办各作：铜钅灭又作、金玉作、匣裱作、珐琅作等制作、承修物品等事项，并详细记述了年、月、日，交办人职衔、姓名、传旨内容，以及所做物品后由谁领走或进呈等。清代宫廷所用的各种鼻烟壶，除有一部分来自各地进贡的以外，主要都是由造办处根据皇帝的要求制作的，因此活计档是我们了解清代宫中鼻烟壶生产的主要依据。当然，在清代除了个别帝王在某些特殊时间和场合对鼻烟壶的生产制作有一些特别要求外，从总的来说，鼻烟壶的生产也是有一定定制的。而且从嘉庆开始，鼻烟壶的制作也如同清王朝的衰败一样，很不景气，所以当我们谈到清代宫中造办处的鼻烟壶生产时，主要描述的是清代前期宫中的鼻烟壶生产，而且仅仅涉及其内部管理、制作程序和用途等，其它方面则在另外有关章节中详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也就是雍正当上皇帝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代雍正行使对造办处管理职权的怡亲王，对造办处的人员说：“……嗣后尔等俱要各尽职分，不可疏忽。如匠役有迟来早散、懒惰狡猾、肆行争斗、喧哗高声、不遵礼法，应该重责，令该管人员告诉尔管理官，启我知道再行责处，不许该作栢唐阿等假借公务以报私仇，擅自私责匠役。”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由于某些造办处产品制作得越来越失去宫中器物应有的“皇家味道”，雍正皇帝对当时管理造办处各作坊器物制作的郎中海望说：“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做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宫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钦此。”雍正九年，造办处出现不经请示或手续不全乱做活计的现象。二月初七日，首领太监萨木哈向造办处的官吏传达了雍正皇帝的圣旨：“造办处先有怡亲王总理之时，凡事甚属严紧，亦无擅自传做活计等事，而出入人等亦不致混杂。即海望在京时，亦甚严谨。近来朕看得总管太监等传做活计，亦不奏明，往往擅自传做，尔等即应承做，以致耗费钱粮。嗣后凡有一应传做活计等项，不可即做。如有传旨着做，尔等亦宜请旨，准时再造。再造办处所管匠役，不可私做活计，当严加申饬禁止。钦此。”乾隆登基以后，首先对造办处进行了肃顿，更加强调严格管理，为造办处能按皇上的旨意加工生产各类器物从制度上做了保证。在清代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我们发现在乾隆七年有这样一段“记事录”：“十月二十六日奉和硕怡亲王、内大臣海望谕；为晓谕各作遵照事。看得造办处成做活计，俱系御用之物，均关紧要，尔等各作所进活计并不呈明详细看妥，即行送进，往往粗糙，以致上问。是以晓谕各作人员，应将呈进之活计，先送活计房着总管郎中色勒，司库刘山久、白世秀，副催总达子轮流查看。堪可呈进者，始行呈进；如不堪呈进者，即着该作妥善收拾；若不悉心详看，因循办理，仍蹈前辙，唯伊等是问。其呈进之活计系何人看过，详细注写明白，登记档案，以备查考。嗣后各作凡有呈进之活计，如有不呈送活计房令其看妥，擅行呈进者，倘被查出，从重治罪，决不姑息。另造办处以应活应稿件，俱着司库刘山久、白世秀协同画押，其副催总达子仍查核画押可也。特谕。遵此。”
总之，无论是雍正。乾隆，还是以后的帝王，对清宫造办处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他们亲自规定了造办处的有关规章制度和所做活计的审核程序，以及一些器物的具体做法等等，使造办处才得以制造出最具“皇家味道”的御用品。上述关于造办处内部管理的谕旨，并非皇帝随便说说而已，对于胆敢违背圣旨，不按要求去行事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严加惩处。
乾隆八年八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邓八格成做之活计，甚属粗糙，亦不坚固，交怡亲王、海望申饬。染铜不净之故，嗣后著用净铜。再从前降旨，节活进过后，十日内将下节应进活计画样呈览，今亦迟慢，并不依期画样，著作速画样呈览。传与邓八格亦著画样呈览，嗣后再若迟慢，活计粗糙，连管理事务怡亲上、海望一并治罪。钦此。”同年九月初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向造办处官吏转达太监胡世杰伟来的皇帝圣旨：“珐琅处做的珐琅活计糙，活计亦少，着怡亲王等将邓八格等议处。钦此。”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争论，司库白世秀提出如下处罚办法：催总邓八格罚俸二年，首领吴书，太监魏珠、栢唐阿、双住、文保、所塞各罚钱粮半年。这分处罚决定由太监胡世杰交皇帝御览，乾隆改动为：“罚俸二年者，罚半年，罚钱粮一年者，罚三个月。”并让怡亲王转告邓八格等人，这一次宽恩，如果今后再有违反，一定从重治罪。
做得不好的要处罚，做得好的就要奖励。雍正八年造办处活计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月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二日，郎中海望持进画飞鸟宿食雁珐琅鼻烟壶呈进。奉旨：此鼻烟壶画得甚好，烧造得亦好，画此珐琅是何人？烧造是何人？钦此。海望随奏，称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炼珐琅料是邓八格，还有太监几名、匠役几名帮助办理烧造之语。奏闻奉旨：赏给邓八格银二十两，谭荣银二十两，其余匠役人等，尔酌量每人赏给银十两。钦此。”
清宫造办处什么时候生产制作鼻烟壶、生产制作多少鼻烟壶，一般缘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帝王的要求，随时制作一定数量某种类别的鼻烟壶，一般来说数量不太稳定，有时多，有时少；其二，在年节到来之时，制造大量鼻烟壶，年节鼻烟壶一般都有比较稳定的数量。
在清宫造办处，有一名总管，负责管理所有的作坊。在制作一件鼻烟壶的时候，一般是由负责此项活计的作坊画出所制作鼻烟壶的清样，通过造办处总管，交给皇帝身边的太监，由太监转交皇帝。皇帝看过清样后，在清样上可能要做一些改动，提出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和要求，再由太监转回造办处。有关作坊立即根据改定好的清样，制造一件或数件鼻烟壶样品，再呈送给皇帝审看，如果皇帝喜欢，可能会下令再烧若干件，如果不喜欢，也可能再次提出修改。制作一件鼻烟壶，往往要在作坊、造办处总管、太监、皇帝之间来来去去几次才成。而一件鼻烟壶作品，常常集中有多种工艺，所以还要在各作之间来往传递。例如一件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便牵涉到珐琅料烧制、玻璃胎的制作、画工绘画等至少三个方面的工作，最后还要送到匣作，按规格为制作好的鼻烟壶定做一个精致的匣子。
二、地方鼻烟壶生产
宫中生产的鼻烟壶，主要是为皇帝所用，只有地方生产的鼻烟壶才能为地方官吏和一般百姓使用。当然，历代帝王莫不竭力搜刮民间珍品，因此，很多地方生产的珍贵鼻烟壶，也都被以各种名义送进了宫中，供皇室享用。上一节，我们着重介绍了宫中造办处的鼻烟壶生产，这一节我们将介绍以北京、广州、博山为主的地方鼻烟壶生产。
三大家与北京鼻烟壶
北京自元代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达官贵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鼻烟壶在中国大规模盛行的时候，北京应该是最普遍的地方。
北京生产的鼻烟壶，主要是玻璃质地的。北京并不产玻璃原料，它所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从山东博山买进的。当时称玻璃为“料”，所以玻璃鼻烟壶又称为料鼻烟壶。
北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鼻烟壶的，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只是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获知，到清代乾隆时期，随着鼻烟壶在制作形式、工艺与质地等方面较前一时期飞跃的发展，在北京形成了。辛家坯”、“勒家坯”和“袁家坯”三大家激烈竞争、互不相让的局面，促进了鼻烟壶在北京的发展。由于更加注意质地和工艺，使鼻烟壶在玩赏方面的价值也超越了其实用价值。从这一点上说，鼻烟壶能成为身分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似乎与北京地区的鼻烟壶生产有一定的关联。
无论是辛家坯还是勒家坯和袁家坯，所制造的鼻烟壶都是以玻璃为质地的，他们在竞争中推进了鼻烟壶由实用品向艺术品方面的发展，也使鼻烟壶成为清代北京玻璃制品中最精致、最有艺术价值的品种。
在三大家中，尤以辛家坯鼻烟壶为精。这种鼻烟壶色泽如同宝石，光彩夺目。它还有一种鼻烟壶，颜色好象冲熟的藕粉，在半透明的坯料中，含有丰富的珍珠一般的小泡；这种鼻烟壶一般都是套红的，也有套五色的，如果没有高超的技艺，是根本制作不出来的。由于辛家坯鼻烟壶十分精美，所以在后来也进入了皇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日晚，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沦陷，恐慌之中的慈禧太后只睡了一个时辰，便召集东宫和光绪皇帝离京出逃。这支逃难的队伍，匆匆装饰，连慈禧太后也只是蓝布衣褂，装扮得如同一位乡间妇人，昔日的那种骄横和肆无忌惮不见了，使人根本看不出竟是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和皇后在外出。他们虽然有数千人跟随扈驾，很多时候却只能露天营宿，有时虽能夜宿土炕，却无被褥。饥饿之时，帝后尚有米、粥充饥，随从则只有在庄稼地里找点瓜菜填腹。即使在这样狼狈和落迫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却仍未忘记玩赏鼻烟壶。有一次，皇帝突然说：唉，出宫时太匆忙了，竟然忘记携带鼻烟壶”。当时适逢瓜佳相国在场，连忙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两件玻璃鼻烟壶，递给皇帝。光绪一见，十分惊喜，说：“这不是北京辛家料鼻烟壶吗？你还随身带着？”相国回答说：“这的确是辛家料鼻烟壶，皇上很有眼力。它们是我在京时从市场上买的，一壶一千余金。离开皇宫时，我把它们带上了。”关于这件事，当时的清宫词人胡延曾作《辛家料烟壶）一首，曰：“草草穿成八百珠，朝冠一样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壶。”其中前两句，是说瓜佳相国为皇帝买朝珠之事。确实，直到清代末年，辛家坯玻璃鼻烟壶都造价极高，北京的豪贵都争着购买，使辛家坯名扬京城。
三大家中的第二家是勒家坯，是由一位姓勒的工匠制作的。勒家坯鼻烟壶也有藕粉地的，色泽如同冰雪一般，洁白可爱，设色和辛家坯、袁家坯均有所不同，达到了。红紫苍翠、天然间迭”的艺术境界。袁家坯玻璃鼻烟壶的主要特点是体重而胎薄，其地色或如砗磲者，或似凉粉者，并且能在一胎上套五色料，按色做花，非常美观，其中红、蓝之色如同红宝石、蓝宝石，黄色则很象旧金珀，在光照下可见金珀具有的那种纤细丝纹。另据清代赵之谦在《勇卢闲诘》一书中所言，袁家坯还有一种鼻烟壶雕镂仙山楼阁，珍禽异兽，有的点缀五色，如繁星在天，又被称为“桃花洞”。
总之，北京生产的玻璃鼻烟壶既取便适用，又样式多样，注重艺术装饰，追求精美，壶径大者逾寸，小者只有手指一般，既姣小又可爱，自成风格。
中外交流与广州鼻烟壶的发展
清代乾隆年间，李调元在其《南越笔记》中描述了广东鼻烟和鼻烟壶的流传情况：“鼻烟、烟草，今在处有之。粤中有仁草，日金丝醺，可辟瘴气，多吸之，能令人醉，亦曰烟酒。又有鼻烟，制烟为末，研极细，色红，入鼻孔中，气倍辛辣。贮以秘色瓷器及玻璃、水晶、玉器瓶、盒中，价换轻重，与银相等。来自西域市舶，今粤中亦造之，足以馈远。”
这段记载中所描述的广东的鼻烟壶，有瓷、玻璃、水晶、玉等，其实是不完全的，但当时仅以广州而言，确实是生产有大量鼻烟壶，它一方面接受外国鼻烟壶的传入，另一方面也把本地生产的鼻烟壶输往国外。广东的鼻烟壶生产制作和使用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因此，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广州鼻烟壶的概况。
广州的鼻烟壶能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中国鼻烟壶生产、进贡和出口的主要地方，是有原因的：其一，唐代以来，广州一直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明末清初，广州出现了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乾隆时期，广州利用外贸上的优势，自己生产或进口的手工艺品种都十分丰富，大量的外国鼻烟壶同外国金银器、珐琅、钟表、油画、规矩箱等工艺品一道进入广州并从广州进入宫廷及全国其它地区，包括鼻烟壶在内的广州本地生产的各种工艺品也在这种物质文化交流中得到借鉴，因此使具有广州特色的鼻烟壶艺术得到了发展；其二，广东种植烟草、吸闻鼻烟十分流行，广东靠近菲律宾及南洋诸国，当烟草和吸闻鼻烟的习俗被带到中国的时候，最先得知的便有广东人，广东地处南岭，夏天常常阴雨连绵，在潮湿的气候里，吸闻鼻烟便成为人们必需的行为之一，而进入广州的外国人对鼻烟的贪婪和对鼻烟壶的钟爱，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州人，促进了广州鼻烟壶生产的发展；其三，广州原本就有比较发达的玻璃、象牙雕刻、彩绘瓷器、玳瑁雕刻等工艺，这些工艺与外国的技术相结合，取长补短，制作出了更具特色的广州鼻烟壶。广州生产的鼻烟壶主要有以下几个品种：
（1）玻璃鼻烟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