崆峒文化是以平凉崆峒山为其外在形态标志，以中华民族从蒙昧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和人本价值观为中心内容的多维文化总和，用文明的文化思想治理国家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体系。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国西部地域文化的因素，还有外来文化的因素；既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其表现出的物质形态文化和精神形态文化的统一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追求，都反映出了祖先们与我们后人在价值观上的一脉相承性。
为了从微观和宏观、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崆峒文化的内涵、特点和影响，积极寻找崆峒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传承崆峒文化精华，托出崆峒文化的时代精神，开发崆峒文化的特色资源，广泛传播崆峒文化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崆峒文化在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甘肃崆峒文化研究会于2006年7月21日—24日，在崆峒山举办了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挖掘崆峒文化内涵和外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甘肃省的55名教授、专家和有关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以及企业界人士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共收到了《崆峒文化价值的多维性与多层次性》、《朝那系古羌人留下的地名》、《崆峒源流探》、《道源圣地崆峒山》、《汉唐辉煌中的崆峒文化》、《崆峒文化与崆峒精神》、《崆峒文化的内涵及其旅游开发》、《凸现道教名山特色，全面打造崆峒山旅游业》等40余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评委会对参会论文通过交流、评审、筛选，将其中的19篇编辑成《崆峒文化研究论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同时将甘肃崆峒文化研究会自2006年2月成立及成立以来的一些重要资料汇编于其中，以使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甘肃崆峒文化研究会的性质、特点和任务。
《崆峒文化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平凉市崆峒区委区政府和崆峒山管理局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编辑本书过程中，限于篇幅对有关作者的文章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对王知三先生和王莲喜女士合写的《关陇地区地理文化资源纵笔》一文（3万余字）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对茹坚先生的两篇论文合为一篇，在此表示歉意。
本书由高顺有、仇非同志审稿编辑，孙红英同志校对。由于水平有限，对疏漏和错误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8月
黄帝问道与修身体道
马志荣
黄帝问道的故事出自《庄子》，应该是反映了庄子的学术思想。广成子的“至道”也应是庄子的“至道”，而“问道”的主角却是黄老学派的牵头人物。这两个学派在学术上是同源不同流。
何为道，最早论道者当属老子。老子是一位早于孔子、庄子的“古之博大真人”（庄子语），他的思想集中在《老子》（或曰《道德经》）。这是一部集“治国”与“治身”为一体的智慧宝鉴。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单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作个简单的概括。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以“道”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在治国方面主张“无为而治”，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天下大治。在人生之道方面，他主张修身存己，从而达到“修身体道”，实现治国与治身的统一。在黄帝问道的故事里“修身体道”应是解开问道之迷的金钥匙。
老子之后，道家实际划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庄子、列子、杨子为代表的庄列学派。这一派发展了老子“修身养生”的思想，但对于政治是比较淡漠的。另一派是黄老学派，有专家认为，黄老学派是典型的政治学术，其特点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司马迁语）。就是说以黄老为本，融会它家。其二，“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而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司马迁的这段话，就是对黄老“君人南面之术”的精彩概括，也正是以“道德”与“自然无为”为形上之术，以“刑名法术”为形下之用的政治哲学。在这点上，应该说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有差异的。但恰恰这一点，也就是我们理解黄帝问道故事的又一把钥匙。
黄帝问道是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问道，二是悟道，三是授道，四是得道（了道）。这四个方面反映了道家两个学派在学术方面、思想方面对社会态度方面复杂的关系。
黄帝问道一开始问的是治国“至道”，这与黄帝的身份、与其所关心的大事是一致的，但是却受到了广成子的批评。广成子说：“自而治天下，云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语至道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治理国家连云聚起来就要下雨，树叶黄了才会下落的道理也不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至道’呢？”这些话也够尖刻了，可黄帝居然没有生气，而是“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从下风膝行而前再拜”，请问“至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广成子和十分虔诚求道的黄帝。如果从故事的表象来看是黄帝求道心诚心切，但如果从两个学派的思想方面理解，其实是学术思想的较量，是为庄列学派立传。
第二环节是“悟道”。黄帝受到广成子的批评后，苦思冥想三个月，终于想明白无处了对“修身体道”的妙用。于是改问“治国之道”为“治身之道”，果然十分奏效，广成子马上授道，而且称赞他问到了“至道之精”。这里比较充分地彰明了庄子（广成子）“修身养生”的“至道之精”的正宗地位。这些也是需要读者“悟”的。
第三环节是“授道”。广成子给黄帝传授的“至道”，大家一致认为是治身之道。但广成子又说：“得吾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皇”是大的意思，就是说“得吾道”可以成为“大人”。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黄帝从中又会“悟”出什么“至道之精”呢？
第四环节是“得道”（了道）。故事本身没有说黄帝悟出什么，只是说黄帝“得道”后在位百年，天下大治，然后成仙升天。《崆峒志》有一段这样的话，黄帝“得闻至道、因作阴符。龙虎诸经以寓至道”。《龙虎经》作者不详，是炼丹之术，就算做修身之术。《阴符经》传说是黄帝所著，是道家修炼之术。有史料记载，此经曾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荃六大家作注。这些作注的人都是乱世的治国能臣或世之奇人。可见《阴符经》充满治国之道，这与庄列学派的主张有明显区别，它将“至道”不仅运用到了“治身”，更是运用到了“治国”。
综上所述，黄帝问道从表面上看是广成子（庄子）的主张得到了宗主地位，实际上是黄帝从中“悟”出了治国之道。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社会上充满多种不和谐。黄帝初王天下，同样存在许多矛盾。人的身体要健康就得各个器官和谐，社会与人一样需要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问道的故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就是“修身体道”的奥妙。
作者：甘肃联合大学副校长、副研究员
老子和谐思想述评
杨芳
中国古有谚语“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而且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和至高境界。在中国文化中，和谐与一切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连，如和平、和睦、和气、和善、和美、和乐、祥和、柔和、温和、亲和等等。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灵魂。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其他思想家，都把追求和谐作为自己的哲学目标。而将和谐思想归纳为关于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等等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于当时及后世二千多年间，在人们内在精神和道德领域中潜在地、持续地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首推老子。
“世界文化十大名人”之首、被现当代学术界称为“双父”（中国哲学之父、世界哲学之父）的老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他姓李名耳，生于公元前571年，楚国苦县（现在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公元前516年，周王朝内乱，王子朝兵败被逐，“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因此“被免而归居”（《庄子·天道》），回到陈国。他看到天下大乱，不得其时，乃蓬蔂而行，骑青牛西行“至关”归隐。关令尹喜强为著书，于是有《老子》留世。
在博大精深而又言简意赅的《老子》五千言中，老子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强调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他抨击当时的统治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充满着辩证唯物思想，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在物质上，他强调“知足”与“寡欲”，并进一步在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出只有“无为而无不为”，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各尽其力而不争名利、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他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体现着尊重客观规律、保护自然的思想，与当今重视环境保护的观点相当吻合。重新认识《老子》，全面了解老子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内涵，对于拨开重重迷雾清醒地看待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老子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
（一）古代中国“和”的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
1.“和”来自于“声”
“和”，在中国文化中，最早孕育于远古的巫术礼仪之中。其最初的表述对象都是对于声乐、音韵的描述。人类早期的这种原始文化形态逐步分化形成了“乐”与“礼”。“乐”在远古指的是乐、歌（诗）、舞三位一体，中国古典美学高度重视“乐”中所包含和体现的“和”。可见，古人对“和”的认识，首先是从直观的效果中取得的。之后，先秦美学认为“和”之美不仅在于自然形式恰到好处的统一，更在于这种统一中所显示的重大伦理道德意义，其思想显然远为丰富和深邃。“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西周，礼是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也包括各种礼节仪式。周礼的核心，是奴隶制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直观地看，“礼”强调的是“分”、“别”、“异”，“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淮南子》），而进—步看，“礼”强调“分”、“别”、“异”，目的仍在“和”。
2.“和”区别于“同”
“和”作为一种范畴被提出，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西周将要灭亡，原因是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不顾人民的意愿，且“去和而取同”。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百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不同的元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中就是“和”。这是最早出现的和谐思想或观点。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列出，并把它们之间本质不同的分析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他特别强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总之，事物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它们相互配合，协调组成新的事物，达到理想的效果。和谐的作用在史伯看来，“和实生物”（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则不继”（相同的事物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这样，“和”就从单纯的现象和效果，上升为哲学意义上抽象的范畴了。
（二）中国古典哲学里的“和”
在中国古典哲学里，“和”与“道”一样，是核心范畴之一，尽管内涵各不相同，但都有着无所不及的包容量。
1.“五行”、“阴阳”里的火花
“五行”的起源很早，而箕子首次将五行表述为“水、火、木、金、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史伯亦将“五行”视为产生“百物”的物质元素，并以“和实生物”的概括突出了“和”在其中的作用。春秋时产生五行相胜（即相克）思想，战国时代“五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理论。“相生”意味着相互促进，“相胜”意味着相互排斥，“相生”、“相胜”是“和”必然经历的过程。
“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向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气或物质势力。黄帝《阴符经》提出“阴阳相胜之术”。西周末年伯阳父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
2.《易经》、《易传》中的体系
萌芽期早于殷周，相传为周人所作的《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经典，分为《易经》和《易传》，保存了上古社会的一些情况和古人片断的思想认识资料。它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阴阳二性具有本源性和功能性，乾坤（阴阳）既构成自然万物的生成之本（“元”），又构成自然万物的生成之因（“生”“成”）；六十四卦则揭示了阴阳运作的过程，展示了天道运行、化生万物的一个秘密，即“阴阳合德”，“刚柔相推”。“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是阴阳交合在天地万物生化流行中的作用，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传》中记载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还记载有：“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刚柔相推的结果。所以《系辞传》中又记载了：“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总之，阴阳与刚柔的和谐作用，孕育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
不仅如此，《周易》还进一步揭示了“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的法则。天道是没有意识的，但是天道有规律。恒久、恒常就是法则、常规，也即规律。所以豫卦《易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就是说，天地按照规律而动，即和谐地运动。日月周转不会偏离轨道，四季更替不会出现差错。天地万物有盈满就有亏损，都是因应着时光的流转，或消衰，或生息。自然界的变化有规律可循，有序运动，不相紊乱。《易传》还常常把这种“不相紊乱”的自然变化称为“阴阳不测”之“神”。如《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里的“神”就是规律，就是和谐。
在《易传》中，阴阳之道更演变成一套较为系统而健全的天人理论体系，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自然与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则是同本同根，遵循着共同的变易法则，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天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分开来说，有天道、人道之别，总而统之，又可以谓之“一阴一阳谓之道”，二者是统一的。天人之间具有相参相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合规律的运动。在这样的“和谐”中，天与人、自然与人，可以超越分别，达到合一，达到和谐和统一。如《文言传》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见，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协调与合作、和谐与统一的关系。
（三）“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功用
1.应用于“君臣”、“万邦”的关系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