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开始，为了推动东部地区钓重点发展，在东部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建立了经济特区。后来又在东部沿海地区确立了14个开放城市，还建立了数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随之又将海南岛和上海浦东作为新的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内部又建立了一批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的保税区，以吸引外商投资。1985年又确定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带作为沿海的经济开放区，之后又开辟了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重点的环渤海经济开放区。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断采取扩大开放的措施，例如，在深圳特区建立生产资料保税市场，在深圳和上海培育股票市场，在两地建立了证券交易所，除发行普通A股外，还向海外投资者发行特种股票B股。
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家对出口创汇实行了优惠政策，东部地区的留利比例高于西部地区。还在东部地区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十多家金融机构，开辟了筹措资金的新渠道。
由于对东部地区采取了多方面的倾斜政策，东部地区在许多方面提高了吸引力和竞争力，导致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向东部。深圳的国内人才中，90％是由内地流入的，据1992年的调查反映，西北地区银行贷款有20％—50％都贷到了广东、海南、山东等地。西部地区多为原料大省，但原材料和能源以较低的价格调入东部，而又以较高的价格将东部的加工品运销到西部，形成了西部利润的双向流失。虽然国家从东部的税收中给西部以一定的补偿，但总体上看，西部的资源、原材料优势未能发挥重大作用。
当然，在国家实施梯度推进战略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西部的开发和发展，对西部的发展也曾采取过积极的措施。国家曾在重庆等西部城市推行过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强化了对西部地区扶贫的力度，并安排了一些矿山、水利、交通和工业项目，特别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的力度，包括超大型的三峡工程的上马，大批石油、天然气基地的开发。在东部开放过程中，也加大了西部的开放，在西部地区建立了许多内陆开放城市和边境商贸口岸，特别是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以后，加快了西部地区向中亚和欧洲开放的步伐。
总体上看，实施梯度推进战略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积累了改革和开放的丰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中西部地区相继仿效沿海开放城市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大大推进了内地改革开放的步伐。东部沿海地区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业的升级，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水平，给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提供了大量税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梯度战略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东西部经济差距拉大过快，东西市场交易出现了不平等的双进双失现象。东部由于投资相对过量，劳动力过剩，土地紧缺、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象日益突出。西部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优势反倒变成劣势。这种状况说明，梯度推移战略并非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尤其对推移的时间和条件要做到及时掌握，随着各不同地带出现的差异和矛盾，及时转变开发重点，作出新的战略决策。
二、地区差距扩大及其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梯度发展战略，中央把发展的重点首先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的一半投到了东部，在东部率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设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数10家经济开发区，并采取了税收减免、来料加工、进口关税减让，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从而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东部优先发展的战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给全国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和经验，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梯度战略，导致了东部与西部差距的扩大。针对地区差距扩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适时调整地区发展战略，实现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1．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态势及其危害
我国是一个区域大国，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大国一样，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均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地经济均以快于改革前各自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加剧。（见下表）1978—2003年，东部区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50.6％上升到58.5％，上升7.9个百分点；中部的比重由29.3％下降到24.6％，下降4.7个百分点；西部的比重由20.1％下降到16.9％，下降3.2个百分点。
我国地区差距具有区域上的多层次性和内容上的多侧面性的特征。从区域上来看，地区差距既存在于东、中、西部之间，也存在于南、北地区之间，还存在于同一省、市、区（以下简称省区）不同的市县之间；不仅存在于欠发达的省区内部，而且存在于发达的省区内部，甚至存在于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地区内部。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6306元，中、西部分别只有7775元和6217元，东部是中、西部的2.6倍和2.1倍。同年，南部沿海地区人均GDP为18287元，北部沿海地区为14021元，南部沿海是北部沿海的1.3倍。2002年，陕西关中地区人均GDP为6759元，陕北人均为4339元，陕南人均为3302元，前者是后两者的1.6倍和2.0倍。同年，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GDP为34295元，山区县人均只有6558元，少数民族县只有4477元，前者分别是后两者的5.2和7.7倍。2003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8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人为6496.3元，前者是后者的2.1倍。
从差异的方面看，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差距，也存在着社会发展差距。换言之，地区之间在教育、医疗、人均期望寿命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城镇服务设施，东部占全国的45％，西部占20％；农村社会保障网络，东部占45％，西部占12％；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东部占51％，西部占17％。
事实上，人们所感受到的地区差距要比上述数据所反映的大。这是因为人们所感知的地区差距的大小既与所比较的区域及其规模有关，又与所选定的指标有关。如果选择最发达的地区与最落后的地区相比，那么，人们将看到悬殊的地区差距。如2003年，上海人均GDP高达46718元，而贵州只有3603元，前者为后者的13倍。
当然，如果将流动人口的影响考虑进去，地区差距水平会有所下降。据估计，2000年，如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影响，上海人均GDP将下降18.5％，北京将下降17.7％，广东将下降16.3％，浙江将下降4.7％；四川人均GDP将上升8.3％，江西将上升9.1％，安徽将上升7.0％，贵州将上升3.3％。
然而，无论如何，地区差距不仅存在而且水平较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地区差距的存在及其扩大，使人们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人们产生了对于“两个大局思想”的怀疑，这业已成为地区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东西部差距的日益扩大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西部地区的资源、人才不断流向东部地区，挖空了西部地区发展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难以很快解决，而返贫现象又迅速扩展；西部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生产水平难以提高，生活质量也难以上层次；西部地区的不发展还给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侵略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西部地区的不发展影响到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资源过量开发造成资源近乎枯竭，东部地区的某些优势产业由于人员工资上升、地价房价高涨等因素而面临困境，优势地位逐渐失去。
总体看，东西部差距的扩大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直接带来不利影响，对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国防安全也会产生消极后果。中央发现东西差距扩大的严重后果，及时进行地区发展战略的调整，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反映了全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愿望和要求。
2．针对地区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开发大西部是中国实施现代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前提下实施的地区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要求国家在战略重点向西转移的过程中，要把资本、技术和先进设备优先投放到回报率较高的地段和产业，不是平分资金，平均布点。这一发展战略在强调重点开发西部的同时，对东部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对中部的发展也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因此，它是推动全国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决策。国家在实施梯度推移战略中就确定，时机一旦成熟，战略重点要向中西部转移。不过由于条件尚未成熟，这种转移工作经过20年的东部大开发才提到议事日程。在东部优先发展期间，西部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国家对西部的发展也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中央对地区发展的总方针是东部优先，带动西部。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时候，就强调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其他地区。1986年邓小平强调，沿海和东部先富起来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有义务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的发展。1988年邓小平在讲到“两个大局”时又强调沿海地区要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这一时期，国家的重点项目主要投放在东部，但西部也有相当多的项目开始动工。在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方面，国家给西部较大的投入，使许多地方的人民实现了温饱，并向小康道路迈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尽管西部的速度慢于东部，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都有较大的发展。西部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期间也异军突起，占有西部经济的半壁河山。
从十四大到1999年，中央对地区发展的方针是东部优先，兼顾西部。这期间，我国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在东部已经形成，而这期间东部乘发展市场经济的机会名正言顺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发展周期。东部大部分省区都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竟达到80％以上。城市建设和交通通信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东西差距快速扩大。这期间，东部的高速和超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能源、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和盲目上马形成地区经济结构的趋同。特别是一度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市场疲软共存的现象，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所谓“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批评梯度推移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人提出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不一定决定经济开发的顺序，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改变落后面貌，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在“八五”和“九五”期间在中西部安排了许多项目，尤其是几条铁路的新建、扩建，三峡工程的上马，新疆油田的扩大开发，陕甘宁青电力工程的新建、扩建，西部许多省区对水土流失和大江大河污染的治理。1993年。国家计委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过规划报告，强调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西北地区的资源开发、铁路建设和口岸建设，扩大西北的对外开放。这一切表明，国家的地区发展战略对东部的优先不是绝对的，兼顾西部已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国家兼顾了西部的发展，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发展指标出现了西部高于东部的现象，例如乡镇企业在“八五”期间，中西部增长速度平均高于东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西部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西部地区的铁路营运里程达1.3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达34.8万公里，分别占全国的24％和31％。兰新铁路复线、宝中铁路、黔贵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及新疆、西藏的光缆通信设备都是在这期间投产建成的。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决策。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就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缩小地区差距，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并且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1999年正式确定的，同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江泽民强调，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1999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甘青宁考察工作期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和政策及优先发展的领域。他指出，第一，要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第二，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第三，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第四，要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