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安娜的爱情悲剧。它通过这一悲剧所反映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安娜的爱情悲剧是一幕深刻的社会悲剧。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变动中，农村宗法制经济迅速瓦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到处生根，大批农民日益贫困而被迫流入城市；处处农事不振，土地荒废。总之“一切都乱了”，都感到金钱势力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而贵族上流社会，道德堕落，官场腐败，贿赂风行，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赫赫有名的卡列宁部长，是一个虚伪、冷酷、极端自私的“木偶”。天潢贵胄奥布浪斯基公爵为了升官，极尽卑躬屈节、阿谀逢迎之能事并甘愿受辱。“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交集团，更是灵魂腐朽、道德败坏的垃圾坑；政府官吏集团，是尔虞我诈、冷酷自私、钻营牟利的“官僚机器”；老年贵族集团，是一伙假仁假义、两面三刀的伪君子；青年贵族集团，则是一群荒淫无耻的高等嫖客和娼妓。这些本身就是那个社会的最大悲剧，悲剧社会必然导致安娜爱情悲剧的产生。同时，安娜与卡列宁没有爱情的婚姻先就埋下了爱情悲剧的种子。17岁的安娜在含苞未放之时，便成了上流社会官场交易的牺牲品。她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世界，都与卡列宁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安娜美丽动人、真诚、坦率，卡列宁冷漠枯燥、庸俗虚伪。如果说安娜是一首流畅柔美的乐曲，而卡列宁则是一阵锯木头的噪音；如果说安娜是一块芬芳的草地，而卡列宁则是一片浊臭的沼泽。安娜嫁给卡列宁，尤如一个渴望阳光、热爱自然的人被推入了那黑暗而污浊的深渊。安娜厌恶卡列宁，主要不是因他那“不风雅的外貌”，而是他那卑污的灵魂。他“不是人”，是一个不懂得生活、不理解爱情的“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他一心“想得到功名，想升官”，婚后8年，他只把安娜当做他所操纵的单调乏味的家庭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摧残了安娜的青春乃至生命。
安娜把幸福寄托在渥伦斯基身上，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安娜对渥伦斯基的爱情是纯真的高洁的爱，而渥伦斯基则主要是爱安娜外形的美。渥伦斯基虽然是彼得堡花花公子中的一个优秀人物，但他从认识安娜、爱上安娜、享有安娜的爱情、直到厌倦安娜的整个过程，都没有真正理解过安娜。尽管他为安娜作出过牺牲，但他毕竟是贵族社会的产儿，其思想意识远没有脱离贵族公子哥儿的樊篱。他感到自己为安娜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致使他与上流社会失去了联系，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既影响了他的功名，也使他得不到合法的家庭（卡列宁拒绝离婚），对在四面杀声中十分绝望的安娜更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安娜毅然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这无异于借一叶小舟去横渡那波浪滔天的浩瀚大洋以达到幸福的彼岸。最后，她在“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的绝望悲鸣之后，悲惨地告别了悲惨的世界。
安娜爱情悲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她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她虽一度摆脱了作为卡列宁“机器附件”的痛苦处境，但却不可能摆脱由“官僚机器”们统治的罪恶社会。这个社会从宗教、法律、道德和舆论等等方面，都紧紧地束缚着像安娜那样试图触犯它那神圣秩序的人们。当安娜公开地向社会表示自己真诚的爱的权利的时候，她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了既与传统势力又与整个上流社会为敌的战场上。这样，她便自然地成为了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由于臭气熏天的上流社会的打击迫害，嫉妒、虚伪、****横溢但具有合法婚姻遮羞布的贵妇人们的辱骂、诽谤，逼得她不但失去了贵妇人的地位和赖以生存的上流社会，还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失去了家庭，最后失去了生命。
当然，安娜自身的弱点，也是她悲剧的原因之一。她在勇敢地向上流社会挑战的同时，又背负着贵妇人的精神枷锁；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在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同时，又不能完全去掉贵妇人的偏见和弱点，她深为自己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屈辱地位而苦恼，她随着爱火的日益旺盛而变得越来越自私、狭隘。从对渥伦斯基本无多大必要的担心、多疑最后变成了嫉恨和绝望，以至完全失去理智而走上了摆脱一切痛苦的轻身道路。
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既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新的发展的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更加集中的表现。它在为安娜鸣不平的同时，也指责了安娜未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的错误，并将其与吉提和列文的幸福相比较。特别是他将列文作为自己理想的代言人，表明了他已从地主贵族转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最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苏联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最早的伟大代表、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1868—1936）于1906年在美国创作并发表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母亲》。它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广泛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典范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的成熟，列宁赞誉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作品主要反映俄国1905年革命准备时期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它成功地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以巴威尔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为代表的第一批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作品通过这些光辉的形象，反映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成长的过程，揭示了马列主义和社会民主工党在指导和组织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以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主人公巴威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作者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他在领导“五一”游行被捕后，在沙皇政府的法庭上，以新世界的主人、统治阶级的审判者的身份发表了光辉的演说，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宣告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作品问世后，先后在欧洲乃至世界不少国家翻译出版，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最著名的小说三部曲
苏联最著名的小说三部曲，是阿·托尔斯泰（1883—1945）在1920年至1941年写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它包括1921年完成的《两姐妹》、1928年完成的《一九一八年》和1941年完成的《阴暗的早晨》。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到国内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它主要描写达莎、卡嘉两姊妹的爱情生活和他们在动荡年代里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道路以及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反映俄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艰苦的革命历程。作品鲜明地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在与人民的共同斗争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献身于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作品人物众多，线索交插，但条理十分清晰，人物形象鲜明丰满。
最早写“小人物”的小说
俄国最早写“小人物”的小说，是俄国19世纪初著名作家普希金（1799—1837）在1830年写的短篇小说《驿站长》。小说叙述一个小驿站站长辛酸悲惨的一生。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驿站站长维林和他女儿杜妮娅不安宁的生活；第二部分写维林因女儿被一个过路骠骑兵军官拐走的痛苦心情；第三部分写维林的死及女儿以后的命运。小说塑造了一个忠厚善良的驿站站长形象。他为旅客服务终日辛劳，却遭到过往官吏的欺凌。他在坎坷不平的生活中的唯一慰藉，就是他那单纯美丽的女儿。不幸女儿却被拐走，他嗒然若失，想方设法到了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女儿杜妮娅。可是狠心的军官明斯基却将他拒之门外。维林孤苦无依，悲痛成疾，回家不久便悲愤而死，最后连他的墓地也是一片荒凉和凄惨的景象。这不仅仅是驿站长个人的不幸，更是旧俄时代所有“小人物”和那个时代的不幸。小说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普希金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
最杰出的描写小人物的小说
俄国最杰出的描写小人物的小说，是俄国19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果戈里（1809—1852）在184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外套》。它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主人公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攒钱才做了一件御寒的新外套，并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竟被人抢走了，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遭到一顿辱骂，从此一病不起，最后含恨死去。作品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
最早歌颂共青团员的小说
苏联乃至世界上最早歌颂共青团员的小说，是苏联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以自己为原型，于1932年至1934年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写成的长篇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品写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维埃青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歌颂苏联人民为理想而无私无畏奋斗的崇高精神。作品塑造了共青团员保尔·柯察金这一光辉形象。并生动地描写了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历程，再现了俄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画卷，证明“钢铁是在旺火和骤冷中炼成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在同敌人以及各种困难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保尔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渡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不仅是保尔光辉一生的写照，也是广大进步青年的座右铭，它激励着无数青年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终生。
最早的多余人的典型
俄国最早的“多余人”的典型，是俄罗斯民族伟大诗人、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普希金（1799—1837）所写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他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一些进步书籍，有过热情而美好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的变革。但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虽有一些愤世嫉俗，然而又不能自拔；虽也蔑视贵族社会，但又不能与之决裂；虽对自己所处生活环境十分不满，但又因脱离人民而根本看不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他既不能振作起来，也无力采取革命行动，最终是一事无成，成了社会的一个多余的人，整天无所事事，沉溺在舞会剧场和醇酒美女之中。正如赫尔岑所说，“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做一个社会的“多余人”。这也是列宁所指出的十二月党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贵族革命者一个致命的弱点。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批判了形成这种悲剧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在这以后的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不少类似脱离人民的“多余人”的形象。
最早的新人典型
俄国最早的“新人”典型，是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在18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前夜》中塑造的叶琳娜。叶琳娜是一个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的贵族小姐，后与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相恋结婚，背叛了贵族家庭，与丈夫同赴保加利亚参加了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军。当丈夫在途中病故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决心做一名起义军的护士。在俄国农奴制即将废除、大革命即将到来的“前夜”，作者首先在叶琳娜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新人”理想，从而取代了过去“多余人”的文学形象。
最早的职业革命家典型
俄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典型，是19世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伟大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于1862年12月至1863年4月在狱中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代表作《怎么办》一书中塑造的“新人”拉赫美托夫。《怎么办》以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回答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应该怎么办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小说号召人们以暴力革命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歌颂了以贫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代表的一代“新人”，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光辉形象，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拉赫美托夫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他在革命急剧变化的年代，背叛了贵族家庭，脱离了统治阶级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革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为了支持革命，他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用于革命；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放弃了爱情，到人民中间去参加各种劳动，体验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对己对人都十分严格，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自制能力。他既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干家，又是一位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革命家，是俄国反对专制制度、夺取革命胜利的“杰出的”新人的领袖。《怎么办》在《现代人》杂志上连载之后，沙皇政府撤销了该杂志的检查官别凯托夫的职务，并严禁小说出售，直到1905年才重新与读者见面。列宁称《怎么办》是“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的“真正的文学”，并说“我在一个夏天里把它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实际上，伟大导师列宁和他的哥哥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都是在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被列宁称为“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恩格斯还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伟大的思想家”。
最早的革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