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每年国庆日,必有许多悲观的论述。说是民国成立以来,军阀这样专横,政客这样腐败,因而使人民这样困苦,毫无真正民国的现象。国庆日不是可庆而是可吊的,我也何尝没有这种感想。然而国民的责任,一方面固然要握有政治实权,整理全国。一方面又要从社会上尽力,使文化逐渐增高。现在我国的人民,自卫自治的能力,尚未充实,不能立刻夺回政权于军阀政客之手,而自行处理,固然有愧于民国国民的资格。然而社会事业,这十五年中,却有显着的进步。我不用说别的,只要把大学教育进步的状况说一说,就可以证明了。
就数量上说,元年,惟北京、山西各有国立大学一所。
各省公立的,止有高等学堂,如今的大学预科,没有大学。
私立大学,除教会所设者外,没有临到。到了现在,在北京国立的,增了师范、女师范、医科、农科、工科、法政、女子等大学,虽其间有仅足当大学之一科的,而终不能不认为独立的大学。又素有美国大学预备科<之称>的清华学校,已扩为大学。在江苏与广东,增了东南与广州两大学。天津的北洋,上海的南洋与同济,均扩为大学了。在上海又增了一个政治大学。省立大学,在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直隶、奉天等处,都已成立。浙江、安徽,也有成议。私立的,在北京有中法、朝阳、中国、民国、华北、平民等之十所。在上海,有复旦、大同、中国公学大学部、大夏、光华等等之十所。在福建,有厦门大学。总算起来,有□十几所。虽其中程度不及大学而冒用大学之名的很不少,然而名副其实的,只要有四分之一,也就十倍于民国元年了。
就内容上说,仅就名副其实的大学说一说,有几种是认为进步的优点。(一)从前大学,科目甚不完备,求曾在大学毕业之人来任大学教员,已苦于不易得,不得已仍以旧时代所谓学者充之。现今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岁有增加,除了一部分对于学问有十分兴趣,愿委身于教育者外,就是热心办事的学者,也因没有相当的事业,可以担任,而愿尽力于教育界,所以各大学延聘教员,尽有选择余地,而教员也很自重,不肯敷衍了事。(二)从前大学,以教员印发讲义,而在讲堂上照讲义演述一遍,便称尽责。并且这种讲义,年年如此,永不修增,学生领了讲义,就算得了学问,不要笔述,也不要备参考书,不要做实验的工夫。现在的大学,注重于图书仪器的设备,教员对于所教的学科,不断的继续研究,因而每次必有增加的新材料,且督率学生,尽自行试验自行参考的义务。所以较善的大学,必有较完备的实验室与图书馆,不光是空空洞洞的几个讲堂了。
(三)从前大学,还是科举的变相,所望于学生的,是毕业后可以供政府的任用。学生也抱了一种升官发财的目的而来,只要熬到毕业年限,骗到一张毕业证书,就可以别图发展。平日本来无需特别的用功,至于讲堂上课以外,更没有什么需要了。现在知道大学对于学生,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
所以于指导学生切实用功以外,还有各种体育、美育的设备,辩论演说的练习,游历调查的组织,以引起学生自尊人格、服务社会的精神。就这几点看来,不能不说今日的大学,比十五年前已经进步得多了。
还有一事,值得特别标举的。是现在大学渐共趋于设立研究所之一途。因大学的责任,本不但在养成一种人才,,来处理现在已有的事业,而在乎时时有新的发现与发明,指导事业界,促其进步。所以大学不但是教育与指导学术于学生的机关,而实在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机关。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
五年以来,其中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已着有不少的成绩,所着录研究生之十二人,也已有十二人贡献心得的着作。其他若地质学系,物理学系等,虽未立研究所名义,而教员研究所得,已为社会所推许。最近两年来,清华大学已设立研究院,而厦门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所的组织,这尤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
古人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立国之本,在实业与教育,而教育负有养成实业人才的任务。所以教育进步,确为国民进步的符验。没有好的小学,就没有好的中学生;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生。所以有人说,小学没有办好,就不必设中学;中学没有办好,就不必设大学,这固然有一方面的理由。
然而大学教育不好,就没有办中等教育的人才,中等教育不好,就没有办初等教育的人才,不也是有理由的吗?我是最接近于大学教育的人,所以由大学教育的进步,而推想教育界全体的进步;又由教育进步而推想实业的进步。只要从此进步不已,那政治、军事上的纠纷,是没有不可以解决的。我想过了几年,我们的国庆日,一定可以达到不可吊而可庆的程度。
据《申报》1926年10月10日、国庆纪念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