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叫谭治本，是上文写到的马龙台村一位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就已在生产队名声很响，因为他是一位有名的最老实、最守法、最吃苦的“地主分子”。据说马龙台村土改时，他家因有几亩田被划为地主；不久又因他父亲亡故，这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还只有二十来岁的他的头上。此后，这位可怜人就顶着头上的重压，度过了他漫长的中青年时代。“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在那些极“左”路线的岁月里，就连“贫下中农”本身都常常饥寒交迫，这些被“踩在脚下再踏上一只脚”的“阶级异己分子”处境就更惨了。年轻的“地主分子”谭治本，生就的老实巴交，那个年月受的苦不仅比贫下中农多，而且比他同类的“四类分子”都多。夏天上堤防汛，凡碰上要跳到旋涡回流中去打桩护坡这类险活，干部总要喊：“分子”先下去，于是他就光脚赤膊第一个跳了下去。冬天，在田间开沟挖渠，凡碰上要下到冰凌闪烁的深沟里去的这类苦活，干部又要喊：“分子”先下去，于是他又脱掉鞋袜第一个跳了下去。由于多少年来这种表现，他成了马龙台村一个有名的守法“分子”。多年的守法名声终于给谭治本带来了好运。改革开放开始后，他成了马龙台第一个被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头上的重压没有了，农村的经济政策一年比一年开放，儿子也长大成人了，于是这户以前最受奚落的人家，渐渐发家致富了，并成了村组里首屈一指的种田大户。今日的种田大户当然更比以前的“地主分子”妇孺皆知。
现在的这个人称“谭家大爹”的家，共种有水旱田30多亩，养了16头猪和一匹马，还有梨园、菜地，住宅则是一栋在远近都算讲究的二层楼房。且不说那30亩水稻棉花的长势，就说这16头白花花的肥猪和这匹高头大马，还有这一屋的家具、电器，哪样不浸透着这“谭家大爹”的汗水和心血啊！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要被水冲了！这位可怜的老人怎么承受得住这飞来的横祸呢？
使一般年轻人不解的是，老人怎么要急得叫“老东”来了？这只有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原来在抗战时期荆沙沦陷后日军南犯，铁蹄踏过荆江，占领了公安县的虎东地区，并在当时的虎东重镇麻豪口设立了日伪公安县政府。于是在数年的时间里，虎东沦陷区的人民受尽了日军的骚扰和蹂躏。马龙台是临近麻豪口的一个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留下了很多恐怖的记忆，只要谁喊一声“老东”来了，全村顿时就会鸡飞狗叫，家家户户马上就会扶老携幼仓皇四逃。谭治本当时已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了，跟着父母跑过“老东”。今天，听人喊开闸了、水来了，又见隔壁左右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不就像当年“老东”来了一样吗？一定是今天的惊慌场面引发了当年的恐怖记忆，一急一吓，老人的神经由此错乱了。
“‘老东’来了！‘老东’来了……”
老人开始不停地叫喊，叫声越来越凄厉。一边叫还一边在屋里屋外跌跌撞撞地跑进跑出，似乎是想收拾点东西，但又什么东西也没有收好。老人这个反常的举动，把媳妇和两个孙子吓哭了。屋里的主心骨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一时间全家人只有哭、哭、哭。
“‘老东’来了！‘老东’来了……”
是的，“老东”来了，再不能挨时间了，近处远处已经是脚步踏踏，人流滚滚了。
上门催促的干部见了“谭家大爹”屋里这个情景，也都陪着流下眼泪。但他们这时也只能履行一个职责：催这家人快点上路，快点把老人送走，家里的东西都不要管。因为这家人是外转到江北去的，路还远得很。
当沉重的夜色降临和满天的星星闪烁之时，这家人终于不得不踏上了转移路。两位孙子架着焦躁不安的祖父走在前面，媳妇牵着那匹马跟在后面。楼房、家具、梨园、16头猪，还有那田里的稻谷和棉花，就这样统统的丢在了身后。
老人的意识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边走、一边叫、还一边不断地扭回头朝身后望望。身后，他和他的家人用心血浇筑而成的楼房，连灯都没来得及熄灭。走了老远老远，身后的那点灯光才渐渐暗淡，最后和天上的星光融为一体。
但一路上，老人凄厉的已经沙哑的叫声，一直没有停歇：
“‘老东’来了！‘老东’来了……”
有趣的“沉杞庐”主人出走记
斗湖堤至闸口镇的一条移民公路上，有一个中岭村，村里有一户很特殊的人家。这户人家不是它穷得特殊，也不是它富得特殊，而是它的大门两旁一年上头都贴着对联，而且常换常新。如果留点意，还会发现它的大门门楣上嵌着三个篆体的铁字，懂点书法的人才认得出是“沉杞庐”三个字。即使认出了这三个字的人，也未必懂得其中的含义。
当笔者走进这“沉杞庐”采访时，才有幸破解这原是取自杞人忧天之意引申演变而来。
这是村民邹伏享的家。邹伏享三十七八岁年纪，样子看上去与一般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举止谈吐常露出点农村中少见的文气加迂腐。他是村里同龄人中少有的高中毕业生，不知怎么迷上了楹联这玩艺。前些年他就在自家门前贴上了“有诗书画联作伴，与牌将烟酒无缘”这副对子，这真可谓农村精神文明的表率。那几年他家里物质文明没有跟上来，住的还是两间土墙屋，他却常跑到外面去“与人作对”，导致妻子丢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改嫁走了。后来一位女人偏偏看上了他这种文墨人，与他组成了个新家。
从这时起他开始“两个文明一起抓”，一边继续“与人作对”，一边与新的妻子一起在自家屋后开辟了一块近两亩的橘园，同时也加强了几亩水旱田的耕作和管理。几年后家里橘园挂果了，水稻棉花也丰收了，原先的两间土墙屋变成了三间砖瓦房。此间他的联艺亦有了令人瞩目的长进：1994年6月，中国楹联学会与北京温泉百亭垂钓乐园联合举办全国性“金鹰杯百亭征联”，他以“暮霭依亭，清露欲沾游子梦；琴音浮水，沉鱼熟识故人心”这副妙联获奖。1995年他的橘园大丰收，产橘近万斤，盈利5000元。他一时高兴，突发奇想，竟做了一件在全国楹联界可算是破天荒的事：他在当年《对联》杂志第3期上刊登了一则“吟橘征联求友启事”，开始了中国楹联史上第一次农民个人征联活动。很快，全国各地的292位联友（其中不乏名家），将他们创作的1361副橘联，寄到了荆江分洪区内的这个中岭村，寄到了这个“沉杞庐”。那些天，可把我们的“沉杞庐主人”喜坏了也忙坏了。收信、回信，抄录、编号，筛选、审定，打印、校对，这几乎都是在夜里做的，而且是独自一人做的。评选（评委当然惟他一人）结果是：初选127副，复选20副，终选10副。终选10副作为获奖作品，奖品是给10位作者每人赠订一份1996年全年的《对联》杂志。复选的20副也都有一份小纪念品，初选的127副则全部打印成册分寄作者。他的这次破天荒的征联活动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情节，可是这离开了本书的主题，不得不就此打住。
现在，还是让我们话归8月6日的下午吧。
这时邹伏享刚从堤上防汛换防回来，坐在“沉杞庐”堂屋里歇气。当然他和一般农民不同，一坐下又习惯地拿起新到的《对联》杂志和《中国楹联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已得到了转移消息的妻舅慌慌张张从屋前走过，瞄见他还在不声不响地看书，就大叫道：我的老子，你知不知道要分洪了？他抬起头望了一眼对方这惊头慌脑的样子，心想这当舅舅的真不沉着，就笑着回答说：年年都有人要躁一下的，您不要自己吓自己。
舅舅见他居然不信，急得跳起脚来：你这个迂鬼，你出来看看，外面都有人动了！
他这才出门来望了望，果然见远远近近已有人在搬运东西了。不过他还是不相信，直到村组干部和上面下来的工作同志上门作了正式通知，他才信了。他觉得还不放心，赶忙把电视机打开收公安台。不想电视机没有图像，他想起是高压包坏了最近没时间修，好在还有声音，一听正在播送：“……指挥部紧急通知分洪区内的老、弱、病、残、孕、幼及低洼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