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月七日开始，加上整个十一月中旬，九兵团所辖各部从辑安和临江陆陆续续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东部山地。
在此之前不到一个月时间，十三兵团及后续部队五十和六十六军已陆续入朝，并在西部开辟战场。现在，志愿军第九兵团又将渗透到朝鲜东部战场的条条山谷。
这是新中国的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不过，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官兵在踏上相邻的异国冻土时，“并没觉得头回出国有多少的新鲜和惊奇”；这些绝大多数出身农民的军人似乎对朝鲜并不陌生，他们可能不知道远在周武王灭商之际，商朝贵族箕子就曾率众“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见汉书《东夷传》。而武王随后做了个顺水人情，“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见史记《宋世家》。；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军队便曾经“援朝抗倭”，帮助朝鲜当时的李姓王朝击退日本丰臣秀吉军队的越海侵略；但是，他们当中一定有不少人知道薛仁贵这位在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已久的英雄。他们多少知道些“薛仁贵征东”的故事，晓得那位曾经“将军三箭定天山”的唐朝大将军，也曾统兵东征，讨平高丽。
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九团的山东籍老兵赵书林在“出国的队伍”中就曾听到有人说：“听说过薛仁贵吧？薛大将军？他带兵打过高丽——就是朝鲜……”
“听说薛仁贵是白衣白袍？”又有人插话，“咱也一身白吧！”
赵书林知道，“一身白”指的是有些部队把棉衣翻穿，大衣也翻穿，让白布衬里露在外边，在雪地里便于隐蔽。
在匆促入朝的队伍中，像赵书林他们这样轻松对话的时候并不多：人们从蜷缩了几天几夜的闷罐车厢里跳下来，还没伸展几下疲惫的腿脚，便感觉“掉入冰窖似的”，一下子跌入了北国刺骨的风雪，一个个抱着胳膊，缩着肩，浑身冻得哆嗦，不停地跺脚。那些南方兵，“有的从没见过大雪”，穿着单薄的衣服，望着田野的冰雪，“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下去。”
入朝的过程也不尽相同，那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情景在九兵团入朝的队伍中并不多见。
五十九师是九兵团在东线最先入朝的部队，这个师是九兵团在东线唯一乘火车直接入朝的。不过，他们入朝的场面并不壮观。
一七六团后勤处管理排长曲肇录记得，他们团的列车是直接开到朝鲜江界的，“一边朝火车下扔东西轻装，一边往朝鲜开……”到了江界，赶紧下车卸东西——“我们的面粉都扔了，只留下大米，几十副担架抬，抬得很快，让到山上隐蔽。一营几十袋面粉没扔，带来卸在江界火车站，没来得及抬走，就让美国飞机给炸了……”
山东蓬莱入伍的战士孙贵正是一七六团二连的炊事员，当时他们正在江界车站集合收拾东西，也看见了那几十袋面粉，“飞机来了，我们找地方躲，‘咣咣’炸弹一下来，一堆面粉扬场一样爆起来，一片白雪，像风扫了灰场。”孙贵正看见，有好几个人从面粉的白雾中奔跑出来，“可能是埋在面粉堆下头，闹得一身白面，也有的负了伤……”
这个团的政治处干事缪俊清在入朝第一天，也看到了敌机轰炸江界的情景。当时，他乘坐的火车“开到江界后，下车，天亮了，不能走了，部队到山边上隐蔽宿营”。缪俊清正在山边“解开背包睡觉”，敌机便飞临江界。开始，他有些麻痹大意，“是没料到敌机的厉害，想尽量沉着，不慌乱，显示胆子大，所以躺在地上没动。”后来，当他看到“燃烧弹哗哗落下来，四处腾起烟火，就跳起来抱着被子逃，跑得比谁都快”。
一七五团政委沈云章带的列车开到江界后，发现“当时江界还没炸光，古建筑镇江楼还立着呢，跟中国建筑式样差不多，‘镇江楼’三个字还是汉字……”不过，沈云章没心思过多欣赏异国的战争风景，他等到“团长带的一列车也跟上来”之后，便命令“带部队上山隐蔽，又叫参谋人员设法去找朝鲜翻译……”
当时，沈云章带的车是二十军最先进入朝鲜的，“连师部还没有到江界”，许多问题都无法请示，“电报联络也因为列车行进中不通畅”，所以，他和团长两个只好自作主张。“后来，我们搞来了十几个翻译，他们中朝两国话都会讲的，师部上来后，分给师部几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沈云章和团长也考虑到了粮食问题：只靠入朝前每人随身携带的一袋干粮怎么行？“听说江界是朝鲜政府的临时所在地，就想去找朝鲜政府解决。”沈云章和团长“见到一个朝鲜的副委员长，会中国话的，问他：粮食怎么办？他说：我们政府乱了，你们见到朝鲜人的粮食，可以就地征用——现在国家快亡了，顾不了那么多，将来我们再弥补……”
于是，沈云章立即召集开了一个团党委会，决定率部向前开进，以便“迎击敌人，确保江界”。他们认为，“不能再等师部上来了，因为江界是朝鲜政府的所在地，听说金日成也在江界，要确保；前边是四十二军在顶着，枪炮声都听到了，必须立即上前迎敌……”
五十八师是在五十九师之后，于十一月七日夜间从辑安过江的。不同的是，他们没能坐火车直开江界，因为“当时铁路桥靠朝鲜一侧已被敌机炸掉”，所以他们只能步行过江进入朝鲜——好在江面上已架起浮桥。
五十八师第一个带头过江“出国”的是师长黄朝天。不过，毕竟是跨越国境，黄朝天身为一师之长，也遇到了一点麻烦，“不得不打了一架。”
夜十一点多，黄朝天带着警卫员，身后跟着侦察科长、侦察参谋和一帮侦察员、通信员，后边是一七二团的队伍。
黑暗中上来两个边防执勤哨兵，吆喝了一声，不客气地将黄师长拦住，向他索要出境证。
一路急如星火赶到这里，要紧急入朝，哪里来的出境证？但是，边防哨兵有自己的职责，“没有出境证不能出国！这是国境线！”
黄朝天怒从心起，喝道：“快闪开！老子奉命上朝鲜打仗，延误了军机，看你有几个脑袋？”
黄朝天不由分说，要强行通过，两个边防哨兵也不示弱，“二人一左一右扭住黄朝天不放手”，一定要出境证，或者是要“接到边防司令部的通知”。
见到师长被拉住挣脱不开，一个侦察参谋朝黄师长的警卫员孙堂吼了一声：“孙堂，你干什么吃的？！”
话音未落，就见孙堂和几个侦察员猛扑上去，擒了两个边防哨兵……
黄朝天一边骂着，一边带人跨过浮桥，进入鸭绿江对岸。随后，大部队络绎不绝地开来……
好在枯水季节，江边水浅，又刚结了薄冰——两个在争斗中被摔在冰水中的边防哨兵爬起来，“气得吼骂一通，却又无可奈何。”
鸭绿江浮桥头为出境证“打架”的风波刚刚过去，五十八师各部人马便开始汇聚江边，人头攒动，挤挤挨挨。马儿喷着响鼻，驭手甩着长鞭，指挥员吆喝着队伍，夜风扫过人们单薄的军衣，人们跺着双脚，在袖筒里捂着双手，鼻嘴里不停地向寒夜呼出热气，焦急地等待着跨过浮桥。这时候，出境证已不再成为问题，人们抱怨的是浮桥过于窄小，大部队通过显得十分拥挤，骡马车辆辎重和队伍夺路争先，使得过桥的秩序颇有些混乱。尤其是五十八师之后，六十师、军直单位和八十九师陆续开到，更使得江边“像赶集似的，乱成一团”。
五十八师后勤部财务科的女会计吴芳当时才刚满十七岁，入朝前“从供训队学完会计，分到五十八师后勤”。过江那晚上，“在辑安下了火车，吃了顿晚饭，又轻了装，就上鸭绿江走。”吴芳跟着队伍到了江边，看见“黑乎乎的江边人挨人、人挤人，几路队伍等着过江……还有文工队，都穿着皮袄、戴着大皮帽子，扛着担架；也有人找不到队伍，乱呼乱喊的”。吴芳和她的队伍等了好一阵，才轮到过浮桥，“桥有些不稳，摇晃，又窄，黑乎乎的，我胆小，拉着前边一个老同志的衣服走过去的……”
不少部队的火炮和运输车辆一时过不了江，便都留在了江北。五十八师炮团的一位名叫张立俊的排长，就因为“火炮过不去，我们就没等火炮装备，上头要求两小时过江，我们就跟步兵一样背着背包走过去了……当时也觉得不那么得劲儿：说你是炮兵吧，你没炮；说你是步兵吧，你又没扛枪……”
一七二团三营的队伍过江时，“因为挤，好几个兵给挤下桥，摔到冰水里，有一个还是炊事班长……”副营长吴国祥至今还在懊悔：“那几个战士摔水里冻麻了，当时寒流来了零下十几二十度，我是出于爱护，到前头有火的地方让他们烤烤火，休息休息，结果坏了，冻了腿，一烤，害了他们，有两个战士后来锯了腿……”所幸的是，吴国祥采取措施比较早，“让一个班拆一条棉被，搞手套，搞帽耳朵。”
也有的单位“剪毛毯做成帽子，用袜子套在手上做手套用”。五十八师医疗队的副队长潘丁荣就“提倡各单位群策群力搞防冻”，“虽然白布袜子套在手上，毯子剪一块缝个筒子扣头上，肯定影响军容，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更多的部队采用的是“把白毛巾包在头上，再扣上大盖帽，为了保护耳朵”，但是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像是头上负了伤缠了白布。”
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后勤处长汪贤孝入朝前，“没有收回各营、连的绑腿”，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后来“入朝时，衣服单薄，我们团是打着绑腿过去的，这绑腿对防寒倒起了作用”。
一过鸭绿江，各部队受到的“待遇”是被一视同仁的：一是挨冻，二是挨炸。
五十九师一七六团一营机炮连指导员陈兰风的连队，“一部分人扔了大盖帽，却没拿到棉帽，光着头上了朝鲜”，“坐火车到了江界后，在山脚下河边烧饭吃，来了飞机，炸弹丢下来，炸了九连的连部和伙房。听说九连连部炸得差不多了，就一个副连长出去查哨，算是躲过了。”陈兰风接受了九连挨炸的教训，要求连里的炊事班，“烧饭不能冒火，烟一定要开引烟沟散开，不能叫敌机发现目标。”
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侦通连到朝鲜江界的第二天早晨，就遭到敌机轰炸，一死三伤。这个连的指导员吴精国说：“到了江界，我们连架电话线，把线开通到团指挥所……夜里休息，别人都在山沟里刨个雪坑蹲一蹲，蹲一会儿得起来跺一会儿脚……好歹给总机班在山下找了个破房子，没想到让敌机早晨飞来给扫射了，守机员张明富牺牲了。为保护总机，子弹射烂他的腰和屁股，总机没坏。还有三个人负伤……”
八十九师后勤部女会计王福英是从上海入伍的，和五十八师后勤财务科会计吴芳是同学，也是“刚入朝没几天，就让飞机上开机关炮打死的”，吴芳后来听说，“福英死得很惨，前胸都给机关炮炸成豆腐渣了。”
六十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刘决时“过鸭绿江后，找不到路，朝鲜老乡讲话呱啦呱啦听不懂”，可是，刘决时又负责为司令部打前站，为此他“急得不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会中国话的朝鲜人，“说是从平壤撤过来的，愿意带路。”“第二天，到地方宿营，见路边有空房子，就进去摊背包睡觉，”他后悔没警惕：一路上看见不少飞机炸死的骡马之类的。果然“天亮后，敌机来了，哗哗扫射，我披衣跳下来就朝山上跑，差点没炸死到屋里，可我的被子、挎包都给烧了，挎包里的立功证、日记本等等都烧了”。
在辑安东北方向一百多公里处的临江，二十七军和二十六军入朝的时间比二十军稍晚些天。不过，那时候气温降得更低，使得这两个军“一入朝便遭到敌机轰炸和寒流的双重打击”。
二十七军八十师的高圣轩在从安东转道临江方向第二次入朝时，奉调离开二三九团，前往师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火车到临江后，下火车，我上师里报到，雪下得很大，到膝盖深……当晚部队就入朝了。”高圣轩他们也是从鸭绿江上的木板桥过去的，“一过去，看不见路，都让雪盖死了……部队衣裳也薄，穿着回力鞋，也没寒带行军作战的经验，宿营时，雪地上一仰就睡，累呀，可醒来就冻得走不了路了。找人抬吧，越抬越冻、越糟糕，到第二天晚上全师就冻伤减员二三百人，仗还没打就开始减员……”
二十六军的情况更严重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三营七连指导员方光超“从临江过去的时候，上冻了，可以从冰上走过去”，“夜里过了江，第二天早晨天亮了，说看看朝鲜的风景吧，敌机来了，好几种飞机：大头的、小头的，向下俯冲……”这么一来，方光超还真开了眼，他看见“一架飞机飞得太低，撞到电线杆上，驾驶员跳伞弹出来，伞没等张开就摔地上了……”方光超派一个排长带人去找美国飞行员，“找到了，人死了，弄回来一块手表、一把手枪——一仗还没打先缴获了战利品。”不过，方光超“高兴了没一会儿，就开始发愁了，天亮后不能行军，要宿营，可是山上到处积雪，半尺多厚……”方光超和他的连队只得雪山露营，“扒扒雪，铺上被子蜷一会儿；有的干脆雪窝里蹲一夜……干部有大衣的，两人互相搂着脚躺一会儿，战士可就苦了。”
结果是，方光超的七连一共一百四十七人，入朝第一天就冻坏三十来人，“一个个脚都冻黑了，就留后边了。”
二十六军工兵团特务连入伍三年的老兵文延合，“过了鸭绿江，走了一天，遇到一条河，要架桥”，连队从朝鲜老乡那里“找来木头、门板，自己带的大钉子，架桥……从下午一点架到夜里三点多，敌机老是炸，炸断两回，到第三回才算架好桥。可我们冻死不少人，两个连架桥，冻下去一多半人。炸弹炸碎了冰，蹬到冰水里架桥，冻得衣裳都脱不下来……我们班许连生冻僵了，我给背回来，以为死了，慢慢又缓过来了”。文延合所在的排“只剩下七人，我的脚还冻了，脚趾都掉了……”
二十六军炮团五连运输班的战士袁庭亮曾经走过文延合他们连夜架的桥。
“过了鸭绿江，大概是第二天了，遇上一条河，有架好的浮桥，人可以过，骡马驮着大炮过不了。我们就抬炮从桥上过，骡马牵着走河面的冰过去；河边上有冰，可是中间没冻，到膝盖深的水，牵牲口过去——就这么把我两条腿冻坏了，大脚拇趾也截了去……”
遭空袭受到损失的情形一入朝就屡屡发生。
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夜里从临江进入朝鲜，第二天傍晚就遇到空袭。师司令部参谋赵永强接到二三六团的报告，“说一、二营的指挥部都给炸了，是燃烧弹，一个营教导员的脸给烧花了。”差不多是同时，二三七团的三营营部也被炸了，赶上营里召集各连连长开会，在一间老乡的房里，“一下给连锅端了，只差一个八连副连长没参加会，加上营部的军医和协理员在房门口，炸弹下来就跑了，三营其他连以上干部全完了”。
由于三营被炸，使得入朝前刚从团作训参谋提拔为管理股长的赵连基，“一入朝就当了三营的营长。”当时，赵连基的管理股在朝鲜一个叫中江镇的地方宿营。“大概下午三点多，被人叫醒。我那会儿正睡觉呢，说是团里找我去……到山根下一片稻田，有人在沟里趴着，张副团长正等我，一脸的阴沉，说让我跟他上三营看看去，说是被炸了，详细情况不了解……”
赵连基跟着张副团长到了三营，“一看情况，坏了。三营炸得只剩了三个干部，当晚还得出发行军……”张副团长和赵连基着急了，“连房也没进，就去找团长、政委。当时天快黑了，在老乡一个地窖口，团长政委和张副团长商量着，赵连基等候在一边。”决定很快作出了，赵连基听见张副团长说：“就叫跟来的赵连基去吧，再调配一批干部给三营……”
这样，当晚七点多钟部队出发时，赵连基已经是三营营长了。
